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后现代主义的矛盾和困窘

[论文关键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批判；哲学批判

[论文摘要]后现代主义是与现代性问题相伴生的文化观念、哲学思想，甚至还是一个“普遍敏感性的历史时期”。但其纠结与离散，从来就不是一个时间概念上的问题，而是一个与人类生活实践伴生始终的问题，只不过是随着资本逻辑的强化而从关于世界本源和道德伦理的幕后窜到了资本运动的前台，并伴随全球资本主义的进程而打斗愈烈。本文意欲揭示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意义含混和审美颠覆，通过再现其展开方式揭示后现代主义的影响途径和它内在的无法避免的矛盾。

一

后现代或后现代主义的功能之一是“摧毁”，正如有研究者指出，后现代主义者始终在现代性的金属碎片上发掘光芒。“与现代社会的总体性相对立，在后现代社会，一种局部的性能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这是总体性解体之后知识的存在状态。对于后现代知识的这种存在状态，利奥塔最后给出的解救方式是通过误构来达到后现代知识的合法性证明。误构是对异质性状态的一种联结，以临时契约状态取代总体性的永恒构建，正是凭借这一点，利奥塔成了后现代主义中的一位重要思想家”。

现代性的解体就是那些金属碎片，碎片的重组就是误构。这是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和普遍道德信念的犬儒主义背离。

在伊格尔顿关于后现代的文化、哲学的幻象里，后现代文化的典型风格被确定为游戏、自我模仿、混合和反讽，与现代主义的纯粹、自律的风格格格不入。这种格格不入有人欢喜有人愁，欢喜的人把它作为一种艺术民主加以欢迎，愁的人则把它斥责为艺术屈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犬儒投降。利奥塔曾经说过，一个人如果未先经历后现代，就不可能是真正成为现代的。齐格蒙特·鲍曼把这句话理解为:自从人们一开始讲述现代性的故事，后现代就不为人知地隐姓埋名地出现在现代性每天的故事当中。这种无法割舍的孪生关系，使得后现代与现代之间互相美化、增光添彩，而不是割袍断义、老死不相往来。

无论是新的思维框架与价值取向，还是对立的文化意象;无论是现代性爆裂后滚烫的金属碎片，还是深植入现代性身体的刺(鲍曼语);无论是浪荡子的瞬间震惊(波德莱尔语)，还是陌生人(鲍曼语)的犬儒背离，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和哲学思想，已经深刻地影响着现代社会的男男女女，或者说，现代社会的男男女女的生存空间，已经成为了后现代性的栖息地。

意义的含混和对审美传统的颠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和思想总体上就是这样的。

二

学术界对后现代主义的诊释，无论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领域，还是在后现代主义本身的性质、功能等内里，都进行了有深度的探讨，揭示了现代社会生活的后现代逻辑，或者被后现代逻辑所左右的现代社会生活。

但真正的问题是，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的意义含糊，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审美批判何以可能?这种可能性策略的展开样态又是什么?它的意义又在哪里?要回答清楚这些问题，可能是对现有的后现代主义诊释的一种挑战。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萨特，人的存在都不是一个先验的问题。马克思的实践和真理观，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都揭示了任何一种主义或者真理的对象化事实。因此，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实际上都是“实践后”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性的批判，不仅仅是一种概念上的努力，而且是一种人类生活的“抗固化”(鲍曼语)策略。“社会学作为一种抗固化的力量，打破了一成不变的压迫感，恢复了世界的弹性;它显示了世界的面貌大可以和今夭不同。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意识到‘人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同一个世界’，也许我们能比过去更容易与‘他人’沟通，也许我们能多一分理解与宽容，也许人类真正的团结也就有其实现的可能性了。”

观念和审美的后现代主义行动几乎全部集中在“固化”与“抗固化”的对决之中。但“一成不变的压迫感”和“审美的总体性”，从西方哲学一直在为其作注脚的柏拉图开始，就已经存在了。从那一时刻开始，“恢复世界弹性”的努力也一直没有中断过。这样看来，所谓“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纠结与离散，从来就不是一个时间概念上的问题，而是一个与人类生活实践伴生始终的问题，只不过是随着资本逻辑的强化而从世界本源和道德伦理的幕后窜到了资本运动的前台，并伴随全球资本主义的进程而打斗愈烈。

文化和思想上的打斗，似乎从来就不局限于纸上谈兵。现代主义的“固化”往往是以民族国家、国家资本主义的面目出现的，一种强加了国家、民族意志的现代性自上而下地统一和规整着世界和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和“弹性”。但是，即便在宣布现代性已经失败的今天，仍然没有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曾主动宣布放弃这种统一和规整。后现代主义者充分意识到了这点，于是首先选择了一种文化批判的策略，剑走偏锋。而这种剑走偏锋的实际结果就是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消费诱惑。文化和思想上的打斗，形成了后现代主义独特的文化品性—批判的观念演变成了与消费者的合作，“规训的力量和消费的诱惑在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是一并出现的。”"

