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的思路要超越左右翼

撰写此文颇费心思，反复修改而不成。此期间人文知识分子鄢烈山批评张维迎，和一般自由主义者秦辉反对权力瓜分的文章陆续面世；参与 目前 改革方案的张维迎，周其仁也发表长文反驳郎咸平而且态度激烈，锋芒毕露。我要不断增加篇幅以容纳新的观点。现在到周其仁为止。

“超越左右翼”是我在1994年提出来的，作为《克林顿智囊——进步 研究 所》读书笔记发表在《博览群书》杂志，1998年我在《 中国 改革报》和《战略与管理》发表揭露“权力资本化”长文。 计算 “租金”的文章年年都有，反对权力资本化，权贵资本主义，坏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在目前都可归纳为同一含义，就是反对权力资本瓜分。有良知的学者早晚会站到人民大众和宪法一边来。无论他是 社会 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好资本主义”。

好汉不提当年勇。自己做什么都有 历史 见证，不必自吹自擂，不必互相吹捧，我从来不搞什么体系，我所关心的是国家前途和公共利益的实际 问题 ，所以不必去维护自己 理论 体系和名声，人活得已经够累了。我曾在思想讨论会上多次提醒一般自由主义朋友与“新自由主义”划清界限，不要把社会公平的旗帜丢给自己最反感的“左派”。可惜听得进去的只有寥寥数人，秦辉“公平私有化”的观点我一直就赞成，且极力争取帮助他出书，只是没有成功而已，怎么说没有人支持呢？这次争论，一般自由主义者总体失语，被称为“中国良心”的茅予轼，吴敬链至今不发言，那些小自由主义者心里着急，不得不求助于远在美国的秦辉。如果在事关重大公共利益问题上总是失语，必定丧失社会 影响 力，再批判别人“煽动民粹”也是没有用的，现在是考验真假自由主义的关头了。我也期望更多的 经济 学家敢于从“中国经济学主流”的阴影下站出来，共同呼吁暂停MBO。

一、真正的改革是争取公开化和民主法制程序，MBO首先应该“叫停”

郎咸平质疑国有资产流失并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其勇气可嘉并在无意中影响历史进程。他呼吁国内经济学家回应，他其实不了解国内许多人已经进行了多年的艰苦斗争，但在特殊条件下，改革思路不幸被新自由主义主导并向权力资本倾斜，多次呼吁无效，大家已麻木了。

有人说朗咸平象一头公牛闯进瓷器店，表现出新自由主义之懊恼。得益于海外教授和财务专家身份，和那个愚蠢的起诉者帮倒忙，引起传媒聚焦和社会轰动，戳穿了“皇帝新衣”，把一个众所周知而又缄口不言的重大公共利益问题再次提出，打破了主流传媒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联手封锁。一场静悄悄的，对国有资产的瓜分运动已被揭露，这也是天意。

我不承认自己是新左派而自称“非主流”，一是不戴自由派设计的的 政治 帽子，二是与“左派”有分歧，主要就在国企问题。加上专业不同，我很少参加国企讨论，只是发表数十篇文章主张对工人进行历史补偿。这次参加讨论是为了打破学术垄断促进学术自由，希望能够深入并有结果。我和左大培韩德强上书全国人大，我的主要想法是：暂停MBO和外资收购国企，对于事关公共利益，公共财产，公共安全与政权合法性的重大问题，不能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地方政府和 金融 企业 家私下决定，应停下来进行公民讨论和投票，经过全国人大先立法后处理，纳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轨道。

首先应反驳“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停止”的意见。现在所有人包括流失的辩护者都不否认国有资产在严重流失，争论不在实证层面而在价值判断，即流失是不是不可避免，是不是市场化必要的代价，是不是没有更好办法只能采取MBO这类“次优”措施？既然在改革中流失不可避免，那么目前防止流失唯一办法就是暂停MBO式改革。表面说防止流失，实际上不停止MBO，就等于放纵流失，作为国有资产的管理机构和代理人才是“难辞其咎”。

某些人急不可待私下处理国有资产令人起疑：想利用目前时机将瓜分变成既成事实，这种“先突破后追认”的渐进改革手法我非常熟悉，但恰恰对国企改革不适用。涉及公共财产和重大公共利益，改革也进入公开化透明度阶段，必须走民主法制程序。目标和手段，手段更重要。以秘密手段私下处理公共财产，无论以什么漂亮口号为借口，提高多少生产力和效率，也不可行，自由主义者多年以来不是极力否定“革命党”搞秘密行动，以权力强制推行理想吗？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使用的是同样手段。这样处理公共财产，无视人民权利，不仅社会主义不接受，真自由主义也不应接受。少数人瓜分国有资产必定失败，第一个征兆是张五常败露。中国“精英”不可为所欲为，再逆民意而行！说反对意见“没有建设性”，是一种压制批评的手段。主张分光难道有建设性吗？好象医生对于病人说“你死了病就好了”，可笑之极。

