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变”：审视先唐文体递延脉络的重要视角

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先唐文学研究，应当遵循何种文学理念，面对研究对象，是以现今之文学观念予以观照，或是深入当时之现场以当时之价值理念、审美标准给以审视，又或是就以上二者而折中之。这样三种处理方式，如何确定，看似简单，其实并非易事。陈寅恪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之论述，可谓深透。刘永济先生作《文心雕龙校释》，就刘勰所论，每每细读所涉作品，而后深思、寻绎刘勰之本意，这一了解之同情对笔者启发甚大。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即使抱着有用于今的目的，我们也应要先回到当时之时代场景中，去仔细品味、理解古人之想法和理念，而非带有预设的想法作简单筛选和提取。循此思路，本文拟以刘勰之通变观念与其文体论关系这一问题作简要探讨。

通变是《文心雕龙》中重要的理论范畴，这不仅在于刘勰以专篇来作详细阐述，而且还在于这一观念时时贯彻在他对作家、作品的观照和论述之中。《文心雕龙》在总结前世文章创作规律基础上，讨论文章作法，指导文章写作，通变就是刘勰在总结各体文章递延流变基础上提炼出来的重要的理论、美学范畴，因而对于《文心雕龙》文体论部分，甚或周秦汉魏各文体递延脉络的考察，自然应当遵循这一概念或原则，但这似乎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关于通变之意旨，旧有复古说，影响甚大。清人纪昀实肇其端：

齐梁间风气绮靡，转相神圣，文士所作，如出一手，故彦和以通变立论。然求新于俗尚之中，则小智师心，转成纤仄，明之竟陵、公安，是其明征。故挽其返而求之古。盖当代之新声，既无非滥调，则古人之旧式，转属新声，复古而名以通变，盖以此尔。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又申述之：此篇大指，示人勿为循俗之文，宜反之于古。又云：彦和此篇，既以通变为旨，而章内乃历举古人转相因袭之文，可知通变之道，惟在师古。二人皆着眼于纠正时弊，故称彦和属意复古。又有以通变为因果关系的认识，所谓通变，实以通和变为二事，而彼此并非并列，有着因果关系。换言之，变为因，通为果，由因致果，从变生通，故通变即西晋陆机《演连珠》中通于变，于有从的意思。故在变则通，变是通的先决条件。以上是片面强调复古或 新变的两种代表观点。对于前者，刘永济先生已予以纠正：

然舍人首言资于故实，酌于新声，赞语复发文律日新，变则可久，趋时乘机，望今参古之义，则竞今疏古，固非所尚，泥古悖今，亦岂所喜？

对于后者，通、变恰是并列之关系，刘勰既意以通，亦在于变。《文心雕龙通变》云：

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然绠短者衔渴，足疲者辍途，非文理之数尽，乃通变之术疏耳。故论文之方，譬诸草木，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晞阳而异品矣。

刘勰于此谈得极为清晰明白，所谓文事实含两端：一者设文之体有常，故名理相因，体资故实，须通；变文之数无方，故通变则久，数酌新声，须变。需指出的是，这里的通变一词实为偏义，刘勰特言变，而并非如上引观点通变特指变之一端。不可变者须通，可变者则须变，故论文之方，譬若草木，根干丽土而同性，如文之通；臭味晞阳则异品，如文之变。通、变二者，皆乃势之必然。刘勰接着又以此为准，讨论前世作品之优劣得失。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唐歌在昔，则广于黄世；虞歌《卿云》，则文于唐时；夏歌雕墙，缛于虞代；商周篇什，丽于夏年。至于序志述时，其揆一也。商周之前，虽愈加文、丽，但序志述时，其揆一也，该通者通，该变者变，遂为后世之典范。而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 写楚世；魏之篇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汉以后作品仅执着于变，而迷失于通，故弥近弥澹，究其根本，则在于竞今疏古，风末气衰之故。

刘勰通变之适用于文体，即在于揭示其名理相因之须通与文辞气力之宜变者，并举前世作品为证，以言其优劣得失。今试以诗、乐府、赋为例略作考察。如《明诗》：

诗言志，歌咏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

诗言志、诗者，持也，持人情性，所谓应物而感，感物吟志，诗为情、志自然之抒发，此即诗之名理相因者；而四言五言、逞气雕采，随时变迁，亦当有取。以言志抒情为主干，兼以文辞气力之强调，这样的诗歌才合乎通变之准则。以此为准则，上古顺美匡恶之诗自不必言，后世诸家亦多有可称道者，如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嵇志清峻，阮旨遥深、应璩百一，独立不懼，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之类。而有些诗篇则因多崇变而乏于通，而为刘勰批评，如宋之山水诗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

至于乐府，刘勰称：

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匹夫庶妇，讴吟土风，诗官釆言，乐胥被律，志感丝篁，气变金石。是以师旷觇风于盛衰，季札鉴微于兴废，精之至也。

乐应感人，亦应由此观盛衰兴废，此为乐府之名理相因之通；后随世流转，亦现新声之因素，可酌以吸收、利用，如刘勰所称魏之三祖，气爽才丽之类。但刘勰对秦之后乐府多所批评，如称暨武帝崇礼，始立乐府，总赵代之音，撮齐楚之气，延年以曼声协律，朱马以《骚》体制歌，《桂华》杂曲，丽而不经，《赤雁》群篇，靡而非典。《宋书乐志》云：

汉武帝虽颇造新哥，然不以光扬祖考、崇述正德为先，但多咏祭祀见事及其祥瑞而已。商周《雅》《颂》之体阙焉。

可与刘勰丽而不经、靡而非典之评相参照。此为乐府不合通变之例，即仅逐新声，而忽视了乐府应当体资故实之处。而前引魏之三祖例，虽气爽才丽，但因志不出于淫荡，辞不出于哀思，故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则亦归为违忤通变之类。

再看赋。刘勰称，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赋之源，出自诗，故而铺采摛文，意在体物写志，这是其名理相因之须通之处。刘勰又称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屈赋之声貌华采为新变因素。综合二者，赋也者，乃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即赋之通变之内涵。与此相应，刘勰又云：

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杂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

赋与诗同，皆因物感而抒发情志，又与诗异，则在于其原本即须铺采摛文，是最易展示作者才华的一类文体。刘勰在对前世赋作擘肌分理的过程中认识到这一点，故将赋之雅义（通）、丽词（变）这一创作总原则提炼出来，作为评价赋之优劣与辨识赋之流变的标准。需要指出的是，刘勰在其他篇目中对汉之后赋作多有批评，但这不是简单对赋之华采、夸饰的否定，在《诠赋》篇中，他列出十家谓之辞赋之英杰，就主要着眼于他们在文辞气力方面的新变因素，他的批评是在于有的赋篇刻意追求奇采而丢弃了情志之根本。这也即刘勰所言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者。

以上以诗、乐府、赋为例，对通变观念在刘勰文体论中的体现与运用作了简单说明。总之，通、变二者，作为刘勰由前世作品总结出的理论范畴与审美原则，应当回到对具体作品与诸文体的递延流变的观照、衡鉴中去，这才符合它的性质与刘勰的意旨。当然，如何对此作深入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从历时的角度考虑，通与变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即使通也绝非即如情、志这样笼统的界定那样简单，这些问题都需要去作详细的梳理和界定，但通变这一符合传统思维的美学范畴，对于我们考察先唐文学乃至历史文学之源流递延，均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