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见曾与汉学的崛起

学术的 发展 ，其原因不外乎自身的内在演进、外在因素的支持与促动，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与 影响 。乾隆初叶兴复古学之风的酝酿与形成，即是此一学术法则的体现。当时，清廷倡之于上，名儒硕彦行之于下，而更有地方大吏，乘时势而起，于古学的兴起与演进，予以扶持与资助。其中，两任两淮盐运使的卢见曾，即是开风气之先者。

卢见曾的仕宦经历

卢见曾，字抱孙，号澹园，又号雅雨，自号雅雨山人。生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1]，卒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九月二十八日，享年七十有九。其先世于明初由涞水徙山东德州左卫，遂世居于此。祖父裕，庠生；父道悦，康熙九年（1670）进士，曾知陕西陇西、河南偃师两县，逝后入祀乡贤祠。

力惫宣勤敢自怜，薄才久任受恩偏。齿加孙冕余三岁，归后欧公又九年。犬马有

情仍恋主，参苓无效也凭天。养疴得请悬车日，五福谁云尚未全。祖道长筵舟满河，

绿杨城外动骊歌。重来节使经三考，归去与人赋五紽。绛帐唱酬郊藉在，清门交际纪

群多。二分明月樽前判，半照离人返薛萝。……长河一曲绕柴门，荒径遥怜松菊存。

从此风波消宦海，才知烟月足家园。……痴愿无多应易遂，杖朝还有引年恩。[14]

其疲惫官场、息意田园之意不觉溢于言表。返家后，卢见曾乃“修坟墓，置祭田，恤宗族，教后学”[15]，大有颐养天年之乐。而乾隆三十年（1765）高宗南巡之时，所赐“德水耆英”[16]匾额，更令卢见曾为之感到欣慰和鼓舞[17]。晚年的卢见曾，虽不免为知己的零落而伤怀[18]，但其“摩挲明岁朝天杖，捡点连年见道心”[19]的情怀，却依然萦绕于心。岂意“烟月足家园”的好景不长，宦海风波再起。

大学士刘统勋奏，审讯卢见曾寄顿赀财一案，先后究出向与卢见曾认为师生之候

补中书徐步云，伊戚翰林院侍读学士纪昀，并军机处行走中书赵文哲，军机处行走郎

中王昶，漏洩通信，应照例拟徒。……得旨：徐步云与卢见曾认为师生，遇此等紧要

案件，敢于私通信息，以致卢见曾豫行寄顿，甚属可恶，著发往伊犁效力赎罪。纪昀

瞻顾亲情，擅行通信，情罪亦重，著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余依议。[22]

其后，因查出卢见曾尝令商人代办物件，且不行发价银一万六千余两，因将卢见曾解赴扬州严审究拟。八月三十日，“刑部议覆江苏巡抚彰宝奏，原任两淮盐运使卢见曾，隐匿提引银两，私行营运寄顿，照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应如所奏，从之”[23]。然而，还未来得及秋后执刑，卢见曾却于九月二十八日故于苏州[24]，其颇为坎坷的一生至此方得以解脱。

卢见曾一生为官，勤于吏治，锄强治剧，颇能识其大体，所至皆有殊绩。如其任六安、亳州、庐州及颍州时，于水患之祸，皆能兴利除弊，造福一方。张殿传曾评价卢见曾之重浚颍州西湖之功，曰：“此记（指卢见曾所作《颍州重浚西湖记》——引者注）中一段，疏别是非利害，直是见得到，做得彻。然非心乎民瘼，亦不能直行独断如此。诸御水患记，当以此为第一。”[25]见曾又颇能爱才好士，其“官盐运时，四方名流咸集，极一时文酒之盛。金农、陈撰、厉鹗、惠栋、沈大成、陈章等，前后数十人，皆为上客”[26]。而其“汲引后进，孜孜如不及，其奖拔皆有名于时”[27]。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卢见曾于所到之处，每以兴学造士为先。如“在洪雅，建雅江书院；在六安，建赓扬书院；在永平，建敬胜书院；在长芦，建问津书院；扬州旧有安定书院，更因而廓其规制，严其教条。前后所成就者，不可枚数。于前汉古迹，缺者补，坏者修，罔不兴举”[28]。在所作《雅江书院记》、《永平府书院碑记》、《问津书院碑记》、《试帖初桄序》中，卢见曾自道其经营书院大略曰：

乙巳春，予来宰是邑，会落成焉。……征邑士之贤而文者，从予游，为讲道艺、

敷弦歌之地。颜其门曰雅江书院，广文教也；颜其楼曰雅雨楼，志风土也；又易桂香

阁曰望春阁，邑故多孝廉，无捷南宫者，为从予游者勉之也；堂曰博文，仍旧额，前

有作者，不忍没也。[29]

乃延名师立学规，征七属士之才者肄业焉。……夫古之教者，文武不分途；古之

学者，体用无偏废。……二三子朝夕诵习于斯，仰瞻庙貌，溯其德业之巍巍，明乎见

而知之之为何事，而敬以为主者，之于家国天下，无所处而不当。斯其处也有守，而

出也足以有为。如以举子业为文章之能事，而不究其全体大用之所在，则与骑射技勇

以为武者等耳。二三子尚其顾諟，以毋忘斯义。[30]

翼日，诸生踵门谒请所以名是书院者，爰进而诏之曰：“若滨海，亦知夫海乎？孔

子之道，犹海也，学者蕲至乎道而止。今之制义，其津筏也。学者因文见道，譬如汎

海者……”[31]

余束发后习为诗，今七十年矣。……维扬安定书院，余初任运使时，偕博陵尹公

所经始。大江南北，士肄业其间，享大名，显当世者，踵相接。迨余再莅维扬，弟子

员日益夥。弗精弗勤，虑且坐废，请于上官，稍更张之。厚其廪饩，检稽其出入先后，

娄东沈光禄、武进刘侍读主教席。光禄以经术课士，侍读之学出入史传选骚，其爱士

皆癖于余。而余亦间至讲堂，或时延诸生，上下其议论。其负过人之才者，置上舍，

有加礼。行之比年，诸生文益上，诗益工。虽遇合之故未知何如，有数人焉，足以窥

古人之心，成一家言，而必用于世无疑也。[32]

见曾之汲汲于此，亦可谓用心良苦。惠栋曾曰：“先生勤于吏治，所至皆有殊绩。其在津门，奏课之余，修 理学 官，创立书院，以身为士子表率。所以扬厉而鼓舞之者，虽文翁之化蜀郡，何武之治扬州，不是过也。”[33]汤先甲亦称：“抑吾师政事文章，啧啧人口。前在江南时，洊历诸郡，转运淮扬，所至辄有声烈。暇则引诸后进讲论德艺，饮酒歌诗，意洒如也。一时从游者，踵相接，多所陶成。”[34]惠、汤二氏所论，洵可见卢见曾吏治注目之所在。

兴复古学的为学宗尚

卢见曾一生沉浮宦海三十余年，于民生利弊多所更张，且取得了有效的成绩。然官事之余[35]，甚且贬谪塞外军台之时，见曾于学问之途，亦颇能沉潜切究，有所心会。其中，对古学的研讨与张扬，乃其为学的倾心所在。