二、确立争论底线和“超越左右翼”的基本思路

改革开放26年以来，关于国企改革已形成若干共识，没有必要由于郎咸平的挑战推倒重来，应结合新形势确立讨论底线，避免无谓争论。

第一，地方中小国有 企业 ：实行国退民进，建立补偿机制

计划 经济 国家所有制是以高 科技 和军工为主体，适应国家安全和 工业 原始积

累需要建立的， 历史 作用不可抹杀。26年来在和平 发展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背景下进行体制改革是必然的，搁置存量发展增量的改革思路已走到尽头，现在触及的是存量本身及其背后的 金融 系统，并再度涉及稳定与安全，现在有权力资本化和经济民主化两条道路，必须反对前者选择后者。

从制度上讲原有国有制难以适应市场竞争，经过利改税，承包制，股份制，甚至引入外资，破产兼并等一系列市场化改革，竞争性的中小国有企业已处理完毕，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基本划归经营者及其背后的权力系统，政府应该做的就是完善 社会 保障制度。我10年以来多次建议，将上市公司国有股转为社会保障基金，国有制变为社会所有制，这不是私有化，而是建立马克思所说的，更高形式的公有制。30000亿国有资产变成社会保障基金进行资本运作，包括作为股市平准基金，将每年利润支付退休金，并逐步扩大到 农村 ，先从鳏寡孤独开始。

既不维护国有制又不主张私有化，更与权力瓜分无关，这样的“建设性意见”为什么不被接受？因为它维护人民大众利益，不符合权力资本需要，所以就没有“可行性”。

第二，地方大中型企业：公平与效率并重，尊重工人选择

16万家国企，国资委只管189家，大多数地方管理的企业仍需改制，但应让职工代表大会参与改制过程，尊重工人选择权。工人不反对市场化改革，也没有经营能力，他们希望选择好经营者而不是掠夺他们的金融骗子。部分企业如郑州造纸厂，重庆3403厂工人特别有力，占工厂反对贱卖，政府不应镇压，可顺势由工人集体承包或购买企业，职代会选择经理。这种方式应成为地方国企改制的主要 方法 ，地方政府加强监管，并通过人大公开进行。

第三，大型骨干国企：重新界定竞争，改组为战略产业

国家统计局报告认定在196个行业中有169个属于竞争性行业，应实行国退民进。我赞成在垄断和基础行业可把国家控股权缩小到相对多数，既可融资又可改制。“竞争性行业”现在是国际概念，国家应采用多种手段支持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因此“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和维护国家所有制，都不应成为指导原则。遵循“先立后破”的建设性原则，应首先确立国家主导的“战略产业”概念，包括国防高科技和骨干产业，以超越国有与私有之争，打破军工与民用界限，消除国内与国际划分。

建立战略产业的原则，应兼顾安全与发展，结合计划与市场。产业组织方式是国家主导骨干产业，主导方式包括国家采购，扶植民族品牌，参与制定技术标准，实行国家控股的股份制。以计划为主导，以市场为基础，通过公开招标建立加工产业链，联系国内外企业，绝对不让国际跨国公司掌握国家经济命脉和科技发展的主导权。

第四，建立激励机制，确立信托责任

承认国有企业经理层作为企业家的贡献高于劳动者，依法允许他们得到高报酬和期权激励，但必须与效益挂钩，禁止奢侈豪华，同时建立信托责任和监督机制。不能把管理 问题 简单归为所有制，纳入制度学派“私有制万能”的轨道。更不能教唆国有企业经理层去犯罪，有意搞垮国企以后再廉价得到股份。经营不善的经理只有撤职的份，不但不惩罚反而把股份送给他们，这个道理古今中外不曾有过，最大危害就是将国有部门经理全部腐蚀掉，唆使他们制造亏损，然后侵吞国有资产。侵吞以后是否就能够提高效率？也未必。因为他们有“原罪”，害怕清算，最优选择就是继续制造亏损，把企业资产全部转移到自己控制的外资企业里。黑钱需要多次洗钱才能干净的。在制度约束的同时，道德约束同样重要，如果把我们的经理和技术人员变成没有信仰，不讲道德，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有多少钱也是欲壑难填。为国家服务是光荣而且有保障的，不能把经营者视为当然的创业者，作为天马行空式的天才追捧，这样的人可以辞职单干，不适合做国有部门经理。

有人说为避免外资控制国有资产，不如先分给 中国 企业家。公开拍卖是可以的，不能低价瓜分。国内大牌民营企业正在联合制订技术标准与跨国公司竞争，大规模揭发他们的“原罪”也不合适，国家应光明正大地支持民族资本壮大与国际跨国公司竞争，不能放纵他们搞歪门邪道。发不义之财者，走买办道路者多，未必成为民族资本。

