议《李双双》小说与电影的改编

议《李双双》小说与电影的改编 议《李双双》小说与电影的改编

摘要:无论是小说《李双双小传》还是电影《李双双》,在文学史和电影史上都留下了光辉的一笔。本文从故事情节设计、主次要人物的塑造等方面对两者进行比较分析,试图揭示作为不同的艺术手段,两者在塑造同一人物时的表达方式上的异同。

关键词:《李双双》;故事情节;人物

《李双双》是作家李准在“大跃进”时创作的一部小说。该小说在发表之后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后又很快被改编成电影。无论是小说《李双双小传》还是电影《李双双》,都真实反映了农村群众的生活,所塑造的“李双双”这个鲜明生动的形象,在文学史和电影史上都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作为文学和电影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两者都倾向于对简单的“进步”和“落后”的塑造,没有过多着墨于“中间人物”,以及鲜明的批判性;两者在表达同一主题的时候,都能够配合政治生活,尊重和反应客观现实,并塑造出典型环境中典型的人物形象。虽然有如此多的共同点,但由于采取的艺术形式不同,两者在表达上也有很多的不同。

一、故事情节设计的比较

小说如同日记一样记叙几件小事:孙喜旺当炊事员谋私;孙有的水车事件;公社食堂的剩红薯。多以人物对话的形式去讲述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配合当时的“大跃进”运动,塑造出一个符合“大跃进”运动的完美人物形象,进行政治的宣传。但是,小说中的几件小事之间的连贯性不强,彼此孤立突兀地存在着。

然而,在电影中,从一开始就出现李双双与村民的“木头冲突”,这就奠定了李双双这个泼辣直爽、容易得罪人的性格基础;紧接着是李双双与丈夫关于妇女能不能参加大跃进的冲突;李双双参加了大跃进之后,与金樵夫妇不断产生矛盾分歧。由于电影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在叙事上的需要,这些冲突一个接一个,不仅故事性很强,彼此之间连贯性也很强。

另一方面,在电影与小说结局的处理上,两者也有极大的不同。小说中的结局是李双双推着水车,看着大家在吃饭,感受到了丰收,而喜旺则暗下决心赶上妻子。而电影中的结局则是李双双用行动感染了丈夫和队里的大伙儿,夫妻和睦一起进行劳动生产。从结局上来看,电影的结局相对较好,它给了剧中所有人物与冲突以完美的结局,并且在宣传教育上有很大的意义。

二、人物、人物性格与事件冲突

小说中的人物关系很简单,围绕着几个冲突出现的直接人物并不多:李双双与喜旺,金樵,孙有。小说的主要冲突以李双双与周围环境以及环境中的个别人物的冲突,包括与丈夫喜旺之间的冲突。小说没有太多白热化的冲突事件,甚至是两夫妻之间的小冲突,也并没有过多进行渲染。同时,小说人物的性格多以静态存在,人物性格本身如何就一直如何,仅有喜旺从开始的生产积极性和觉悟没妻子那么高,到最后拒绝孙有的水车并暗下决心赶上妻子。

相对于小说,电影就精彩很多。

首先是电影中的众多人物。除主要的正面人物李双双,还有次要的人物喜旺,金樵夫妇,以及一些直接与剧中冲突相关的桂英,二春,大凤等等。这些人物的性格也是极其鲜明。李双双,喜旺,甚至金樵等人的性格也是丰满、形象、富有人情味,更重要的是这些人物的性格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李双双爱管闲事,心直口快,得罪人;但是她心眼好,帮助别人不计前嫌;同时在影片最后,李双双自己意识到了自己给别人带来的不快,并且在喜旺告之金樵藏私之后,没有立刻去找金樵,而是犹豫着坐了下来。喜旺的性格也是动态地变化着,从最初低调、不得罪人;到因为老婆被迫得罪人;之后离家出走又回来,理解妻子并以行动去支持妻子的正直。除此之外,一些配角的形象也很吸引人,如桂英与心上人二春赌气,但是对于家人安排的相亲仍然拒绝,一面找李双双帮忙,另一面仍然不理二春。还有大凤,被李双双批评农活不好,并与之结下怨恨,但在丈夫离家之后李双双道歉,俩人又和好如初。

围绕人物出现的矛盾冲突,电影也要比小说胜一筹。以李双双这一形象为例,李双双主要面临三类冲突:一是与丈夫关于要不要出风头的冲突;二是与金樵等人的冲突;三是与自己之间的内在冲突。再有,电影关于李双双夫妻之间矛盾冲突的着力表现,两人由和到分,然后吵架、离家出走,再到喜旺表达对妻子的爱意,两人相视而笑。此外,剧中的次要人物之间的冲突也很精彩,如桂英与二春这一对恋人的怄气,不仅使次要人物鲜明生动,同时也为电影增色不少。

三、艺术特色与“中间人物”的缺乏

对于小说来说,迎合“大跃进”的意图而创作,塑造出的符合大跃进运动的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带着明显的榜样与政治宣传教化作用,也被之后的一些学者认为是“没有生命力的宣传读物”。但是从艺术特色上来看,小说对“大跃进”时期农村真实生活的反映,以及对于农民质朴、勤劳的歌颂,都具有很大的社会意义。而电影抓住小说所歌颂的人性光辉,以一种民间表演艺术的“二人模式”,在此起彼伏的矛盾冲突中,最后落脚在美好的人性上。这种对中国传统农村劳动人民骨子里的美好人性的把握,即使在今天这样一个工业化时代,也依然能够触发观众内心的共鸣。

但是,电影和小说或多或少都有些缺陷。比如在电影之中所运用的“二人”模式并不是导演或者编剧刻意去使用的,更多的是无意之中的运用。作品为了表现鲜明的主题,塑造鲜明的人物性格,因此采取的对英雄的正面人物的刻意强调与突出。

此外,电影和小说都突出一个主要的、正面的、英雄的人物,其他所有人物都为其服务。剧中的人物只有简单的两类:进步或者落后。而在现实生活中,中间人物却占着绝大部分。因此,《李双双》之后,邵荃麟曾针对此提出“中间人物论”,强调作品不应只针对英雄人物,而忽略最广大的中间人物;艺术的对象是人民大众这些中间的人物,英雄人物在人民之中仅是少部分。不管是电影,还是文学,都是作为一种教化工具,如果过分突出某一类人物,必然使得这种教化功能丧失。

除“中间人物”缺乏之外,小说或者电影在尊重客观真实生活的基础上,并没有达到批判现实的层面。作品中歌颂进步的人和事,但是对于落后的人物,批判力度远远不够。并且,作品都没能深层次挖掘人性自私落后等背后的原因,思想不够深刻,社会性也不深刻。

然而,即使缺乏深刻性与批判性,也不影响作品所带来的审美愉悦感,以及作品中所歌颂的勤劳、质朴的劳动人民的精神,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团结与奋斗精神。也正是因为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美好人性,才使得这部作品即使在与当年完全不同的今天,依然能够赢得许多赞誉。

参考文献: [2]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48.

[3]邵济安,王存诚.邵荃麟百年纪念集[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400-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