卢见曾之于学，初尝致力于声调之学，而导其入此途者，为田香城先生霢。卢见曾尝称：“余少受声调之传于同里田香城先生，香城受之难兄山姜，而山姜则因谢方山转叩于渔洋，而得其指授。”[38]又曰：“先生兄山姜而师渔洋。弱冠游京师，与一时名公巨卿，争骚坛，据吟席。其所为诗，甫脱稿，已吟遍长安。……余年稍稍长，略通文字，而先生许之，乡会两试，先生皆决其售于未揭晓之前。初学为诗，辨声律，先生曰：‘孺子可教。’出其所藏书选本若干卷，授予抄录；并以其所得于渔洋、山姜两先生者，口授而笔示焉。自辛卯以来，凡十余年，日侍先生之侧。先生固深爱予，予亦因以知先生。”[39]由王渔洋先生士禛，而田山姜先生雯，而田香城先生霢，一脉相承，师弟有序，卢见曾可谓得诗学之渊源矣。其后，卢见曾于会试时，又尝受知于虞山汪杜林、石首郑又梁两座师之门，大为二人所推扬，且郑氏发有“人言北人不谙四六骈体，此岂吾南人之所有耶”[40]之叹。再后，卢见曾又得黄叔琳先生之教益，于苏轼诗之施元之、查初白两注，以及王渔洋先生《感旧集》等，多所究心，亦颇为之感兴。[41]

卢见曾通籍后，曾与“学问渊博，尤邃于经”的顾栋高相友善。见曾初任两淮都转盐运使时，延顾氏课其子。两人谈艺论学，颇为相得，多所启发。言谈间，顾栋高语及“少时尝欲钩贯《六经》，作《周官联》一书未就”，见曾极力鼓励顾氏速成之，并慷慨允诺“吾为子任剞劂之费”。后因见曾“以事谪徙塞外，而顾君有《春秋》之纂述，遂不果”[42]。又见曾官扬州时，与马曰琯、曰璐兄弟时相往来，切磋论学，文酒留连，人生取向颇为相近。见曾尝赞马氏嘉惠士林之功曰：“玲珑山馆马员外曰琯别业辟疆俦，邱索搜罗苦未休。数卷论衡藏秘笈，多君忼慨借荆州。”[43]而当马曰琯去世时，见曾甚为感伤地哭道：

前月才同哭旧俦，那堪君又去荒邱。淮阳老友从今尽，金石遗文谁更搜。名士共

悲东道主，高情常在借书楼。嫏嬛福地知归处，山馆玲珑本暂留。[44]

知己之叹，悲痛于中。而见曾再任两淮都转盐运使时，其所刻《雅雨堂藏书》，更是得益于惠栋与沈大成诸人之襄助，于经史之学颇多推进，故见曾有“南方佳人惠定宇与沈学子，词坛鼎足三军成。韵争奇险角競病，句斗涩苦联彭亨”[45]之句。以上诸人，于见曾之学识，质疑问难，皆能有所增益。

正是得益于庭训之熏陶、师友之相勗，见曾于学问一途，是以有不断的进境。从其为学大体而言，卢见曾于经学之 研究 甚为关注，尤重两汉之师承家法，以为“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46]，而于通经之法，颇为赞赏万斯大“非通诸经则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则不能通经，非以经释经则亦无由悟传注之失”[47]之取向。

卢见曾之所以主张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乃基于“《六经》至孔子而论定，孔子殁，西河七十子之徒转相授受。延及两汉，具有家法。逮有宋理学勃兴，诸儒各以己意说经，义理胜而家法转亡矣”。为挽救宋代“义理胜而家法转亡”的说经之弊，他提出一通经路径。其言曰：

窃尝谓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譬如秦人谈幽、冀事，比吴、越间宜稍稍得真。必

先从记传始，记传之所不及，则衷诸两汉，两汉之所未备，则取诸义疏，义疏之所不

可通，然后广以宋、元、明之说。勿信今而疑古，致有兔园册子、师心自用之诮。

对卢见曾此一通经路径的宗尚，惠栋曾有评语云：

汉人传经有家法，当时备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故汉经

师之说立于学官。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

审音，乃知其义。是以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后人拨弃汉学，薄训诂而不为，

即《尔雅》亦不尽信。其说经也，往往多凭私臆，经学由兹而晦。篇中“义理胜而家

法亡”一语，道破前人之陋，为之称快！末幅言通经之法，真悬诸日月而不刊之论。

士人苟奉此说为圭臬，则经学明而人才盛，人人尽通达国体，岂止变学究为秀才耶！

惠氏所云“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以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即是对卢见曾“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48]的唱和。而惠栋对卢见曾通经之法的揭示与赞誉，则彰显出卢氏治学之卓识。此一通经之法，一方面体现了自乾隆初叶以来，特别是诏开“经学特科”的 政治 文化导向意义，另一方面则体现出经学研究自身的内在演进逻辑。

早在清初之时，万斯大即提出“非通诸经则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则不能通经，非以经释经则亦无由悟传注之失”的治经 方法 。于此，卢见曾深有同感，是以评价道：“因是由博致精，而深求乎造化之微妙，凡所解驳，悉发前人所未发，出马、郑后千余年、数百家辩论之外。故虽老师宿儒，读其书者无不心折首肯，而信其必传于后无疑也。”因此，卢见曾于万斯大之人之学，甚为推崇，有言道：

窃惟先生为梨洲黄公入室弟子，故其学皆务实践，覃研经典，务去剿说雷同、傅

会穿凿之病。……先生之人与先生之学，其不朽惟均也。

可惜的是，万氏所著之《经学五书》，因不幸再毁于火，致使面临散失、埋没之虞。卢见曾既嘉斯大之志，因以慷慨解囊，“为助其刻资之半，而重为序之”[49]。

卢见曾既识通经之大体与门径，其于《周易》一经，颇能体现其为学精神。卢见曾之研治《周易》，始于谪戍塞外之时。他说：“余年五十有一，远投塞外，始学《易》。”[50]在塞外几年中，卢见曾并没因遭遇坎坷而消沉，而是致力于《周易》的探讨。其于《出塞集》中，尝自道学《易》经过曰：

无碍研朱点《周易》，有时把酒读《离骚》。[51]

篝火研朱夜每深，敢将分寸负光阴。宽闲帝与消灾地，忧患天开学《易》心。鸿

渐陆时终有用，鱼当贯义却难寻。杞中但有包瓜在，泥井何须问旧禽。[52]

多君立雪叩坟邱，半载蹉磨愿岂酬。赢得他年传故事，授经却在海西头。[53]

正是这一研《易》经历，为见曾此后刻《雅雨堂藏书》打下了基础。

卢见曾之究心于《易》，于汉学尤多心契。其尝言：“余学《易》有年，每讲求汉儒遗书，以求印正，虽断简残编，未敢有所忽略。”故郑康成《周易》之书之传，“虽不及《三礼》、《毛诗》之完具，然汉学《易》义无多，存此以备一家，好古之士，或有考于斯”[54]。通过对历代研治《易》学成就的 总结 ，卢见曾得出一个看法，他认为：“余学《易》数十年，于唐、宋、元、明四代之《易》，无不博综元览，而求其得圣人之遗意者，推汉学为长。”之所以有此认识，乃因为汉学“去古未远，家法犹存故也”[55]。以此为基准，卢见曾于凡能发明《易》义者，无不为之搜讨推扬。如《周易乾凿度》一书，世人以其为纬书而薄之，但卢见曾认为：

《周易乾凿度》二卷，其中多七十子大义，两汉诸儒皆宗之。……纬书非学者所

尚，是不然。圣人作经，贤人纬之。经粹然至精，纬则有驳有醇。成、哀之纬其辞驳，

先秦之纬其辞醇。《乾凿度》先秦之书也，去圣未远，家法犹存。故郑康成汉代大儒，

而为之注。唐李鼎祚作《易传》，是时纬候具在，独取《乾凿度》，非以其醇耶？……

为梓而行之，以备汉学。[56]

又其于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亦因其能存汉代费直、荀爽、虞翻之学，是以为之“校正谬误，刊以行世”。而宋儒王应麟于《易》颇采郑康成之说，卢见曾即将之附于李鼎祚书后，“以存古义”[57]。凡此种种，皆是“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为学宗尚的体现。