第五，调整舆论导向，制约精英思潮

法律 对于企业家的特殊经营环境了解保护不够，政府没对民营企业实行国民待遇，大家都在帮助呼吁。但这是政府的问题不能归咎于老百姓。张维迎流露的那种难以遏制的“精英心态”令人吃惊，甚至说要敢于对抗民众舆论。以这种哲理设计中国改革就危险了，即使真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代表，也不能自我膨胀以“上等人”自居与民众对立。25年前大家都是一穷二白，何以至此？中国没什么合格的“精英”，也没有象样的贵族，因为他们爆发太快缺乏信仰，轻蔑甚至仇视老百姓。新自由主义神话创业者，制造民营企业与国企和政府对立，把国有企业妖魔化，已造成严重后果。

以上共识是改革开放25年形成的，不宜纠缠。确立争论底线可避免问题复杂化。我同时反对“左翼计划经济原教旨主义”从维护国有制出发，也反对“右翼新自由主义”权力资本化的导向。我是在充分吸取新古典和新制度学派对国有企业批评的合理因素之后，才确定自己观点的。

三、权力主导“保值增值”与“少数人瓜分”是危险的双刃剑

郎咸平否认国有 企业 “所有者缺位”，把 问题 归结为职业经理人没有“信托责任”，把所有制化为内部管理和外部 法律 监督问题。有关制度问题有三个层面的争论：

第一，国有制的“所有者缺位”，究竟是什么含义？如指人民民主权利和舆

论监督权利不够，那么大家没有分歧，应共同争取 政治 改革，健全 社会 主义民主法制。周其仁的：“权威性解释”则不同，他专指国有资产没有“最终委托人”，

如此就应该把国有资产量化到每一个公民，至少是本企业工人。这种量化极端复杂，包括把农民土地所有权分给家庭，然后把耕地和国有资产证券化，还要考虑到相关利益，比如本企业工人的权利与工龄，各企业效益不同等因素。方案的讨论就需要几年时间，改革的设计者们这些年来做过吗？为什么不做公开公平的量化方案，而绞尽脑汁把国有资产分给少数经营者呢？

第二，是计划 经济 下的名义全民所有与实际政府控制的矛盾。

第三，是市场化改革中权力资本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

计划经济下政府通过行政体系直接指挥经济活动，代理成本低。现在经济活动复杂，干部思想变化，民主法治管理技术都不完善，政府如何控制经营者，“全体人民”如何控制政府？代理成本大大提高了。因此减少国有制的思路并没有错，问题在于如何由国有变成私有？没有政治改革去限制权力，公开公平的私有化总是被批判，以资本限制权力是新自由主义神话，我们看到的是二者勾结，瓜分越演越烈。

如果能公开分配，无论公平还是不公平，总有规则可循，大不了把国有资产分配完毕。如果真能提高效率，把一部分国有资产分给经营者，大家也容忍了。但这需要合适的意识形态背景。日本明治维新把国有资产低价卖给功臣形成私人财阀，是因为国有财产在法律上属于天皇。 中国 古代有分封制，皇帝分的是自己“家天下”的财产。即使是家天下也只能传嫡长子，不能在众多子弟之间分配，如此裂土封侯，数十年就天下大乱，以后不再实行。中国经孙中山革命以后就无人能够称帝封侯；经过共产党毛泽东革命，“公天下”观念深入人心，这才是最基本国情，贵族政治封王封侯那一套被 历史 抛弃，一去不复返了。化公为私只以非法腐败形式进行，其“原罪”永远不可能被正式赦免。任何公开的把腐败合法化的言论政策，都会侵犯共产党执政和国家存在基本合法性，马上被制止。谁说意识形态已经消亡？在根本问题上仍旧起根本作用。如果 教育 产业化只经过5年就引起大面积教育腐败而不得不停止，那么我断言，少数人公开合法地瓜分国有资产肯定是搞不下去的。

我在80年代投身于开放，在天津开发区搞外资和民主实验，张维迎周其仁在北京设计改革，大家对旧体制深恶痛绝，包括想对国有财产早早分配，公平和不公平的方案都想过了，但最终拿不出“建设意见”，连资产核定这一关都过不去，因为要核定“党产”，马上叫停。不是不想分，而是没有办法分。这些过程想必张维迎，周其仁还没有忘记，80年代那些老干部子弟做不了的事，难道下一代能做吗？他们或他们父亲没有参加“打天下”，难道有资格分天下吗？这难道符合“产权 理论 ”吗？

