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哲学诠释

文学翻译哲学诠释 文学翻译哲学诠释 文学翻译哲学诠释 精品源自中考备战

根据海德格尔的理解,哲学孕育了其他种种学科,是文明存在的最基本方式。哲学的高明之处,在于能够化繁为简,深刻地把握问题的核心、本质。哲学与翻译联姻是必然的。用哲学的带有普遍性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指导翻译学科,有助于我们把握翻译的实质,为翻译学提供科学和理性的基础,可以启发译者对所面临问题作高屋建瓴的宏观把握与全方位、多角度的分析思考。从“非我”(哲学)的角度来认识诠释“自我”(翻译),可以对“自我”有更加清醒、深刻的认识。哲学中真善美的诉求在哲学发展史上,众多哲学家都把追求真善美视为自己的最高理念。苏格拉底毕生追求,最高目标就是生活中的善。苏格拉底整日赤脚奔走于雅典大街小巷,引导规劝人们要真正懂得什么样的生活是美好的、有道德的、有价值的。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重点研究真理的学说,探求实体的绝对唯一的真,认为伦理学最重要的范畴便是“至善”。

康德提出并研究了真、善、美三个方面的问题,其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能知者为何?探讨如何求真。第二个问题:我们所应为者如何?阐释如何为善。第三个问题:我们所可期望者为何?探讨如何求美。黑格尔哲学重中之重是其美学思想,其中至要问题是讨论美的概念及艺术理想。罗素哲学思想的真正主题是“求真”,并对真与善的关系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说。马克?奥勒留在《沉思录》中说道:“不能使他成为一个人的东西,根本就不能成为人的东西。……不过事实上,一个人越是从容不迫地使自己排斥这些和其他这样的东西,他也就越善。”所以说,寻真、求善、求美是人类的本质,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东西。哲学中的真善美是统一的,这三个问题实质上是一个问题。人们求真的活动,不仅需要主体的知识和思路,更多需要的是主体追求真理的品格与意志,这就包含了追求心灵的净化和品格升华的需求,也即是求善。反之,正是因为有了追求灵魂升华净化之心,才会有不畏艰险、勇往直前渴求真知的信念和行动。所以,求善和求真是互为因果、不可分割的。哲学家是集伦理、反思和认识于一身的,在哲学家那里,知识和美德是不可分的一体。因此,哲学求真是基于事实基础上的真善美统一的价值判断。求真和求善的人就是具有内在美的人。真和善本身就包含有美的内涵,是判断美是什么的标准。哲学追求的是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哲学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可以指导具体的学科,当然也完完全全适合于翻译学,尤其是文学翻译。下面我们尝试从哲学追求真善美统一和主体与客体关系的角度来解读文学翻译。文学翻译中的真善美的诉求翻译处理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西方哲学家将人的理性和感性视为主体,主体具有主导性、主观性和能动性;与主体相对的就是客体,客体具有客观自身规定性和外在实在性。

对于翻译主体来说,指的是译者,翻译客体指的是原文和译文文本、原文作者和原文以及译文读者。文学翻译是在真善美观照下的主客体的统一。

(一)文学翻译中的求真: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文学翻译中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例如,形式和内容,理解与表达,忠实和通顺,直译和意译,归化和异化,科学性和艺术性等。关于文学翻译的标准中国历代翻译家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主要包括:严复的信、达、雅,钱钟书的“化境”,傅雷的“神似”和许渊冲的“三美”理论。归根结底,种种翻译的矛盾和标准都是要处理好翻译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绝对的信和达是没有的,如果勉强为之,肯定会影响读者的接受,反而有害于客体。这就是主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刘宓庆认为,翻译主体具有主导性,但并不具有无视客体可容性的凌驾性。中西方传统译论只谈主体的运作,表现出无视文本的“主体中心论”,这是违背翻译的基本职能的。而刘宓庆提出,不光翻译主体是能动的,翻译客体也是动态的、能动的,是由“文本、作者、读者”构成的三元复合体。这里的文本指的是原文及译文文本;作者是原文作者;读者指的是原文和译文的读者。翻译主体离不开原文,除了受原文的文体限制、意义限制、语法限制、风格限制、文化限制等,还要受原文作者和原文读者的限制,同时还要受译文语言和译文读者的限制。原文和译文对应着两个时间,对应着两个空间。而语言是发展的,各个时代的文风各不相同,意义也是不断发展的,语义的扩大、缩小、升格、降格以及词义的转换属于恒常的现象。对原文文本的解读同时也离不开原文作者对原文读者的期待性,即文本的期待对象,这会决定作者的态度,也就会决定译者的态度。译者要把握原作者的价值、心理、情感和审美取向。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文本理解观认为,文本是言语交际活动的动态实体,文本永远是开放的,因为文本符号所指自由度很大,所以意义也就处于悬疑状态。解读文本即如“游戏”,需要运用解读策略消解一切形式的禁锢,消解的结果也因人而异。正是因为译者面对的是沉默的原文作者,所以,一切全凭译者的慧眼慧心来解读文本,结果自然因人而异。不光译文作者摆脱不了原文的桎梏,即使是原文作者也摆脱不了语言的桎梏。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声音,简言之,即语言。”每一个人的思想都受到语言的制约,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言不尽意、词不达意。主体要受到客体的制约,表现为原文作者思维与语言表现之间,译文作者与语言之间的关系。现实的复杂性远不是二元对立(客体是文本加作者)可以解决的,因为二元对立是一个平面,是静止的,而三元对立是立体的,动态的。文学翻译的求真活动是要意识到翻译的复杂性、动态性和整体性,不能使之简单化、静止化和单一化。可以说,对客体的认识越深刻、越准确,翻译的主张就越有道理。哲学的求真活动,启示我们摆脱概念的束缚,因为世界上不存在恒定不变的翻译标准。