《雅雨堂藏书》对汉学的表彰

卢见曾不仅在思想取向上对汉儒治经方法有所心契，其于汉儒之学，亦能予以极力表彰，其体现为自乾隆十九年（1754）至二十二年（1757）所刻之《雅雨堂藏书》（又名《雅雨堂丛书》）。《雅雨堂藏书》计有《郑氏周易》（汉郑玄）、《易释文》（唐陆德明）、《周易乾凿度》（汉郑玄注）、《李氏易传》（唐李鼎祚）、《尚书大传》（汉郑玄注）、《大戴礼记》（汉卢辩注）、《郑司农集》（汉郑玄）、《高氏战国策》（汉高诱）、《匡谬正俗》（唐颜师古）、《封氏闻见记》（唐封演）《唐摭言》（唐王定保）、《北梦琐言》（五代孙光宪）、《文昌杂录》（宋庞元英）十三种。其中，除高诱、封演、王定保、孙光宪、庞元英五种著作属史部、说部外，其他八种皆为解经之作，乃整个丛书的核心。

卢见曾《雅雨堂藏书》之刻，实得力于惠栋、沈大成诸人之襄助。惠栋（1697－1758），字定宇，号松厓，先世扶风人，明嘉靖中迁于吴。秉承其曾祖有声、祖周惕、父士奇之庭训，惠栋于“经史诸子，稗官野乘，及七经毖纬之学，无不及之”，而尤邃于《易》，实开有清一代研治汉学之先声，于一时学风影响甚深。[58]其所作《九经古义》、《易汉学》、《周易述》、《古文尚书考》诸书，大为世人所推重。钱大昕有言：

予尝论宋、元以来，说经之书盈屋充栋，高者蔑弃古训，自夸心得，下者剿袭人

言，以为己有，儒林之名，徒为空疏藏拙之地。独惠氏世守古学，而先生所得尤深，

拟诸汉儒，当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间，马融、赵岐辈不能及也。[59]

戴震《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亦曰：

盖先生之学，直上追汉经师授受，欲坠未坠，埋蕴积久之业，而以授吴之贤俊后

学，俾斯事逸而复兴。……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三

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彼歧故训、理义二之，是故训非以明理义，

而故训胡为？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其亦远乎先生之教

矣。震入都过吴，复交于先生令子秉高与二三门弟子，若江君琴涛、余君仲林，皆笃

信所授，不失师法。先生之学有述者，是先生虽已云逝，而謦欬仍留。震方慨然于徒

接先生画像，而吴之贤俊后学，彬彬有汉世郑重其师承之意，可不谓幸欤？[60]

而卢文弨推扬惠栋《九经古义》之务实学曰：

《九经古义》十六卷，吴征士惠松崖栋先生之所著也。凡文之义，多生于形与声。

汉人去古未远，其所见多古字，其习读多古音，故其所训诂要于本旨为近，虽有失焉

者，寡矣。……今读征君此书，单词片义，具有证据，正非曲徇古人。后之士犹可于

此得古音焉，求古义焉，是古人之功臣而今人之硕师也。为性理之学者，或视此为糟

粕。然虚则易歧，实则难假，承学之士要必于此问途，庶乎可终身不惑也。[61]

戴、钱、卢乃乾隆朝一代大儒，其推崇惠栋之学如此，足可见惠栋学术之成就与其治经取向对学人之 影响 。虽其后学术 发展 愈益精密，惠栋之学不无可商榷之处[62]，然论乾嘉汉学之兴，惠栋开创之功实不可没。

沈大成（1700－1771）[63]，字学子，号沃田，松江华亭（今上海市）人。“邑诸生，通经史百家之书。与惠栋友善，栋称其学，一物一事，必穷其源。”[64]大成擅长诗古文，故广陵诗社诸君，闻声争交欢。而惠栋与之说经论文，亹亹甚乐。惠栋尝论沈大成之学曰：

明于古今，贯天人之理，此儒林之业也。余弱冠即知遵尚古学，年大来兼涉猎于

艺术 ，反覆揅求于古与今之际，颇有省悟，积成卷帙。而求一殚见洽闻，同志相赏者，

四十年未睹一人。最后得吾友云间沈君学子，大喜过望。夫所贵于学者，谓其能推今

说而通诸古也。……沈君与余，不啻重规而叠矩，以此见同志之有人，而吾道之不孤，

为可喜也。沈君邃于经史，又旁通九宫、纳甲、天文、乐律、九章诸术，故搜择融洽

而无所不贯。古人有言，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温故

知新，可以为师，吾于沈君见之矣。[65]

所谓“不啻重规而叠矩，以此见同志之有人，而吾道之不孤，为可喜也”，足可见惠、沈二人论学之相契。而汪大经叙次其师沈大成之学曰：

先生幼承家训，长师黄宫允广堂先生（指黄之隽——引者注），而交吴中惠征君松

崖、天都戴孝廉东原、西泠杭太史堇浦、青浦王廷尉兰泉。故其为学，原本《六经》，

凡古今典章之沿革，政事之得失，与夫一名一物流传，考索 研究 ，原委井然。藏书万

卷，手自校雠，镌本讹阙，字体从俗，必标识而补正之。绳头蚕子，件系条属，非目

力心细者，不能辨其点画也。其校定《十三经注疏》、《史记》、前后《汉书》、《南北史》、

《五代史》、杜氏《通典》、《 文献 通考》、《昭明文选》、《说文》、《玉篇》、《广韵》、顾

氏《音学五书》、梅氏《历算丛书》，尤为一生精力所萃。……且曰：“学未有不自《六

经》入者。”[66]

沈大成为学之规模，于此可见一斑。

正由于惠栋、沈大成二人深于经史之学，而二人又论学最相契，故卢见曾延之为其校书。李斗《扬州画舫录》尝曰：“公（指卢见曾——引者注）两经转运，座中皆天下士。……惠栋，……博通今古，与陈祖范、顾栋高同举经学。公重其品，延之为校《乾凿度》、《高氏战国策》、《郑氏易》、《郑司农集》、《尚书大传》、《李氏易传》、《匡谬正俗》、《封氏闻见记》、《唐摭言》、《文昌杂录》、《北梦琐言》、《感旧集》，辑《山左诗抄》诸书。”[67]是知《雅雨堂藏书》之成，实赖惠、沈二人之力。当然，惠、沈二人之外，如戴震[68]、王昶[69]诸儒，在此期间亦曾客卢见曾所，与惠、沈定交，论学切磋，于校勘之事亦有所是正。更有卢文弨[70]者，见曾因其于《大戴礼》用功颇深，亦常书信往来，商订求正。

《易》自伏羲作八卦，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经秦燔书，遂演为卜筮之事，然传者不绝。汉儒继兴，传者颇不乏人。田何开之于前，“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唯费氏经与古文同”[73]。郑玄“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74]，可谓师承有自。其后，郑玄之学立之学官，“自汉魏六朝数百年来，无异议者”。然当唐孔颖达撰《五经正义》时，《易》改宗王弼，郑玄之《易》遂因之而不显于世。然至北宋时，“郑《易》犹存，《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四篇，载于《崇文总目》”，是以朱震、晁公武俱引其说。但至南宋，此四篇亦复佚。于是王应麟始裒群籍，为《郑氏易》一卷，而明胡震亨为刊其书，附李鼎祚《易传》之后。然王应麟之辑尚有遗漏，故惠栋为之重加增辑，并益以朱震、晁公武之说，釐为三卷。卢见曾于此深有所契，故为之刊刻，以广其传。其曾言：“余学《易》有年，每讲求汉儒遗书，以求印正，虽断简残编，未敢有所忽略。此书之传，虽不及《三礼》、《毛诗》之完具，然汉学《易》义无多，存此以备一家，好古之士，或有考于斯。”[75]此即卢见曾刊刻《郑氏周易》之缘起。

