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存在之我见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存在之我见

摘要:文化的关系。由此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不存在时间上的先后次序,它们是同时态存在的文化的一体的两面。不应该用实体论、整体论的观点来探讨传统文化和现代出发,本文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关系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一己之观点。

关键词:传统文化 现代文化 实体 同时态 整体

文化活动既然是人类的生存运动,这种生存活动的基础既然是“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那么,文化活动的第一方面首先就是体现“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传递前人生存活动的经验和教训的传统文化。这是人一出生就置身于其间的、不可超越的。“人要成为全面的人,只有生存于承担了传统的同类群体中。人的文化方面只能以这种方式发展。”[4]人要成长,“个体首先必须吸收与他相关的文化传统。个体首先必须爬上他出于其中的文化高度。”[5] 这说明,传统文化一方面是前人生存活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知识、价值、意义,是前人生存活动的精神智慧的结晶。 按照伽德默尔的看法,人作为有限的存在,是处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不管他是否了解这种传统文化,也不管他是赞成还是反对,他都不可能超越传统文化的观念意识。我们始终只能在传统文化中进行理解。不管意识到与否,传统文化总是影响并形成我们,始终是我们的一部分。它当然不会是躲在久远的过去,而是就存在于人的每一个成长阶段,就存在于人当下的生存活动中,存在于这种当下的生存活动的方方面面里。传统文化是我们进行思维的前提。我们固然也有许多无法控制的成见和思维定势,但我们必然要调整、修正、剔除和补充它们,在此基础上展开新的思维活动。这种新的思维活动及其成果马上就构成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思维转化为行动,行动产生成果,我们就这样也参与了传统文化的创造。传统文化就是这样存在、发展和延续下来的。传统文化还是使社会的各个部分、使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保持紧密联系和统一性的东西,是社会发展的基因。它从物质技术、行为规范、精神意识等等层面表现出来,集中表现在语言符号、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方面。

这样看来,文化包含两部分:作为文化活动的结果的这一部分,是传统文化;作为对传统文化进行修正、补充、更新的另一部分,就是现代文化。它们作为文化的一体的两面,是同时态地位居于个人、社会当下的生存活动的方方面面里。换句话说,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共同构成了人的生存活动的本身。

二 为此,应该避免陷入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作“时代化”理解的误区:把现代文化仅仅看作一个时间概念,一个历史时期,一个继传统文化之后的时期,而在此前存在、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必然属于传统文化。关于这一点,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谈及对现代文化作时代性的理解时曾经指出:我们不应该将现代文化仅仅看作一个处于前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一个时代,而更应该将其看作一种态度,而这种态度不是谁都有的,也不仅仅局限在某一个特定的时代。这是从个人对生存活动的态度来说的。著名后现代思想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霍依教授则说得更加富有哲理意味:“按照我所提出的后现代主义观,称福柯为一个后现代思想家并不意味着他的同时代人和幸存者同样也是后现代主义者或必须成为后现代主义者。历史的中断不是同时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也不是同时发生在所有地方的。同一个人、同一种文化或设置在某些方面可以是传统的,在某些方面可以是现代的,在另一些方面可以是后现代的。”[6] 这个说法言之成理而且可以借鉴来理解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作“时代化”的理解尽管简便,但却势必在两者之间设置一个僵硬的、各执

一词的人为界限,由此导致一系列的混乱。

之所以人们会把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关系理解为时代化的历时性关系,首要的原因是把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作了实体化的理解。这有两种表现:一种表现是企图到前人遗留下来的书面文献材料中去寻找传统文化。这就把传统文化当作了一堆僵死的、既定的、静止的、封闭的东西,进而认为,传统文化是可有可无,最好是不必要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保存的可抛弃的东西。由此出发,人们还认为:古代书面文献材料所表述的传统文化,比我们自己所知道的更清楚、更值得相信。其实,且不说这个观点只注意到了历史的描述性而未涉及其解释性,只说它还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古人书面文献材料所记述的东西,有的只是纸上谈兵,有的不过是无法实现的或本来应该实现却并未实现的理想,有的则是虚伪的或言不由衷的粉饰,还有的只是一家之言或从某种立场出发的、有倾向性的、为某一群体利益服务的主张,……。另一种表现是把传统文化当作现代化的阻力和障碍,把传统文化当作现实中的问题、消极的东西、社会的阴暗面、一切不如意的东西的替罪羊或发生的原因,总之,把现实中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传统文化。例如胡适说:“一面学科学,一面恢复我们故有的文化,……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如果过去的文化是值得恢复的,我们今天不至于遭到这步田地了。”[7]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要进行现代化,就要彻底清除传统文化,“不破不立”,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消灭汉字”等等口号,文化大革命中的诸多做法就是这样。这钟观点过分夸大了传统文化的力量,把传统文化看作文化的全部,把传统文化视为一成不变的东西,最终必然要导致历史虚无主义。而且,如果传统文化真的都是现代文化是对立的,那就意味着过去与现在必然发生了绝对的质变,过去与现在毫无共同性。这在事实上存在吗?如果承认过去与现在还多少有一些共同性而坚持传统文化是现代文化的阻力,那么,就意味着古人、前人必然是无能,至少是不如现代人。我们能找到充分的事实依据来证明所有的古人、前人在方方面面都不如所有的现代人吗?把传统文化当作现代文化的障碍的观点,实际上是怯孺和懒惰的表现,是企图以此推卸自己肩上的责任和义务的想法和做法。而且,在现实中,颂扬和批判传统文化这两种情况往往同时存在。这说明,怎样在历史与现实、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划分责任与荣誉,这关系到历史、文化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其实,历史和传统文化既不承担责任,也不享有荣誉。承担责任或享有荣誉的,只能是各个时代的人。

