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合理性的三个问题

社会发展合理性是认识主体基于对社会运动规律的共识，它凭借自身的主观愿望或共识，构想社会发展的面貌或蓝图，并最终通过社会发展的客观效果检验的一种理性认识。在社会发展合理性概念中，主要涉及到三个问题。

第一是社会发展的方向问题

社会发展是否具有合理性，首先涉及到人们对社会运动规律的认识，对社会运动方向的不同把握，是人们形成社会发展共识的基础。在历史上，人们对社会发展方向的认识，有三种不同的理论。

一是历史循环论。这种观点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按照一定规律而表现为循环往复的过程。在中国古代，主要以五德终始说为代表。它是战国末期阴阳家邹衍创立的关于社会历史变化的学说，他认为天地剖判以来，人类社会表现为五德转移的过程，也即是土、木、金、火、水五种物质德性相克的循环变化，决定着历史上王朝的兴替和制度的改变。如夏、商、周三个朝代的递嬗，就是火（周）克金（商）、金克木（夏）的结果。秦始皇以及西汉的统治者都用此说为自己的统治寻找合理性的根据。

二是社会发展的退化论。这在中国以道家的历史观为代表。在原始道家老子那里，他将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描述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第三十八章）在道、德、仁、义、礼这五者之间，社会表现为一种人类文明递相堕落的过程。他肯定道治、德治历史阶段，而对以仁、义、礼为标志的社会形态则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他认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第十八章）认为正是人类社会纯朴敦厚状态的失落，才出现了智巧狡诈、六亲不和、国家昏乱等文明社会中的一切病态。这种退化论，在人们的日常观念中，则表现为今不如昔，一代不如一代的感叹中。这种退化的历史观不仅在中国的道家思想史占据主导地位，在古希腊和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卢梭那里，也同样得到了描绘。卢梭把自然状态理想化为人类的黄金时代，而把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历史，说成是“人类的疾病史”，人类发展的过程正是人性堕落的过程。并对这种堕落的方式作了多方面的描绘，他认为，安乐和萎靡的生活方式，消磨着人们的力量和勇气；社会文明状态使人变成奴隶，成为虚伪、胆小、卑躬屈膝的小人；而财富则使人类变得贪婪，并陷入无休无尽的争斗之中；他甚至认为，第一个为自己缝制衣服或建筑房屋的人，实际上不过是给自己创造了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并给自己增加了累赘。正是人类文明成果导致了自然状态的解体和人的堕落。人类所有的进步，不断地使人类和它的原始状态背道而驰，进步的同时，就是退步。总之，人越是社会化就离开自己的本性越远。这也是退化史观所包涵的基本内容。

三是坚信社会发展具有某种目的的进步史观。从启蒙运动以来，相信人类发展是一个渐趋完善的进步史观便深入人心。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与自然规律相一致的过程，历史具有自身的目的。康德就把有机生物发展的目的论概念引入了对社会历史的研究，认为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朝完全实现自己的禀赋的目标前进。在个别活动和事件表面的杂乱和无目的性中，会呈现出整个过程的共同目标，似乎有一个理性目标引导着所有的活动。共同的目的使不同的个人活动呈现出共同性，从而表现出整个历史过程的合乎法则性。合乎法则性即是合乎自然的发展规律及其目的。康德认为：“人们可以将人类的历史大致看成是自然的一种隐秘诡计的实施，这种计划的实施为的是产生出一种内在的——而且，为此目的，也是外表的——完善的、独一无二的社会状况。在这种状况下，人的所有禀赋得以充分地发挥。”①

可见，在康德的观念中，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归属于自然的规律，人类无论怎样表现自己的意志，也跳不出自然的手掌。自然一开始就追求着某种人所不知的意图或计划，并通过人类的活动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与此相似的观念，有维科的“天意”和后来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的观念。如果说，黑格尔把绝对理念视作支配人类历史的“看不见的手”叫做理性的狡计，那么，康德的观念则可称为“自然的狡计”，在他们的观念里，都承认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具有自身的规律性和目的。这种进化史观，在中国思想史中，亦有表现，如康有为以进化论为武器对公羊三世说的改造，就是一例。