卢见曾张扬郑《易》之外，于其他汉儒之说《易》义者，亦广为搜讨。在他看来，“两汉传《易》者数十家，唯费氏为古文《易》，今所传之《易》，乃费《易》也。费长翁以彖、象、系辞、文言解说上下经，颇得圣人遗意，唐有《章句》四卷，惜已亡佚。其后荀慈明祖述费学，亦以十篇之义诠释经文。故当时兖、豫言《易》者，皆传荀氏学。九家亦以荀为主。虞仲翔注《易》，其说六爻升降之义，皆荀法也。……先是王辅嗣《易》专尚黄老，谓卦中所取之象，皆假象也。韩康伯因之，《易》之大义始乖。六朝，王氏之《易》与郑氏并行。自孔颖达奉诏为《五经正义》，《易》用王氏，而两汉之学亡矣”。有见于此，故他于较多保存荀、虞之学的李鼎祚所撰《周易集解》甚为推重。然“前明朱氏、胡氏、毛氏刊本流传，然板皆迷失，又多讹字”，故见曾为之“校正谬误，刊以行世”。就此，卢见曾不无感慨地说：“余学《易》数十年，于唐、宋、元、明四代之《易》，无不博综元览。而求其得圣人之遗意者，推汉学为长，以其去古未远，家法犹存故也。”[76]此可见卢见曾为学之宗尚及刊书取舍之标准。

与刊《郑氏周易》、《李氏易传》主导思想相应，卢见曾于《周易乾凿度》一书，亦相当重视。有人以为，纬书非学者所尚，因于《周易乾凿度》不以为意。卢见曾则认为：“圣人作经，贤人纬之，经粹然至精，纬则有驳有醇。成、哀之纬其辞驳，先秦之纬其辞醇。《乾凿度》先秦之书也，去圣未远，家法犹存，故郑康成汉代大儒，而为之注。唐李鼎祚作《易传》，是时纬候具在，独取《乾凿度》，非以其醇耶？”更为重要的是，《周易乾凿度》包蕴着《易》之大义。其言曰：“《周易乾凿度》二卷，其中多七十子大义，两汉诸儒皆宗之。京房之注大衍，亶诵之用甲寅元，陈宠之论三微，张衡之述九宫，许慎之称君子五号；又郑康成注《易》，谓《易》一言而含三义；注《礼》，谓三王郊用夏正，以《易》之帝乙为成汤，咸本《乾凿度》。一行言，卦气之说出孟氏章句，而不知《乾凿度》已言之。此皆《易》之大义也。”然此书虽于明代有刊本流传，但阙误之处在所多有。卢见曾因以所得明嘉靖中吴郡钱君叔宝藏本，补阙正误，刊而行之，“以备汉学”[77]。

《尚书》自秦焚书多不传，而济南伏生壁藏之。汉兴之后，“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张生亦为博士。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征，不能明也。自此之后，鲁周霸、孔安国，洛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78]。传伏生之学者，有济南张生及千乘欧阳生。欧阳生授倪宽（宽又受业孔安国），宽授欧阳生子，世世相传，由是《尚书》世有欧阳氏学。而张生授夏侯都尉，都尉传族子始昌，始昌传胜（又事同郡蕳卿，而蕳卿为倪宽门人），胜传从兄子建（又事欧阳生曾孙高），由是《尚书》有大小夏侯之学。[79]至汉宣帝之世，欧阳、大小夏侯之学乃立于学官，讫东汉末，相传不绝。但至晋永嘉之乱，三家并亡。据“《汉书·艺文志》，伏生所传经二十九卷、传四十一篇。郑康成序谓，章句之外，别撰大义，刘子政校书，得而上之。其篇次与《艺文志》合，即今《大传》是也。此书元 时尚 存，前明未闻著录”。卢见曾感慨于“山东大师，伏生冠于汉初，康成殿于汉末，而《大传》一书，出自两大儒，此吾乡第一文献也”，因为之搜访辑讨，而于吴中藏书家得之。其书“虽已残阙，然《五行传》一篇，首尾完具，乃二十一史史志之先河也”。鉴于“三家章句虽亡，而今文之学，存此犹见一斑”，见曾是以刊而行之，并别撰《补遗》一卷，且“附《康成集》于卷末”，意在使“后之求汉学者，知所考焉”[80]。按：见曾所云《康成集》，即《雅雨堂藏书》所刻《郑司农集》，计有《相风赋》、《伏后议》、《春夏封诸侯议》、《戒子益恩书恩本传作思》、《易赞》、《诗谱叙》、《尚书大传叙》、《□□禘祫义》八篇。即此寥寥数篇，亦可见卢见曾于郑学之倾心。而《尚书大传》刻成之后，卢见曾又得本家卢文弨所撰《考异》一卷、《续补遗》一卷，因“爱其考据精确，实有功于是书，爰并刻之，以广其传”[81]。

《周易》、《尚书》之外，卢见曾又以“《大戴》者，孔门之遗言，周元公之旧典，多散见于是书，自宋、元以来诸本，日益讹舛，驯至不可读，欲加是正，以传诸学者”[82]。而卢文弨尝“于北平黄夫子家，借得元时刻本，以校今本之失，十得二三，注之为后人刊削者，亦得据以补焉。又与其友休宁戴东原震，泛滥群书，参互考订”。见曾遂感慨道：“夫以戴书卢注，经千百年后，复有与之同氏族者，为之审正而发明之，其事盖有非偶然者！”[83]“因索其本，并集众家本，参伍以求其是”[84]。凡有疑义，常与卢文弨书信往复，商订再四而后定，凡二年始竣事。

按《大戴礼记》，为戴德所撰，见存三十九篇，然为其作注者，向来颇多异说。卢见曾辨之曰：

《大戴礼》十三卷，向不得注者名氏，朱子尝以为郑康成，亦以其精核有似之者。

然其间有引郑说及郭象、孙炎之言。惟王深宁断以为北周卢景宣所注。景宣名辩，本

传云，以《大戴礼》未有解诂，乃注之。其兄景裕谓之曰：“昔侍中著《小戴》，今尔

注《大戴》，庶纂前修矣。”然今所传，惟二十四篇有注，其余十五篇无注。朱子亦谓，

其不可晓。则在宋时，本已然矣。此书篇第，或阙或重，颇不为后人所更易。如明堂

之制，本即在《盛德篇》中，魏李谧著论，梁刘昭注《续汉志》，及唐杜氏《通典》，

皆如此。今又别出《明堂篇第六十七》，非也。其他如《投壶》、《公冠》等篇，皆错乱

难读，学者病之。……独惜侍中小戴注不传，但散见于诸经注疏中。昔朱子嘉东汉诸

儒说礼甚有功，而以侍中为称首。安得更为之搜辑，次比之以传乎？[85]

至此，卢辩之注《大戴礼记》，始彰显于世。

先是，戴震尝注目于《大戴礼记》，而寻得五种旧本，为之参互校正。乾隆二十二年（1757）春，卢文弨以其所校本示戴震，戴震“又得改正数事。卢编修本所失者，则余五本中或得之。若疑文阙句，无从考得，姑俟异日”[86]。而卢文弨自示其校本于戴震后，又尝六七雠校，始自信无大谬误。《大戴礼记》刻成之后，戴震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冬致书卢文弨，就校勘《大戴礼记》事，提出一己之见。其言曰：“《大戴礼记》刻后印校，俗字太多，恐伤坏版，姑正其甚者，不能尽还雅也。所有误字，曏未覈出，如……。谨陈鄙见，惟有道正之。”[87]卢文弨再加校阅，又得数事，附之于后。[88]乾隆二十六年（1761）夏，戴震又曾致书卢文弨，论《大戴礼记》校勘未尽之事。有言曰：“其《大戴礼记》一书，今正复检一过，又得若干事，后因穷处多繁杂，未及订定。兹略举大致，以乞教正。……谨录如上。一二致确处，私心颇怡乐也。伏待垂择，不无有可附于阁下前所订数十条末者。”[89]可惜的是，戴震的此一建议，未能补入《雅雨堂藏书》刻本中。[90]而于《大戴礼记》之价值，卢文弨曾有言曰：“余尝谓此书之极精粹者，《曾子》数篇而已，而《立事》一篇，尤学者所当日三复也。‘博学而孱守之’，余素服膺斯言。自为棘人，每诵‘君子思其不可复者而先施焉’数语，辄不禁淚之盈眥也。《孔子三朝记》，其文不能闳深，疑出汉后人所傅会，学者当分别观之。”[91]以戴震、卢文弨博学之大儒，其于《大戴礼记》拳拳注目如此，而卢见曾则推扬刊刻，是可见一时复兴古学之风气矣。

