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论纲

" 本文拟就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作出简要概述，共分为三个部分，即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之重要特点，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之主要内容，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之指导意义。

一、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之重要特点

邓小平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

邓小平理论中的新闻宣传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理所当然地具有邓小平理论的基本特点。也就是说，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思想和学说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因而，也就具有承接性、开放性、兼容性、实践性、辩证性的重要特点。这是因为，这些特点同样表现在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当中。邓小平理论既是完整型的、又是开放型和发展型的科学体系，而其中的新闻宣传思想则是其中的分体系、子系统，切不可割裂开来，也不能因为邓小平不是一个书斋里专钻故纸堆的学者，而是一个现实的指导者、建设工作的领导人，就认为他的这些所写、所讲、所说、所谈的，只具有当时、当地、具体事情的指导性，而没有什么新闻宣传工作的理论价值，便不能将其系统化、科学化。我认为：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除了具有邓小平理论的承接性，开放性、兼容性、实践性、辩证性等这些基本特征外，还是对中国新闻宣传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新闻宣传工作实践的理性总结，它高层建瓴地站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头，将哲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文化学、经济学、管理学、军事学以及飞速发展的各种自然科学学科的学说，应用于指导我们的新闻宣传工作实践，是一个新闻宣传实际工作的宏观的指导思想体系，其中的系统性、全面性、科学性和可行性，已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闻宣传工作的正确实践所证明，也将为我们今后的新闻宣传工作实践进一步所证明。

二、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之主要内容

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可粗略地分为以下十个方面。

（二）理论宣传及研究要紧密联系实际，反对脱离具体实践的抽象空谈。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勇气和胆略，支持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大力强调和积极提倡“解放思想”[3](P1

40)，特别重视理论方面的研究和这方面的新闻宣传活动。邓小平理论的新闻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调在新闻宣传工作上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脱离具体实践的抽象空谈，不能当“口头理论家”或“口头宣传家”。邓小平批评了一些在政策理论宣传上的不良倾向：“在宣传内容上，一般地只注意土改宣传，而忽视了党的各方面正确政策的宣传。‘左’的口号，‘左’的词句掩盖了或减弱了党的正确口号和主张的力量。”[2](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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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论的研究，关系到正确政策的制定。这种带有高度战略的新闻宣传思想观点，直承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新闻宣传学说，极有新闻学的学术价值。马克思在法国巴黎公社失败后，认真地总结其经验教训，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并且把流亡在外的、急急忙忙地要回国内去举行第二次起义的领导人经过劝说推进了大不列颠图书馆，让他们在那里加强学习、锻造革命的理论武器。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毛泽东在我国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和教训，艰苦地创造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并指导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了胜利。邓小平说：“当然，不论是现在或者今后，还会有许多理论研究，暂时人们还看不到它的应用前景。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3](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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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新闻宣传工作要提倡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要将其提到正确政策宣传的政治思想高度。他指出：“这里说的宣传工作，实际上包括党的整个思想政治工作。”[3](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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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他说：“理论工作者、宣传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同党的各级干部一起，在这几年的富有成效的工作中，共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3](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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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同时他强调“要我们今后的宣传工作能够适应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的要求”[3](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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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也就是说理论研究要联系实际，对这样的理论研究及其对于它的宣传，要有助于实现“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他批评“有相当一部分理论工作者，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种种重大的理论问题缺乏兴趣，不愿意对现实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表示要同现实保持距离，免得犯错误，或者认为没有学术价值”[1](P

40)。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抽象空洞的宣传“不但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解决当前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进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为技术进步、社会进步而需要不断进行的改革。”[1](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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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以，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3](P3

