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独角镇墓兽造型中的民族文化元素探研

[摘要]汉代开始大量使用独角神兽作为镇墓兽，多见于神道石造像和墓室壁画。从汉代独角镇墓兽造型可以窥见多地域、多民族文化所经历的漫长而复杂的融合轨迹和中国古代多元民族文化相互传播、融合的历史背景，以及早期民族文化中图腾崇拜和巫傩文化的遗迹。楚文化、羌文化、草原文化、西域文化等对汉代独角镇墓兽造型的影响显著，产生了诸如麒麟、獬豸、飞廉、犀兕等神兽形象，并赋予它们不同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功用。

[关键词]汉代;镇墓兽;民族文化;图腾崇拜

汉代文化是由众多地域文化圈相互融合、相互依存所形成的一个大文化系统，如楚文化、秦文化、中原文化、羌巴文化、草原文化、西域文化等。汉代始兴厚葬，大量使用镇墓兽，用以趋吉避凶、辟邪镇妖、助人升天。保存至今的汉代墓葬建筑中，常见的独角镇墓兽有麒麟、天禄、獬豸、犀兕、飞廉等。这些独角镇墓兽作为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们虚构出来的艺术意象，同时出现在汉代墓葬中，这一现象必定根植于多元民族文化融合背景下。有着不同文化来源的独角镇墓兽形象，其造型必然有各自独特的发展轨迹，也必然被赋予各自不同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功用。

一、麒麟、天禄

汉代墓葬壁画和石造像中以“鹿”为原型的是麒麟（天禄）。天禄就是独角的麒麟，麒麟有时也被认为是独角兽。古礼初用全鹿，后用麟趾代之，这种麒麟崇拜实际上是鹿角崇拜的发展。鹿角因其能够“脱落-再生”，所以代表着生命的循环;而且在巫文化的世界里，它还是登天的“刀梯”，能沟通人神。①对鹿角崇拜是古楚人原始巫术顺理成章的产物，长沙战国楚墓和湖北江陵楚墓中，广泛使用鹿角镇墓，还出现了四鹿践蛇造型，反映了楚地文化的鹿角崇拜对汉代镇墓兽兽角形象的影响。饶宗颐先生认为，楚墓中的鹿角镇墓是使用鹿原有之角稍加修削，安在基座上作为装饰，并且“施于墓葬厌胜”。②秦灭楚后，吸收了楚地的鹿角崇拜，汉承秦制，故而鹿在汉代墓葬礼制中也具有崇高的地位。马王堆汉墓曾出土“鹿角神兽升天”漆棺画（见图1），从中可以看出楚文化对汉代壁画和石造像艺术造型的影响，麒麟、天禄等镇墓兽应是受到楚地鹿角崇拜文化习俗的影响。

汉代古籍有记载的西域的独角兽造型是桃拔，又名天禄。《汉书・西域传上・乌弋山离国》：“有桃拔、师子、犀牛。”颜师古注引孟康：“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一角者或为天鹿，两角者或为辟邪。”由此可知，天禄是来自西域的动物。汉代古籍记载天禄形象作为镇墓兽使用的是宗资墓（见图2），《后汉书》卷8《孝灵帝纪》：“复修玉堂殿，铸铜人四、黄锤四及天禄、蛤蟆。”李贤注：“天禄，兽也……今南阳县北有宗资碑，旁有两石兽，镌其膊一曰天禄，一曰辟邪……汉有天禄阁，亦因兽以立名。”《水经注》：“……M水经其南，汉熹平君所立，死因葬之，刻石树碑以族厥德，隧前有师子、天鹿，累砖作百达柱八所，荒芜颓毁，凋落略尽矣。”麒麟、天禄这类鹿形独角镇墓兽具有外来文化的基因，即吸收了西域文化和艺术造型的元素，是结合本土鹿角崇拜思想构造出的艺术意象。