卢见曾不仅注目汉学之经书，其于汉儒之发明史事者，亦颇为之张扬。《雅雨堂藏书》所刻高诱注《战国策》[92]，即其一端。高诱，汉末涿郡人，“少受学于同县卢侍中子幹，尝定《孟子章句》，作《孝经》、《吕氏春秋》、《淮南》诸解训诂，悉用师法。尤精音读，其解《吕氏春秋》、《淮南》二书，有急气缓气、闭口笼口之法。盖反切之学，实始于高氏，而孙叔然炎在其后。今刻二书者，尽删其说，为可惜也”。而高诱之注《战国策》，世罕见其书。明天启中，有虞山某氏于梁溪安氏处购得南宋剡川姚伯声校正本，后又得梁溪高氏本，“互相契勘，遂称完善”。然世所传鲍彪本，一改首东周、次西周之次，而以西周为正统，升之卷首。卢见曾于再任两淮盐运使时，从吴中借得高注本，以之与鲍彪本相校，以为高注古雅，远胜鲍氏，能存旧观，因为梓而广之。见曾之服膺于高氏之注，在他看来，“两汉传注，存者自毛氏、何氏而外，首推郑氏，继郑氏而博学多识者，唯高氏。盖其学有师承，非赵台卿、王叔师之比也。……好古之士，审择于高、鲍二家，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93]。即此，亦可见卢见曾于古学之取向矣。

表彰汉儒研经之功外，卢见曾于唐宋之致力古学、保存旧观者，复加甄采。其于李鼎祚之《周易集解》，即因其保存荀爽、虞翻之说独多，而为之刊刻流传。他如唐颜师古所撰《匡谬正俗》，卢见曾亦因其“所引典籍，及诸家训诂，多上世逸书，言辨而确，可资后学见闻”，而其书自元明以后，未有刻本，故为之刊板行世。颜师古是书之作，乃鉴于“世俗之言多谬误，质诸经史，匡而正之”。但窥之当时风气，诗赋实为众人所趋之的。较之自身所处 时代 ，卢见曾不无感慨地道：“盖唐人尚诗赋，而师古、冲远（孔颖达——引者注）独毕力于经史。近代采唐人之诗者，无虑数千家，二君者顾不预焉，用知古人学有专门，不尚兼长。今人经史诗赋，事事求工，而身后遗书，不免蔑如之叹。读是书，可以知所务矣！”[94]由此可见，卢见曾之刻《匡谬正俗》，乃系针对当世为学之弊而发。其他如唐封演《封氏闻见记》、王定保《摭言》、孙光宪《北梦琐言》，宋庞元英《文昌杂录》，卢见曾或重其“考据该洽，论辨详明”[95]，或重其“存旧事”[96]，或重其“皆唐氏贤哲言行，暨五代十国之事”[97]，或重其“记一时闻见及朝章典故”[98]，是以校刊梓行，以资观览。

刘锦藻尝言：“见曾深于两汉之学，推尊郑氏，如王应麟《困学纪闻》等，凡有涉于郑氏说者，采辑殆尽。以为欲求得圣人之遗意者，莫北海经师若也。其他校正宋本，刊落谬误，足与文弨并美云。”[99]此一评论，洵可谓得卢见曾为学之旨。而卢见曾《雅雨堂藏书》之刻，正是此一为学宗尚的体现。

扶持惠栋诸儒

卢见曾之宗尚古学，推崇郑玄之学，既已彰显于其所刻《雅雨堂藏书》。更有进者，他还对当世贤哲之致力经学、研讨汉学者，大力推扬、扶持，于一时学术转向，不无倡导之功。卢文弨尝论见曾曰：“公最笃师友之谊，珍其遗文，而表章之。若虞山汪容斋应铨、桐城马相如朴臣、怀宁李啸村葂、全椒郭韵清肇锽各家集，皆公序而梓之。此外，补刻朱竹垞《经义考》成完书，又刻《尚书大传》、《大戴礼》等书十四种，皆善本。又惠定宇《周易述》，王渔洋《感旧集》，亦皆梓行。”[100]见曾曾孙卢枢亦曰：“先曾祖雅雨公，最笃师友之谊，以故名人著作，卓有可传，皆序梓而表章之，所刻已不下数十种。”[101]其中，卢见曾对惠栋、朱彝尊、万斯大诸儒之作的表彰，更能体现其对一时学术演进的体悟与主张。

在入卢见曾馆之前，惠栋已著有《古文尚书考》、《九经古义》、《易汉学》诸书，而《周易述》亦于乾隆十四年（1749）开始撰作。钱大昕论惠栋《易》学曰：“惠先生栋，……年五十后，专心经术，尤邃于《易》。谓宣尼作《十翼》，其微言大义，七十子之徒相传，至汉犹有存者。自王弼兴而汉学亡，幸存其略于李氏《集解》中。精研三十年，引伸触类，始得贯通其旨。”[103]而王昶论惠栋《易汉学》曰：“汉学废久矣，《易》滋甚。王氏应麟集郑君之遗，未得其解，自后毋论已。定宇世传经术，于注疏尤深。所考《易汉学》，分茅设蕝，一卦气，一纳甲，一世应，一爻辰，一升降，而汉儒以象数说《易》者始备。……夫汉儒诸家之说，今略见于李鼎祚《易传》，颇恨其各摘数条，参差杂出，不获见其全，因不能推而演之也。定宇采掇排次，稿凡五六易。”[104]又钱大昕论惠栋《周易述》之成就曰：“松崖征君《周易述》，摧陷廓清，独明绝学，谈汉学者无出其右矣。……大约经学要在以经证经，以先秦、两汉之书证经。其训诂则参之《说文》、《方言》、《释名》，而宋元以后无稽之言，置之不道。反覆推校，求其会通，故曰必通全经而后可通一经。若徒蒐采旧说，荟为一编，尚非第一义也”[105]；还称：“乃撰次《周易述》一编，专宗虞仲翔，参以荀、郑诸家之义，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灿然复章矣。……独惠氏世守古学，而先生所得尤深，拟诸汉儒，当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间，马融、赵岐辈不能及也。”[106]钱、王二人所论，可谓深得惠栋《易》学之旨。

可惜的是，惠栋于《周易述》垂成之际，却因疾而溘然长逝，遗憾于人间。卢见曾既服膺惠栋之学，且深相交契，因于惠栋下世当年（即乾隆二十三年，1758）八月下旬，为序而梓之。其言曰：

今世谭《易》者，亡虑数百家，即已登梨枣者，亦且以十数，然皆不越乎晦庵之

说，及伊川说而止。而昆山徐氏刻《九经解》，旁及南宋诸子，紫巗张氏及项平甫诸家，

间有云《子夏易传》，要亦子虚亡是之言耳。而吾友惠松崖先生说《易》，独好述汉氏。

其言曰，《易》有五家，有汉《易》，有魏《易》，有晋《易》，有唐《易》，有宋《易》。

惟汉《易》用师法，独得其传。魏《易》者王辅嗣也，晋《易》者韩康伯也，唐《易》

者孔冲远也。魏晋崇老氏，即以之说《易》。唐弃汉学而祖王、韩，于是二千年之《易》

学皆以老氏乱之。汉《易》推荀慈明、虞仲翔，其说略见于资州李鼎祚《集传》，并散

见于《六经》、周秦诸书中。至宋而有程子、朱子，程第举理之大要，朱子有意复古而

作《本义》。及近日黄梨洲、毛大可，虽尝习李《传》，而于荀、虞二家之学，称说多

讹。使当日三君得汉经师授受，不过三日，已了大义。惜也三君不生于东汉之末也。

今此编专以荀、虞作主，而参以郑康成、宋仲子、干令升、九家诸说。盖以汉犹

近古，从荀、虞以上溯朱子之源，而下祛王、韩异说之汨经者，其意岂不壮哉！盖先

生经学得之半农先生士奇，半农得之砚谿先生周惕，砚谿得之朴庵先生有声，历世讲

求，始得家法，亦云艰矣。先生六十后，力疾撰著，自云三年后便可卒业。孰意垂成

疾革，未成书而殁。今第如其卷数刊刻之，不敢有加焉，惧续貂也。先生年仅六十有

二，余与先生周旋四年，为本其意而叙之如此。[107]