在鲍曼作出区分的后现代栖息地，这是一个文化和政治的竞技场。丹尼斯·史密斯认为从鲍曼的后现代视角来看，“后现代观察事物的方式，在其中不仅仅是对现代性世界观令人烦恼的怀疑，实际上它已经替代了这种世界观，并且取代了它的地位。它不再是一个后座上的驾驶员，批评一下选取的道路，相反，它已经坐在驾驶座上了。”但有意思的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仅仅是一种文化对政治的摇拽，而不是文化和政治的全方位撼动，真正的驾驶员还是那些操控规训力量的国家精英，他们把握着刺激消费欲望的社会高潮。

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展开方式。

三

从文化楔人的后现代批判和颠覆，这种展开方式同时也是危险的。这种危险的根源一是在于“审美的判断在激情的潮水上冲浪”，“后现代生活的自由讨论者可能轻易地变为一群暴民”，这可能是接近于对现代性自下而上的一种釜底抽薪。但后现代主义者对如何驾驭这一日益增长的力量，并没有提出有效的策略。另一个根源在于全球资本主义的精英阶层通过资本逻辑加强了现代性的逻辑—对“新的穷人”的规训和约束，因为他们不能与后现代栖息地有价值的生活方式一致起来。鲍曼预见，“新的穷人的广泛罪犯化对他们的囚禁，可能是厄运当头”。

暴民必然要受到规训和囚禁。后现代主义者的矛盾经常是他们举起了摧毁的榔头，冒然拆除了现代性的围墙以后，却发现他们不适应“极高层面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他们不接受来自‘上面的’或者‘外部的’明确而一贯的有关现实的性质的指示，或者他们应该遵守的道德规则的指示。结果出现了高层面的恐惧，即他们会犯大量判断上的错误，并且经常会受到伤害。”

如何避免这种伤害?后现代主义者小心翼翼地选择了“陌生人”这种角色，从而来应对“认知的、道德的和审美的挑战”，而“回应这些陌生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他们作为娱乐的对象—一个审美的现象而加以对待”。

因此，后现代主义者选择了流浪、闲游代替了现代性的朝圣，将他们摧毁某一种东西后的经验重组的误构的危险降低到最低限度，从而远离伤害。鲍曼把陌生人定位为四种角色:流浪者、旅行者、闲游者、游戏者，把后现代的个体自主投人到道德责任以及所有他人责任的对立面，从道德判断中去除了人类相互影响的巨大空间，甚至他们之间的亲密联系。这就意味着一种无根的、游戏的生活规则和道德规则，已经在现实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着作用了。对于这种作用的影响的感受，我们可能已经超越了熟悉的限度，更多地是感觉到置身其中。

这种生活规则和道德规则赋予现代社会的男男女女更多的后现代主义色彩。追逐流行与时尚，获取瞬间震惊与肉体快感，成为一种后现代性朝圣。谢军《那一夜》的迷乱癫狂，胡杨林“擦干眼泪陪你睡”的积极委身，验证了“把爱情作为一种产生快乐而没有牺牲的关系的去道德亲密”。“去道德亲密”能带给我们什么?

李玫在《都是流行歌曲的错》中唱道:

在我耳边挑拨好不轻薄，和谁谈恋爱会这么快活，在空气中传播谁也躲不过，让没有着落的人更寂寞，听得真堕落，唱得真赤裸，说来真罪过，爱情仿佛不劳而获。都是流行歌曲的，错爱来爱去爱不破，都是流行歌曲的错，没有你我爱什么，爱情的歌太多神出鬼没，闪烁着醉生梦死的泡沫，本想得过且过紧艳着心魔可是那旋律总是在按摩。

李玫为我们描绘了流行和时尚当中一幅社会众生相。我们虽然不能用后现代主义的基调来图解“听得堕落唱得赤裸”、“爱情不劳而获”、“醉生梦死”、“心魔”，但这些“浪荡子”和“游戏者”的身体和心理叙事，就是建立在这种身体的狄俄尼索斯满足之上的—香艳和酥软代替了“清教徒的朝圣”。而知识精英和市场经济的不谋而合，又加速了这种香艳和酥软的狄俄尼索斯举动。

后现代主义在这里陷人了一种无力自拔的矛盾—拆除现代性的藩篱之后的防不胜防和颠覆道德理性后的筋骨酥软，更为深刻的是，“那种始终在按摩的旋律”将

导致筋骨酥软的非个体化，而会是去总体化以后的又一种总体化。如此，鲍曼的“世界的弹性”又如何恢复?除了后现代的男男女女身体的弹性和沟通之外，鲍曼的社会学家“抗固化”策略极可能是后现代主义颠覆的又一个对象。否则，人类真正的团结也就只是群居时代的梦吃和空想。

综上，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矛盾和实践困窘，这些既不是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能避免的，也不是建设性的和庸俗的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能搭救的。那么，后现代主义的意义是什么?又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