80)。

（四）提倡实事求是，拿事实来说话，反对“本本”和形式主义。要实事求是，关键就在于这个“求”字上，即如何地去研究。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要求新闻宣传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原则，拿事实来说话，反对本本主义和形式主义，反对形形色色的弄虚作假。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3](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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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毋庸置疑，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必须坚持的思想路线。在新闻宣传工作上是要提倡实事求是的，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可是具体应该怎么办呢？邓小平在这里承接了毛泽东“请看事实”的新闻宣传思想，强调必须“拿事实来说话”[3](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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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闻宣传工作要拿事实来说话，但“事实”并非是信手拈来的，是经过反复研究调查得来的。拿到了事实，“写文章也不是很困难，主要是要意思好”[2](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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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邓小平说：“办好报纸有三个条件：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2](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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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这三个条件都是与“拿事实来说话”有关联的。不结合实际，只是空谈一阵，然后束之高阁，那根本谈不上是“实事求是”，那是政治喧嚷，唱的是空洞的调头，是照着“本本”来念，是教条主义，在新闻宣传上搞形式主义，这是必须加以反对并且花大力气予以避免的。不联系群众不行，鲜活的事实都是群众创造的，不能密切群众关系，事实就难以得到，要想得到“新闻如鲜鱼”似的事实那是不可能的。在新闻宣传工作上进行批评，更要实事求是，更要“一点雨一点实（湿）”，因为这是公开批评，事实不确凿那是绝对不行的。新闻宣传工作者需要自我批评，更正自己报道中的遗漏或失实，还报道事实以本来面目。新闻宣传工作要“拿事实来说话”，就要像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报纸要结合实际，结合当时当地的中心任务。……领导同志和办报同志的主要精力要放在当地新闻上，要大量刊登本区人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报社要时时和领导取得联系，根据本地当前任务的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报道方针”[2](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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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拿事实来说话也是有原则的，决不是“有闻必录”。邓小平敏锐地看到：“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2](P3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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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死抱“本本”，搞教条主义；扎“花架子”，搞形式主义；不深入调查研究，搞官僚主义；这在新闻宣传工作中都是要严肃地加以批判的。

（五）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认为坚持原则“输理”。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特别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认为坚持原则‘输理’”的软弱态度和错误说法。邓小平最早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还明确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3](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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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邓小平指出：“尽管如此，中央认为今天还是有很大的必要来强调宣传这四项基本原则。”[3](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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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他强调说：“但是也必须指出，我们的宣传工作还存在严重缺点，主要是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错误思想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3](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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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他说明了“尤其严重的是，对于这些不正确的观点、错误的思潮，甚至对于一些明目张胆地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观点，在报刊上以及党内生活中，都很少有人挺身而出进行严肃的思想斗争。”[3](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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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四项基本原则“必须结合实际加以坚持和发展，并理直气壮地进行宣传，不允许怠工。”[3](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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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他非常明确地指出：“要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要多写这方面的文章。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现在的问题是，要更多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1](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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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如果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就此进行宣传、教育，“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獗得很，好人没有勇气讲话，好像自己输了理似的，没有什么输理的。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不能让那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诬蔑的人畅行无阻，煽动群众”[1](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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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他还说：“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1](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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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加强批评和自我批评、理想和纪律教育、舆论监督，反对腐败。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强调新闻宣传工作批评报道的舆论监督作用，重视自我批评，注重理想和纪律的教育，揭示丑恶现象，反对腐败。邓小平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大大发扬，我们还很不够。领导上，党委和政府，要全力支持通讯员写批评稿，现在敢说话的人太少，要鼓励说话。对有些与事实不符的批评，必要时也要提醒和说明。”[2](P1

50)要大大发扬新闻宣传工作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因为“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和自我批评”[2](P1

50)。要改进新闻宣传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新华日报》最近做得好一些。过去报喜不报忧，现在也报忧了，这就可以医治自满和麻痹”[2](P149-1

50)。批评要讲方法，写批评稿也要有法度，“报纸搞批评，要抓住典型，有头有尾，向积极方面诱导，有时还要有意识地作好坏对比。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有力量，才说明是为了改进工作，而不是消极的”[2](P1

50)。进行批评往往不注意方法，写批评稿也不精粹，“我们有的批评往往只是把问题摆出来了，没有下文。描写过程也不能冗长”[2](P1

50)。进行新闻宣传上的批评，要防止在群众中造成各种不符合实际的印象。”[3](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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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要认真对待，“但是这丝毫不是说可以不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这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法。坚持‘双百’方针也离不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要采取民主的说理的态度这是必要的，但是决不能把批评看成打棍子，这个问题一定要弄清楚，这关系到培养下一代人的问题。”[3](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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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1](P1

10)也一定要教育我国人民，尤其是青年，要守纪律，“能够有效率，有纪律地工作。”[3](P2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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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闻宣传工作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条、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3](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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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这方面必须加强新闻宣传工作，“否则，我们自己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装，还怎么能教育青年，还怎么能领导国家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坚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指导整个工作；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提倡和表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服从组织’，‘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有人居然对这些庄严的革命口号进行‘批判’，而这种荒唐的‘批判’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抵制，居然还得到我们队伍中一些人的同情和支持。每一个有党性、有革命性的共产党员，难道能够容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吗？’[3](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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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针对这种情况，在新闻宣传上“要继续批判和反对封建主义在党内外思想政治方面的种种残余影响，……同时，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3](P3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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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反对任何人搞特殊化，反对腐败。