即此可见，卢见曾对惠栋的推扬，洵可称深得其肯綮矣。钱大昕有言：“今士大夫多尊崇汉学，实出先生（指惠栋——引者注）绪论。”[108]而推其缘起，卢见曾之扶持惠栋，于汉学之兴功不可没。

刻《周易述》外，卢见曾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还曾刻惠栋所著《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按王士禛以博雅之资，“其为诗渔猎百氏，含咀《六经》。其引用如钟鼎科斗、山经水注，旁及琳宫梵宇之书，靡不津逮。而又性勤汲引，唱和遍朝野，凡布衣风雅之士，诗中必一见之”，故注其诗为难。惠栋因其祖周惕先生为王氏所取士，而父士奇先生又亲炙王氏之门，乃得闻其绪论，故为之博稽详考，经历岁月，始著为是书。此书一出，“而渔洋之诗，无不了然于心口之间”，世人始得资以纵览。而惠栋“又别注《年谱》，凡渔洋生平出处，与其师友脈络，无不昭揭如日星”，是故黄叔琳誉之为“渔洋毛、郑” [109]。此外，惠栋还撰有《补遗》一编。如此种种，皆有裨于王士禛生平学行之考实。而卢见曾所刻《渔洋山人感旧集》[110]，其意盖与此相发明。

秦燔弗绝殆如绳，未丧斯文圣语曾。疑信虽滋后人议，述传终赖汉儒承。天经地

纬道由托，一贯六同教以兴。藜阁炎刘校诚韪，竹垞昭代撰堪称。存亡若彼均详注，

文献于兹率可征。远绍旁搜今古会，焚膏继晷岁年增。考因晰理求其是，义在尊经靡

不胜。枕葄宁惟资汲鉴，阐崇将以示孙曾。[113]

“研经博物”、“有裨于经学”云云，是可见朱彝尊撰《经义考》价值之一斑。

《经义考》成书后，先曾刊一百六十七卷，而宣讲、立学、家学、自序四种以及《补遗》，因属草未具，而不幸遘疾，故未能付梓。朱稻孙承其祖彝尊之志，护持遗稿，且于奔走四方之际，谋求寿之梨枣，以成完帙。雍正十二年（1734），稻孙于扬州得识马嶰谷曰琯，而马君好古博雅，笃于友谊，嘉稻孙之能不坠家学，遂欣然约同志，欲成全稻孙之志。然遗憾的是，因为事所格，未果。其后，卢见曾再任两淮盐运使，稻孙谒之邗上，见曾询及《经义考》，稻孙因为述其颠末。见曾为叹息者久之，遂慷慨首捐清俸为同志倡，且以其事嘱托于马曰琯。马曰琯“由是与令弟半查尽发二酉之藏，偕钱塘陈君授衣，仪征江君宾谷、元和惠君定宇、华亭沈君学子，相为参校。而稻孙仍率次子昌凉、长孙休承暨从孙壻同里金蓉，共襄厥事。既踰年而剞劂乃竣，计一百三十卷，合前所刻一百六十七卷成完书”。故而朱稻孙感慨地说：“书之显晦，与夫行世之迟速，固有天焉。继自今穷经稽古之士，其得所津逮，而拜使君与嶰谷先生之嘉惠者，良匪浅矣。宁特稻孙等戴君子之德于无穷也哉！”[114]

卢见曾既倡刻《经义考》，又为序以表彰朱彝尊是书之意义。其言曰：

《六经》至孔子而论定，孔子殁，西河七十子之徒转相授受。延及两汉，具有家

法。逮有宋 理学 勃兴，诸儒各以己意说经，义理胜而家法转亡矣。故《二经》、《十翼》

之分合，朱子谓《郑风》为淫奔，蔡氏谓商、周不改月时，胡氏康侯谓圣人以天自处，

好古之士不能无疑。顾所见古书绝少，无征不信，往往恨焉。今观《经义考》所载，

虽其阙佚者过半，犹必为之稽其爵里，条其同异。其存者在学士大夫之家，如得购而

读之，讵不为厚幸欤？

窃尝谓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譬如秦人谈幽、冀事，比吴、越间宜稍稍得真。必

先从记传始，记传之所不及，则衷诸两汉，两汉之所未备，则取诸义疏，义疏之所不

可通，然后广以宋、元、明之说。勿信今而疑古，致有兔园册子、师心自用之诮，以

仰副圣天子尊经劝学之至意。是则余区区刊是书之志也夫。

而惠栋对卢见曾所揭示“义理胜而家法亡”一语，以及“末幅言通经之法”，甚为推崇，以为有功学林不浅。[115]其后，卢见曾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二月高宗祭告阙里时，又进呈《经义考》二部，且褒崇《经义考》称：“博征传世之书，志其存佚；提衡众家之论，判厥醇疵。幸际昌期，首冠以圣明之钜制；备陈列代，不遗夫师友之绪言。挈领提纲，开卷瞭如指掌；升堂入奥，披函灿若列眉。实裨益于稽古之儒，宜刊布于右文之世。”[116]而高宗因以有“书留览”[117]之旨。即此可见，卢见曾不惟能深得朱彝尊撰书之旨，且能明通经稽古之途径。

与刻朱彝尊《经义考》取向相类，卢见曾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又资助刊刻万斯大遗著《经学五书》（指《学礼质疑》、《礼记偶笺》、《仪礼商》、《周官辨非》、《学春秋随笔》）。先是，是书由斯大之子万经次第刊行，但于乾隆五年（1740）不幸毁于火。其后，复从友人处觅得一本，万经子福因谋诸同志，重梓以广其传，以免“先人著述如一发之引千钧，倘遂因此灭绝，则某之罪兹大”之憾，并谒卢见曾于扬州，请为序之。卢见曾嘉万福之志，遂为助其刻资之半，而序之曰：“窃惟先生为梨洲黄公入室弟子，故其学皆务实践，覃研经典，务去剿说雷同、傅会穿凿之病。其立说以为，非通诸经则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则不能通经，非以经释经则亦无由悟传注之失。因是由博致精，而深求乎造化之微妙，凡所解驳，悉发前人所未发，出马、郑后千余年，数百家辩论之外。故虽老师宿儒，读其书者无不心折首肯，而信其必传于后无疑也。”[118]见曾此序，可谓深得万斯大解经之要旨。钱大昕于乾隆二十年（1755）致王昶的信中，尝曰：“大约经学要在以经证经，以先秦、两汉之书证经。其训诂则参之《说文》、《方言》、《释名》，而宋元以后无稽之言，置之不道。反覆推校，求其会通，故曰必通全经而后可通一经。若徒蒐采旧说，荟为一编，尚非第一义也。”[119]此可见一时为学取向之所在。