(二)文学翻译中的求善:目的论译者既不能脱离原文,也不能不顾及译文的读者,译文的读者也属于翻译客体的范畴。我们认为,翻译中的求善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主体对翻译文本的选择,要选择善的文本;二是考虑译文的读者可接受性。马建忠曾经提出“善译”的标准,提出译者应“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马建忠作为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他要反映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政治制度,要把西学的精髓译介到中国来,以启迪民智。英国着名翻译理论家莫娜贝克指出,译者应该翻译“为善的”文本,做“有益的事”。译文读者总是乐于接受洋溢着本国文字气息的翻译作品,这就是“趋同性”。但是也要考虑到,读者的审美观也是发展的,由于文化的多元化,读者的审美倾向日趋多元化,健康、清新、奇特的异域色彩对读者的吸引力也是不可忽视的,这就是“趋异性”。真正的善译应该兼顾两者。正如鲁迅先生所言,译文要“力求易解”,又要保存“原作的丰姿”,使读者不但“移情”,而且“益智”,这样才能达到翻译外国作品的目的。

(三)文学翻译中的求美:艺术论翻译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文学翻译的最高目标是成为翻译文学。上乘的译作本身就可以成为一部独立的艺术作品。“好的文学翻译不是原作的翻版,而是原作的再生。它赋予原作以新的面貌,新的活力,新的生命,使其以新的形式与姿态,面对新的文化与读者”。这样,翻译者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忠实”和“通顺”这两个基本要求而止步不前。翻译主体对翻译客体的审视中要掺入审美、咀嚼美、挽留美甚至创造美的意识。从玄奘的“文质统一,圆满调和”,严复的“信、达、雅”到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以及钱钟书的“化境”等,可以看出,中国传统译论是以艺术和美学为基础的。正如刘宓庆所言,“翻译与美学联姻是中国翻译理论的重要特色之一”。许渊冲提出文学翻译的三美论,是传统译论的发展:意美、音美、形美。三美之中,意美是第一位的,音美第二,形美第三。并且,许渊冲认为创造美是文学翻译的本体论。求美虽是翻译的艺术标准,却不能脱离求真和求善,不能随便地降低“忠实”的要求。朱光潜在《诗论》中说:“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一切艺术的成熟境界。”德国着名哲学家黑格尔说:“只有通过心灵而且由心灵活动创造出来,艺术作品才成其艺术作品。”翻译也是一门艺术,这句话同样完全适用。故此,翻译中的求美是以真和善为前提的,凌驾于原文之上的译作不足取,不顾读者、只求唯美的译者也不可效尤。虽然说翻译也是一种主体的创造活动,但是这种主体的主导性和能动性并非无的放矢,而是受客体客观自身规定性和外在实在性限制的,否则,主体就会消解客体的审美内涵。因为说到底,翻译是对原文作者的心迹跟踪。

求真是科学观,这是翻译哲学的方法论。求美是艺术观,也是翻译哲学的目的论。科学之为科学,关键是在方法。文学翻译家也必须用一定的方法来讨论、分析问题,这就使翻译具有科学的一面。然文字运用之妙存乎于心,完全是个人的天分,这就使翻译具有艺术性的一面。说翻译具有科学性强调了共性,说翻译具有艺术性彰显了个性。翻译的正误关乎科学,翻译的好坏涉及艺术,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互为补充,是一对矛盾统一体。汉语民族所固有的直觉性思维方式依赖感性经验和悟性,通过哲学思考可以帮助我们体验新的理性思维的成分,将更有助于翻译学科的科学化发展。总之,翻译主体求真、求善、求美于翻译客体。译者要求真求善于原文作者,还要求善求美于译文读者。文学翻译中的求真是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统一,方法论和认识论是我们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角度,是为目的服务的。求真是文学翻译的第一要义,这样文学翻译才能实现其对“原文作者心迹跟踪”的原有和应有之意。也只有确立了正确的认识和方法,求善才能实现,求美才有意义。译者求真和求美,就是求善于读者,这三者具有互相包含的内涵。求真、求善、求美三者在哲学中是密切联系的整体,在文学翻译中也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整体。只有在真善美的平衡中,文学翻译才能实现其无可替代的价值。

真善美的和谐统一是翻译的理想状态。然而,由于不同语言、文化和思维三者之间的异质性,译者经常是难以兼顾、顾此失彼,从而不得不在真善美之间做出抉择与割舍。就像哲学问题的不可解一样,文学翻译的问题也存在不可解性,这是由于人类不具有超越的智慧和现实的复杂性。这就是人类所处的困境。但是,人类又是有思想的存在。所以,我们会执着地去思考、求索,忍受并不由自主地对抗这种不确定性,不断地向真理靠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认识到知识的不确定性不是要我们放弃对真知的探索,而是昭示我们在探索真知的过程中,不要流于教条、陷于专断,要保持开放的心胸、辩证的态度,这正是哲学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