由于把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作了实体化的理解,就导致人们往往企图寻找、确立一个唯一的标准以便把所涉及的东西确定地归类于传统文化或现代文化中。 这也意味著,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不能简单地作整体化的抽象讨论,如果这样,就在实质上把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都视为一个逻辑上周详严谨的、抽象的、统一的整体,从而认为,每个民族只有一个唯一的传统文化,而且至少到目前为止就是这个样子;现代文化也只有一个唯一的模式,欧洲社会天然地具有实现现代文化的潜力,现代文化首先在欧洲发生是历史的必然,要进行现代化就要在各个方面都以欧洲社会为榜样来一番脱胎换骨的“革命”。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文化还原为地理因素和社会因素。事实上,把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关系作时代化的理解,就是假设“时代”在地理上和文化上是绝对同一的统一体或前后完全一致的整体。这样的假设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文化的发展有不平衡性,这包括文化各个子系统发展的不平衡性和文化发展的个体、群体、地域、民族、国家的不平衡性。这样,文化发生、存在和发展的独特性就不能被忽视。把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在时代化的理解的观点同时还忽视了,每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多姿多彩的,远远不是一个逻辑上统一的整体。文化既然是人的生存活动本身,那就不可能是抽象的,而只能是具体的。现代文化作为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也不可能是抽象的。既然是具体的,那么,在不同的国家,由不同的人所进行的不同的活动,其现代文化就不会是只有一个模式,同样也是五彩缤纷、各具特色的。这样,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探讨就不能再用整体性的思维模式作泛泛而论,而要在不同的个人、群体所特有的不同的生存活动中进行具体的深入研究。

由此可见,企图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梳理和解释,使之由障碍转化为动力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对的。近代所谓的“整理国故”运动和新儒家的“创造性转换”所遭遇的尴尬和难堪就是典型的例子。其实,对传统文化的理性化、逻辑化、规律化,本质上都是把传统文化目的化、主观化。因为理性本身就是近代西方才产生的舶来品,并非西方以外的民族的传统文化所共有;逻辑虽然原则上说是多元的,但实际上现代人所用的都只是西方所继承下来的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而中国古代的逻辑则是辩证──墨辩逻辑。各个民族的文化发展都有其特殊性,要找出所有民族文化都共有的规律不是短时间内通过研究一两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就能办得到的。这样所梳理和解释出来的东西,当然也只可能是为特定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存活动服务的一种意义罢了。但应该指出,如此固然可以发掘、拓展出一种新的意义的源泉,但往往更加可能遮蔽、损害了既往时代活跃的生命运动和富裕的精神生命。

上面我们从理论上说明了,坚持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作历时性的理解是错误的。在事实上,如果坚持用这样的观点去分析问题,就必然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的若干侧面作了二元对峙的理解。这里只谈表现。

肯定与否定的绝对化。这主要是针对传统文化而言,但批判现代文化的也不是没有。对传统文化作绝对肯定的,往往主张一切古已有之,只要中本西用、中体西用、夷为夏用即可。否定传统文化的,往往认为它是糟粕,主张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全盘西化。其实,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作肯定或否定的理解是错误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是相依共存的。传统文化是人一生下来就不得不生存于其间并受其制约的东西,不论你肯定它而把它捧上天,你都无法从中得到什么额外的收益;不论你否定它而把它贬低得一文不值,你也无法完全摆脱它,照样要受它的制约。魏源说过:“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诬今不可以为治,诬古不可以为学。”(7) 当然这不是说现代文化可以不继承传统文化,而是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重要的不是通过肯定或否定而比较孰优孰劣,孰重要孰不重要或进行取舍,而是要在人们当下的活动中来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再则,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既然都是人的生存活动的组成部分,那么,也就不可能只取其一而舍其二,它们都是无从取舍的。

注释

[1] 转引自:庄春波,《文化哲学论纲》,《管自学刊》1996年第1期。 [6] 霍依,《福柯:现代抑或后现代?》,载J.阿拉克编,《福柯之后》,英文版,1988年,第38页。

[7]胡适,《再论信心与反省》(193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