沈起元（1685－1763），字子大，号敬亭，江苏太仓人。与卢见曾为同年友，尝著《周易孔义集说》一书，于乾隆十九年（1754）质之见曾，见曾因其说与己相契，故撰序予以表彰。按沈起元之著《周易孔义集说》，多采宋项安世《周易玩辞》之说，“复广辑诸儒粹言，以明孔子之《易》，由孔子以溯羲文周之《易》”。在他看来，“伏羲初有卦画文字，文周系之以吉凶悔吝，而其故不显。自孔子定之以中正，以一卦分二体，而以二五为中之象，以六爻分阴阳之位，而以所乘之阴阳当位为正之象。微中正则吉凶悔吝不可得而明，微吉凶悔吝，则伏羲之卦画亦徒设。知此，而羲文周之《易》，尽于孔子之传辞无疑矣”。就此，卢见曾亦指出：“以彖传释彖，而乃得彖；以象传释象，而乃得象。推之卦爻，无不皆然。恍然曰：道尽于孔子之《十翼》，但先儒之义不能尽合于孔子耳。”由此，卢见曾乃引沈起元为同调，以己欲成《尊孔》未就而沈氏成《周易孔义集说》，故有“沈子之志，即项氏之志，即余从绝塞中焦思劳心，扪籥而得之者，三人代隔五六百年，地殊万余里，而所见不谋而合。此可见人心之同，然而《易》道之不必远求也”之慨。又卢见曾于汉京、焦二氏之说阴阳灾异，以为与孔圣之《易》绝远；而于宋邵雍之为先后天方圆图，引干宝之说，以为邵氏说于《易》义无预。而在卢见曾看来，“惟就每卦中逐爻逐位，观其进退往来之变，占其吉凶悔吝之辞，以识夫吾生趋避修省之道，斯则孔子教人学《易》之旨”。于此，惠栋评卢见曾解《易》曰：

以《十翼》解说二篇之义者，西汉费直，东汉荀爽。今所传之《易》，乃费氏本，

而其说不传。唯荀氏、九家注犹存，颇得圣人之旨。虞翻论《易》，斥诸家为俗儒，独

推荀氏。先生潜心于《易》学有年，而其论与费、荀同，真卓识也。邵子先天，原本

老氏“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而来，先生据干令升注驳之，此皆发前人所未发者。[120]

惠栋此评，可谓一语中的。而卢见曾之加意褒扬沈起元，其意亦在于此。

卢见曾表彰惠栋、朱彝尊、万斯大、沈起元之阐述经学外，于黄宗羲之《金石要略》，亦表而出之。按碑碣之有例，断自唐韩愈，而元潘苍崖尝创为《金石例》十卷，于“制器之楷式，为文之矩矱，靡不毕具”，明王止仲更撰《墓铭举例》四卷，“兼韩子以下十五家，条分缕晰，例之正变，推而愈扩”。而黄宗羲“以潘书未著为例之义与坏例之始，作《金石要例》一卷，用补苍崖之阙”。此三书出，而金石之例赅矣。然世人所为碑碣，“叙次失宜，烦简靡当”，其弊乃缘于未曾体悟此三书。有鉴于此，卢见曾乃将此三书汇而刻之，以使世人“晓然于金石之文，不异史家发凡言例，亦《春秋》之支与流裔。触类而长之，庶乎知所从事矣”[121]。见曾之良苦用心，于此可见一斑。而乾嘉时期金石学之兴，卢见曾此举，实为发先声者之一。

结 语

卢见曾不惟能发为以上之论，还曾付之学术实践。其所主持纂辑的《雅雨堂藏书》，即是对上述通经途径的阐发。《雅雨堂藏书》凡涉《易》、《书》、《礼》及唐宋说部书十余种，大要以阐扬汉唐诸儒说经之义，特别是汉代通儒郑玄之学为主旨。其中，《郑氏周易》、《周易乾凿度》、《李氏易传》、《尚书大传》及《大戴礼记》卢辩注，即能体现卢见曾的此一思想取向。卢见曾尝谓：“余学《易》数十年，于唐、宋、元、明四代之《易》，无不博综元览。而求其得圣人之遗意者，推汉学为长，以其去古未远，家法犹存故也。”[124]其之所以以汉学为依归，固然因其“去古未远，家法犹存”，但更为关键的是，这一结论的得出，乃基于对历代《易》说的详细梳理与考辨，而确信汉学长于其他诸家之说，并非唯汉是从、是信。

卢见曾刊刻《雅雨堂藏书》表彰汉学之外，其于当世致力经学、深研汉学诸儒，亦能刊刻其遗书，推扬其学行。朱彝尊《经义考》、万斯大《经学五书》，即赖卢见曾为之慷慨资助，付之剞劂。尤为有意义的是，卢见曾不仅能于惠栋生前引为知己，作同调之鸣，更于惠栋去世之当年，刊刻其遗著《周易述》，且撰序以彰显此书之学术价值。作为乾嘉学派的开派宗师，惠栋对汉学的表彰，及所揭示的通经信古的为学方法，其对乾嘉学术宗尚的形成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已为继起者所共识。而推其源始，卢见曾对惠栋学术的表彰，功不可没。

综上所言，卢见曾“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的为学取向，其刻《雅雨堂藏书》对汉儒特别是郑玄之学的表彰，以及对前哲时贤如黄宗羲、万斯大、朱彝尊、惠栋、沈起元的扶持与褒扬，于乾隆初叶古学之复兴，实为一有力的倡导。卢见曾虽不免为官场所累，但其对汉学的阐扬与扶持，于学术风尚的转移，实能发一时之先声。知世论人，知人论世，卢见曾于乾隆初叶兴复古学的努力，实有可称道之处。

[3] 参见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2《徐大中丞谳语序》，卷4《祭抚军邵公文》、《先府君梦山公暨先母程王两孺人行述》、《先室萧宜人行述》，以及《雅雨堂诗集》卷下《宫怡云方伯家高密康熙辛卯与余同举于乡榜下一别屈指四十有八年矣近就公子养于嘉兴司马官署访余来扬假馆一年始去赋长句送别》。

[4] 参见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2《容安斋诗集序》，卷4《先室萧宜人行述》。

[5] 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2《容安斋诗集序》。

[6] 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4《先府君梦山公暨先母程王两孺人行述》。

[8] 卢见曾任颍州府的时间，据《雅雨堂文集》卷4《书贞靖先生传后》“乙卯秋，迁知江宁府。……乃未逾月，而调任颍州府以去”，《雅雨堂文集》卷3《重修四贤祠记》“雍正三年，分置颍、亳两直隶州。十三年，置颍州府，通隶两州旧属之地。予由亳州牧来守是郡……”，当为雍正十三年（1735）。而《雅雨堂文集》卷3《颍州重浚西湖记》则称：“乾隆丙辰，余奉命来守颍”，卷3《月驾轩跋》：“乾隆丙辰，予守颍州，因公事来此。”丙辰为乾隆元年（1736）。此说与前说有异。又《雅雨堂文集》卷4《祭抚军邵公文》曰：“公膺特简，巡抚江南，而曾移守颍州。”按：抚军邵公为邵基，据《清代职官年表·巡抚年表》，邵氏任江苏巡抚时间为乾隆元年（1736）十月二日至二年（1737）九月十日，则卢见曾之任颍州府，似应为乾隆元年（1736）。

[10] 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4《上宰相书》。

[11] 卢文弨：《故两淮都转盐运使雅雨卢公墓志铭》，见闵尔昌纂录：《碑传集补》卷17。

[13] 参见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3《重修天津府儒学碑记》、《重修天津府武庙碑记》。

[14] 卢见曾：《雅雨堂诗集》卷下。

[15] 卢文弨：《故两淮都转盐运使雅雨卢公墓志铭》，见闵尔昌纂录：《碑传集补》卷17。

[16] 卢见曾：《雅雨堂诗集》卷下《乙酉圣驾南巡钦赐御书“德水耆英”扁额恭纪天恩》。

[17] 卢见曾：《雅雨堂诗集》卷下《石芝园即事》有“堂悬赐额龙光重，楼贮藏书豹雾腾”之句。

[18] 卢见曾：《雅雨堂诗集》卷下《见可园》曰：“名园群从少相亲，二十年来伤逝频。剩有空亭花一树，支离也似既衰人。”