（八）改善经营管理，改进作风和文风，要“两手抓”，反对“一手硬、一手软”。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强调新闻宣传工作要大力改善经营管理，着力改进工作作风和文风，要采用“两手抓”的办法，反对“一手硬”而另“一手软”。邓小平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1](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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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这是邓小平承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方法论所作出的理性总结，是当代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思想，也是指导我们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思想。这就要求在新闻宣传工作上，“解放思想，也要既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3](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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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既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又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这就是“两手抓”的思想在理论研究、政治教育、新闻宣传、文学艺术诸方面的具体体现。在作“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设计时，邓小平说：“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3](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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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他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所以，我们在新闻宣传工作上，既要宣传物质文明建设的成果，也要宣传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既要报道民主建设的成绩，也要报道法制建设的成绩；既要反映部分人依靠勤劳致富，也要提倡共同富裕的观点；既要力主改革，又鼓励开放；既要加紧立法执法，又要加强教育学习；既要注重本国的经验，也要吸纳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既要注重社会效益，也要注重经济效益；既要出版报刊，也要经营管理。诸如此类，不能一一列举。这些都是“两手抓”的思想在各个不同领域的具体表现，也是在新闻宣传工作的具体运用。这里的关键在于这样的“两手抓”而“这两只手都要硬”；在各个领域那种“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同样，在新闻宣传工作方面，那种“这只手硬、那只手软”的现象也是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我们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不放松，认真抓，就会有办法。对贪污、行贿、盗窃以及其他乌七八糟的东西，人民是非常反感的，我们依靠人民的力量，一定能够逐步加以克服。”[1](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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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为中国的建设创造良好舆论环境的关键在人，反对精神污染。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总是站在时局的前头，把握历史前进的航船，强调要为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面推进营建良好的国际和国内的舆论环境。一方面，要对我国的“四化”建设提供新鲜信息，反映引导舆论，另一方面要报道国际风云变幻，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还要进行科学文化教育和开展各种文体娱乐活动。总之，要要求新闻宣传能够创造一个有利于我国建设和发展的舆论环境。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从事新闻宣传活动的基本方针。邓小平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1](P3

80)中国各项建设事业的成功，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的因素当然是第一位的。新闻宣传工作的成败，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关键在人”。邓小平对新闻宣传工作者（统括在思想政治工作者之内）要求，无论从政治条件上，还是从思想方法上，无论是在理论修养上，还是在专业培养上，都是很严格的。这是大家所惯常知道了的，这里不再赘述了。与此同时，小平同志也强调了抵制精神污染的重要性。他说：“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1](P

40)搞精神污染的那些人“用他们的不健康思想、不健康作品、不健康表演，来污染人们的灵魂”[1](P

40)。包括新闻宣传工作者在内的“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1](P

40)。新闻宣传工作者“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表演，教育来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1](P

40)。江泽民同志在他的讲话和报告中也一再强调，新闻宣传工作者要用自己出色的新闻宣传活动，做好人的工作，发挥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三、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之指导意义

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主要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闻宣传工作实践经验和教训的集中总结和理论概括。因此，它具有多层面的指导意义。

（一）它对新闻宣传方面的实际工作具有现实的指导性。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本来就是来源于实践的，既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因此就对今天的新闻宣传实践具有现实的针对性，所以是对新闻宣传工作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的。

（二）它对新闻宣传方面的研究工作也具有很强的指导性。邓小平理论的新闻思想，虽然散见于其讲话、报告和著述之中，但它却是遇事而论的，具体问题能够具体分析，着眼于解决现实问题。从事新闻宣传方面的理论研究，决不能抽象空谈，不求应用。所有理论研究都应该面对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来设计、分析、探讨，努力争取找到能够适应新形势和解决新问题的方法或途径。因此，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也就对现今和将来新闻宣传工作指导理论的研究有着间接的指导意义，同时也将对包括新闻宣传工作在内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上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方法论意义。

（三）它将在马克思主义新闻宣传学说史上占有突出的历史地位和拥有特殊的历史意义。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是继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毛泽东等之后在马克思主义新闻宣传学说史上所竖起的又一个里程碑。继往者之可接，开来者之可追。它解决了它所处的时代的一些新闻宣传工作上的根本性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为它的前人所未遇。关于这些，历史还将会给予恰如其分的公允的评价。

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是很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它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思想遗产之一部分，其代表著作就是《邓小平文选》（已出版了3卷本）。我这里所简述的，未免会挂一漏万，但雄文尚在，可供研读则日久，因为那毕竟是20世纪一代伟人的思想遗产，中华革命史上的理论丰碑。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新华社新闻所编.邓小平论新闻宣传[C].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