以上三种历史发展的方向感，决定了不同的人们对社会发展合理性的基调。持循环论的人以为太阳底下无新鲜事，一切不过是过去的重复，按照这种循环的轨道发展的历史，具有合理性，否则则无合理性。而退化论的史观，则以为一切发展是多余的，有时甚至是得不偿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罗马俱乐部的一份报告就指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以高热量的消耗为前提的，人类在获取一千卡热量的过程中，所浪费的热量是所得的几十倍，因而，在他们的眼中，现代社会发展的合理性是大可怀疑的。

第二是社会发展的总体蓝图问题

社会发展合理性，要涉及到的第二问题是社会发展的总体面貌或蓝图。我们讲社会发展的合理性，表明我们对历史方向感的把握是以进步史观为依托的，没有进步信念也就无所谓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在指称一个社会发展的时候，“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带有进步性的概念，因而“发展”是由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演进，是由不完善状况，向完善状态的演进，落实在社会有机体上来，“社会发展”是指社会有机体结构功能的改进或完善。那么，当我们讲“社会发展”时，就有三层意蕴，一是按某种标准对过去社会整体状况的评估，二是对当下社会的评判，三是对未来社会的构想。这样，社会发展的总体面貌或蓝图能否成为认识主体的共识，也成了社会发展合理性的重要维度。在走向现代社会的进程中，现代化的面貌或蓝图也是多样的，既有欧美内发原生型的现代化样板，也有东亚后发次生型的现代化模式，还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所以，社会发展合理性问题始终与我们对社会发展的愿望相关。

第三是社会发展的评估问题

人们通常讲经济学是讲价值创造的学问，政治学是讲价值分配的学问，而哲学则是讲价值评估的学问。同样，合理性问题，成为了一个哲学问题始终是一种价值评估的问题。对社会发展合理性的评估，要涉及到的两个问题有，第一个是一个社会发展的主观共识与客观效果的关系问题；第二个则是对社会发展实践本身的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问题。

社会发展的主观共识是通过一个政党、一个民族或一个政权以及个别历史人物的主观动机在特定阶段对社会的特定规划和要求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主观共识的客观效果，则表现为社会发展所呈现的面貌。这种主观共识与客观效果之间的关系，往往是评判社会发展的客观标准。如果社会发展的主观共识与客观效果相一致，那么人的行动和愿望无疑表现了社会发展的合理性。但是，主观共识与客观效果不一致时，我们就只有求助于长时段的历史了。对于这种不一致性，就是前面的提到的黑格尔的理性狡计，或康德的自然狡计的表现。中国思想家王夫之也敏锐地意识到历史人物活动的主观动机与其客观效果往往是不一致的。主观上的自私的欲望或个人的私欲可能会造成一种好的结果，即是恶的动机，往往成就了善的目的，这主要取决于历史人物的活动是否在客观上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例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封建、立郡县，主观上是为了实现他的家天下、私天下的目的，客观上，则减少了封建制的诸多弊端。所以王夫之感慨：“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②同样，善的共识或动机，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我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黄河上游建造的三门峡水库，其负面作用，还有人们对三峡大坝的非议，等表现了一种发展的共识与其客观的差异。这样，秦始皇当年废封建的不合理性，在历史上则表现为合理性，而三门峡水库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的转换同样表现客观效果的执拗，客观效果是不以人们的主观共识为转移的。

对社会发展实践本身的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是存在着善与恶的二律背反的，这突出地表现在历史上的进步往往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社会发展固然可以说是广义的善，但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则又是一种恶。历史科学的眼光着眼于社会发展实践合乎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而道德评价，则着眼于社会实践行为本身的善恶，我们对社会发展合理性的判定只能依据历史的眼光。比如工业化过程 对田园牧歌的消解，现时的国退民进的国企改革对成千上万工人生存状况的危害，都不足以否证当代社会发展的合理性。

注释：

②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船山全书》第10册，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