[19] 卢见曾：《雅雨堂诗集》卷下《病三月几危小愈后谢亲友作》。

[20] 《清高宗实录》卷813，乾隆三十三年六月辛巳条。

[21] 《清高宗实录》卷813，乾隆三十三年七月癸巳条。

[22] 《清高宗实录》卷815，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己酉条。

[23] 《清高宗实录》卷815，乾隆三十三年八月乙酉条。

[25] 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3《颍州重浚西湖记》，张殿传按语。

[26] 《清史列传》卷71《文苑传二》《卢见曾》。

[27] 卢文弨：《故两淮都转盐运使雅雨卢公墓志铭》，见闵尔昌纂录：《碑传集补》卷17。

[28] 卢文弨：《故两淮都转盐运使雅雨卢公墓志铭》，见闵尔昌纂录：《碑传集补》卷17。

[29] 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3《雅江书院记》。

[30] 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3《永平府书院碑记》。

[31] 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3《问津书院碑记》。

[32] 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2《试帖初桄序》。

[33] 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3《重修天津府儒学碑记》。

[35] 卢见曾于《雅雨堂诗集》卷上《自江宁调治颍州江上作》有曰：“颍连庐凤周三郡，家与琴书共一

船。”

[36] 以上皆引自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4《先府君梦山公暨先母程王两孺人行述》。

[37] 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2《萧侍读集后序》。

[38] 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1《赵饴山先生声调谱序》。

[39] 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4《书田香城先生自作墓志铭后》。

[40] 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2《容安斋诗集序》。

[42] 以上皆引自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1《五礼通考序》。

[43] 卢见曾：《雅雨堂诗集》卷上《扬州杂诗》。

[44] 卢见曾：《雅雨堂诗集》卷下《哭马嶰谷主事》。

[45] 卢见曾：《雅雨堂诗集》卷下《长歌行题董曲江内甥邗江归棹图小照》。

[46] 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1《经义考序》。

[47] 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1《重刻万充宗先生经学五书序》。

[48] 以上皆引自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1《经义考序》。

[49] 以上皆引自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1《重刻万充宗先生经学五书序》。

[50] 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1《周易孔义集说序》。

[51] 卢见曾：《雅雨山人出塞集·答扬州诸故人问近况》。

[52] 卢见曾：《雅雨山人出塞集·注易》。

[53] 卢见曾：《雅雨山人出塞集·二十台别蒋生韶年生萝村公子，代父戍军台，从予学<易>》。

[54] 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1《刻郑氏周易序》。

[55] 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1《刻李氏易传序》。

[56] 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1《刻周易乾凿度序》。

[57] 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1《刻李氏易传序》。

[58] 王昶：《春融堂集》卷55《惠定宇先生墓志铭》曰：“呜呼！自孔、贾奉敕作《正义》，而汉魏六朝老师宿儒专门名家之说并废。又近时吴中何氏焯、汪氏份以时文倡导学者，而经术益衰。先生生数千载后，耽思旁讯，探古训不传之秘，以求圣贤之微言。于是，吴江沈君彤、长洲余君仲霖、朱君楷、江君声等，先后羽翼之。流风所煽，海内人士无不重通经，通经无不知信古，而其端自先生发之，可谓豪杰之士矣！”

[59]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39《惠先生栋传》。

[60] 戴震：《戴震文集》卷11《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而钱大昕《题惠松崖征君授经图》亦曰：“汉儒说经重诂训，授受专门先后印。三代遗文近可推，大义微言条不紊。后人凿空夸心得，一笔欲将郑服摈。虚谭名理诃玩物，陈义甚高词已遁。我朝经术方昌明，天遣耆儒破迷闷。红豆风流手泽贻，三世大师清望峻。正谊常睎董仲舒，识古共推刘子骏。尤长羲《易》泝九师，辅嗣说行存亦仅。郢书燕说一例芟，坠简逸象尽日捃。画吞仲翔洵已足，论持赵宾兼肯仞。苦心孤诣识者谁，后有子云或能信。礼堂写定不得传，令子趋庭万人俊。群书暗诵才翩翩，家法相承语谆谆。青紫拾芥何足云，朴学千秋宜自奋。吾生亦有好古癖，问奇曾许抠衣进。廿年聚散等浮沤，宿草青青老淚抆。展图仿佛见平生，苦井长眢几时浚。黄门精熟继长翁，试听它年石渠论。”（《潜研堂诗集》卷10）

[62] 详见程晋芳：《勉行堂文集》卷5《易汉学跋》；张惠言《茗柯文二编》卷上《周易虞氏义序》；焦循《又复王伯申书》（罗振玉：《昭代经师手简二编》）；王引之《王伯申先生手札》（载焦循：《焦氏遗书》卷首）。

[63] 沈大成之生卒年，历来说法不一，有1696－1777或1709－1781之说。汪大经所撰《沈先生大成行状》则称：“先生生于康熙庚辰十月二十五日，殁于乾隆辛卯十月二十九日，年七十有二。”（钱仪吉纂录：《碑传集》卷141《文学下之下》。）也就是说，沈大成之生卒年为1700－1771。而汪大经在文中自言：“大经与先生为世好，从学五年，稍窥其学行。去岁十月二十七日，先生自扬归，病亟，呼大经，受授诗文丛稿，并东原先生与先生书《学福斋集序》。……越二日，而呼易箦矣。”观此，汪大经之说当为有据。兹从汪说。

[64]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2《桥东录》。

[65] 惠栋：《松崖文钞》卷2《学福斋集序》。又惠栋：《松崖文钞》卷2《秋灯夜读图序》记：“甲戌之岁，余馆德水卢使君衙斋，讲授之暇，篝灯撰著。每涉疑义，思索未通，恨无素心晨夕。一日，使君以诗文数册示余，余读之惊，然未及询作者何人也。久之，典谒引客入，相见，则余故人，云间沈君学子，向所视数册，皆出君手。余喜甚，叩所疑者，学子一一晰之，余闻之愈惊。既而促膝话旧，知君归自武林，道吴而至广陵。……广陵诗社诸君，闻声争交欢。……使君既得君如左右手，社中诗老颇以失君为怅，而余则说经论文，亹亹甚乐。”

[66] 汪大经：《沈先生大成行状》，见钱仪吉纂录：《碑传集》卷141《文学下之下》。

[67]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0《虹桥录上》。陈黄中《惠征君栋墓志铭》曰：“两淮卢运使馆之官舍，居三年，后以疾辞归。”（钱仪吉纂录：《碑传集》卷133）王昶《惠定宇先生墓志铭》曰：“余弱冠游诸公间，因得问业于先生。及丙子、丁丑，先生与予又同客卢运使见曾所，益得尽读先生所著，尝与华亭沈上舍大成手钞而校正之。故知先生之学之根底，莫余为详。”（《春融堂集》卷55）

[68] 段玉裁编：《戴东原先生年谱》，乾隆二十二年、三十五岁条曰：“是年，识惠先生栋于扬之都转运使卢君雅雨署内。文集内《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所云‘自京师南还，始睹先生于扬之都转运使 司署内’者也。……而《沈学子文集序》云：‘彊梧赤奋若之岁，余始得交于华亭沈沃田先生，既而同处一室者更裘葛。’似先生是年冬日出都，在扬州交沈沃田。沃田名大成，华亭名士，老客扬州，以是知之。”戴震与惠栋、沈大成之交往，又见《戴震文集》卷11《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沈学子文集序》。

[69] 王昶：《春融堂集》卷55《惠定宇先生墓志铭》曰：“及丙子、丁丑，先生与予又同客卢运使见曾所，益得尽读先生所著。”

[70] 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8《新刻大戴礼跋》曰：“吾宗雅雨先生，思以经术迪后进。……知文弨与休宁戴君震夙尝留意是书，因索其本，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