二、獬豸

汉代流行的獬豸冠揭示了汉文化和荆楚文化对独角羊崇拜习俗的相互吸收融合。春秋战国时代，楚国崇拜獬豸，楚国国君曾经捕获到“獬豸”，仿照“獬豸”的形象制作了衣服和帽子，后人称之为“獬豸冠”或“楚王冠”。《淮南子・主术训》：“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国效之。”《后汉书・舆服下》：“法冠，一曰柱后……或谓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别曲直，楚王尝获之，故以为冠。”③《史记・淮南衡山列传》、《集解》引蔡邕：“法冠，楚王冠也。秦灭楚，以其君冠赐御史。”由此可知，原本在楚地流行的獬豸冠，秦灭楚后被朝廷用作使节和执法者所戴“豸冠”，一直延续到汉代。汉代南阳地区原属楚地，故而在南阳一带出土的汉画像砖石多有獬豸的形象出现（见图3）。牛大伟等认为，若从民俗文化的区域性与传承性来看，南阳汉画中的独角神兽形象，应是楚人獬豸崇拜观念在南阳一带民间丧葬习俗中的一种遗绪，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文化特征。④

汉文化与羌文化中羊图腾的融合也是独角兽羊角崇拜的文化根源。按古文字理论，“zhi”、“chi”等古音，读为“di”等，故独角兽“D”之发音，大抵与“氐”、“羝”同。“氐”与羌通，同为羊图腾之族。“羝”即是羊。⑤羌文化在中国上古时期显赫的历史地位，汉晋史家皆有此论。《后汉书・西羌传》有载：“西羌之本……姜姓之别也。”《左传・哀公九年》记载：“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炎帝族名称之“羌”，姓氏称之“姜”，以羊为图腾。羌人以羊为图腾的信仰和独角羊崇拜至今还保留在的民间习俗中，如青海河湟谷地社火仪式的“老羊歌”的妆扮，藏传佛教中喇嘛们头戴的法帽，陕西略阳县江镇新、老江神庙板绘彩画人物形象等，以独角羊“獬豸”形象为特征的羌文化得到延续和传承。陈荣认为，以独角羊羊角帽（獬豸冠）为标识的羌人文化，在青海、西藏、甘肃、陕西、云南、四川、新疆等地都有所表现。⑥羌人羊图腾最重要的遗存就是图腾柱――“羊柱”或“羊角柱”。陆思贤认为，羌族的图腾柱立于地面上，构成了最古老的观测天象的地坪日晷;伏羲氏的观象画卦，也是从羊角图腾柱上开始的。⑦羊角和羊图腾所具有的神圣力量是汉代镇墓兽獬豸形象备受推崇的根源，獬豸造型直接来源于荆楚文化的獬豸崇拜、羌文化的羊图腾。

三、犀兕

汉代墓室壁画中肩生双翼、头生尖利独角的神牛――犀兕的造型（见图4），是源于楚巫文化的牛角崇拜。⑧犀兕画像往往被刻画在木门的下限石上，常表现为与人或熊虎前抵相斗。据犀兕画像所处位置和基本特征，符合楚地的地府冥神――土伯“其角~~、其身若牛”的神象。原属楚地的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土伯手持鹿角”漆棺画（见图5），说明手持鹿角和生有牛角的土伯具有助人升天的能力。南阳曾属楚地，汉画像石刻受到楚巫文化的影响，最为常见的就是将一根牛角（号）作为发号施令的法器，其辟鬼的巫术意义是显而易见的。⑨ 牛角崇拜的符号特征是从良渚文化时期对于“农业之神”形象的构想开始初步形成的，“神农牛首，结绳而治”，牛角代表中原农耕文明的土地崇拜。《述异记》记载：“有蚩尤神，俗云人身牛蹄，四目六手……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蚩尤是三苗九黎部族的祖先，其牛角形象具有南方苗文化发源特色。⑩而今黔东南的苗寨仍在使用牛角杯盛酒招待贵客，这是源自兕角能验毒清污的功用，说明先秦时期就出现了叫做兕觥的酒器，并被苗文化传承至今。

学术界还有独角兽的兽角源于犀角、独角兽文化源于草原文化之说。金刚从语言文化学角度考证神化动物独角兽之称[kiat]及其诸变体和异称，独角兽可视为犀角虎身的动物，或称之曰犀虎综合图腾，属古老的龙虎文化之组成部分，独角兽文化源于蒙古族祖先“乞牙特”（乞颜）氏及其先人。11从语言学角度证实了犀兕造型的草原文化血统。

翦伯赞先生在论述武氏祠的汉画像石时说：“像这样的画像，特别是有翼的天使之出现，显然不是中国古代艺术的传统……天马、灵犀、狮子、三足乌、傅翼虎、一足牛、比翼双头鸟之类均为外来的图案。”12按照翦伯赞先生提到的灵犀与犀兕应属于同类，即独角镇墓兽犀兕造型是受到西亚文化影响的艺术造型。由此可知，汉代墓室壁画的犀兕形象来源于南方巫文化的牛角崇拜、草原文化的犀虎图腾、西亚文化的有翼兽形象。

四、飞廉

汉代文献《三辅黄图》：“飞廉，鹿身、雀头、有角、蛇尾、豹文，能致风号呼也。”孙新周认为，“飞廉”与阿尔泰语中的“风”音同，二者有语源上的同一性。还有学者认为，“飞廉”（音“风”）最初是大风、暴风的意思，甲骨文里风、凤、鹏是一个字，鸷鸟又名大风，后来鸷鸟才变成暴走的公鹿。13鸟鹿合体造型的飞廉的产生根据大风有关的两种动物――鸷鸟、公鹿的组合，飞廉也代表风神的形象。1978年洛阳金谷园村王莽时期的壁画墓中，曾出土“风神飞廉图”的彩绘，大部分漫漶损毁。汉代保存完好的飞廉形象的画像砖石不多，从目前出土的画像石上的飞廉形象看，确乎为鸟首鹿身有长角，多处于奔跑状态，伴有后肢上翻的姿态和云气纹（见图6）。

据孙新周考证，鹿本是属于草原文化信仰和崇拜的图腾，后来和信仰鸟图腾的秦的先人结合，于是产生了新的信仰物――飞廉，统一中国的秦帝国就是这支飞廉后裔的族人。14朱学渊认为，秦人祖先飞廉及其后人的名字中，如“飞廉”、“恶来”、“太几”、“大骆”、“百里奚”等，皆胡名也。15所谓的“汉承秦制”不仅是政治制度的继承，也包括文化的承袭。比如，汉代武冠中的力士冠上装有独角，是对秦文化崇力尚武精神的继承。镇墓兽飞廉鸟鹿合体造型融合了草原文化神鹿图腾和秦文化的鸟图腾，正是草原文化和秦文化两种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

五、结语

综上所述，虽然独角神兽早在先秦就已经有古籍记载，其造型的形成和演变起源于图腾文化和自然崇拜。汉代镇墓兽造型的独角形象的形成和演变与当时社会思想和文化传播融合的历史大背景密不可分。融合了秦文化、荆楚文化、羌巴文化、草原文化、西域文化、西亚文化等多元民族文化元素的独角镇墓兽造型，经历了从自然界动物造型向艺术意象造型演化的漫长而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形象。

[注 释]

①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第106页。

③范晔、李贤等注：《后汉书・志第二十二郡国四》，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368页。

④牛大伟、金爱秀：《汉画神灵图像考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2页。

⑦陆思贤：《神话考古》，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159页。

⑧张紫晨：《中国巫术》，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44页。

⑨王峰：《南阳汉画像石中的巫文化现象》，《南都学坛》，2005年第9期，第19页。

⑩刘亚虎：《中华民族文学关系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8页。

12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40页。

13何清谷：《三辅黄图校注》，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

14孙新周：《中国原始艺术符号的文化破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