我在1998年指出：渐进改革最基本的特点是“权力资本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并划分了侵吞国有资产的限度。退一步讲可以瓜分国有资产，至少不能浑水摸鱼，连私有财产一起瓜分了，这就是居民存款，城镇居民住宅的土地使用权，农民耕地的家庭承包权和集体所有权，国有资产中间存放的社会保障基金。国有资产与上述私有财产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中国又有非常强大的权力背景，只要一开口子，就会演变成“无度”瓜分，不可能不侵犯私人财产。在修宪问题上维护私有和公有没有什么差别，只要权力不受限制，“国民财产”就都成为案板上的肉。既然大家都承认这点，为什么还要匆忙开这个口子呢？

四、少数人瓜分国有资产的背景与结果

16万个国有 企业 属于国资委直接管理的189个，属于国防 工业 的500个， 科技 部还有大量的科研院所，应该由他们组成国家战略产业的主体，通过互相持股和加工订货与民营资本和外资组成产业链条，包括公开招标采购，尽量实行市场机制。其余大部分国有企业，仍需进行产权改革，但必须走公开化民主化的道路，严格防止少数人瓜分，否则宁可放慢速度。只要财政停止向国有企业投资，不再使用行政权力把 社会 财富强行向国有企业转移，现有国有资产11万亿，1万亿退还股民，3万亿改组为社会所有制的社会保障基金，还剩下8万亿，大概和负债差不多了。通过 自然 折旧和有秩序改制，国有资产自然缩小，退出大部分领域。没有必要大规模实行什么MBO，这样搞危险性极大，会引起瓜分无度。

把国有企业经理描绘成为“天马行空”式的创业者，个人天才，以为把国有资产分给他们就可以扭转局面，是新自由主义“产权 理论 ”的误导。国企经营者是按照行政级别由党和政府任命的，经营离不开各方面关系。凭空得到巨额资产不仅引起老百姓反对，在国家权力系统内部也不能平衡，他还有上下级，还有退休的厂长和技术人员，国家机器还有党政军各个方面，说要分配国有资产，如何摆得平？如果说打天下的应该坐天下，那么应该首先分配给革命烈士和毛泽东，无论如何也轮不到现在的经理和局长处长们。

如果这些人得到巨额财产，也只能遵循“潜规则”，按权力系统再分配一次。其他分不到国有资产的部门会比照他们，用权力直接侵吞国民财产。比如北京几个局发文件剥夺香港嘉利来公司股份，长春一个工商局长出动劳改犯随意洗劫商品市场，这不是行贿受贿，不是国有化也不是私有化，而是违宪滥用公权直接剥夺国民财产，由暗偷变成明抢。腐败将升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纵容少数人以改革名义瓜分国有财产，扶植一小撮 金融 寡头，进一步寻租和制造金融危机以掠夺国民财富——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设计我们并不陌生，在前苏联和拉丁美洲已经表演过了。有人从维护自由主义出发，反对权力瓜分，但否认与新自由主义理论有关，他们看不到新自由主义默认产权改革的权力背景，

早已背弃了自由主义。他们或许听不得对美国的任何批评，但我不得不指出，

这背后的确有阴谋，当然不是美国人民和学术界的阴谋，而是美国右翼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集团，利用 中国 改革开放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特意挑选制度学派理论，并把张五常安排到香港以25时间专门推销，他们的势力控制了中国 经济 学界和许多媒体，诱导中国改革遵循“权力资本化”的道路下滑。在2002年十六大前夕，他们策划“张五常热”达到高峰，什么报纸什么机构什么人在活动，什么人是后台，什么人因此升了官发了财，都是清清楚楚的。美国法庭审判张五常几乎使阴谋败露，这也是天意。他们之所以急不可待，极力封杀反对意见，是因为这里面有巨大利益，而且时间已经不多。没有什么“ 历史 必然性”，一小撮人的天才策划而已。

孙立平描述的“精英联盟”在这次瓜分中暴露无疑。权力资本代言人越来越猖狂，他们不否认国有资产流失，也不想防止流失，张五常的“国有资产送给掌权者”是他们的信条，为此不惜动用暴力镇压工农，为此需要以效率取代公平，需要神化市场经济鼓吹制度决定论；需要神化企业家贬低人民大众；需要把社会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和领袖妖魔化；需要制造国有资产贬值预期以便低价收购；需要把精心选择的“洋教条”以学术规范的名义压在中国知识分子头上并向决策层推销；需要鼓吹腐败有理和“代价论”，让中国大多数人民甚至国家安全利益，为培养一小撮金融寡头而牺牲。这样的“精英”绝不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代表，他们是贪污分子，窃国大盗，早晚要成为买办，并且被中国人民所识破，他们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

中国正进入重要调整时期。从思路思潮理论，战略方针路线，到人事经济社会都会调整。总思路是从和平 发展 到国家安全，从打破计划到规范市场，从单纯经济增长到可持续协调发展，从不均衡发展到统筹兼顾。长期积累的经济社会矛盾不能再强行压抑，必须进行利益格局调整；追求GDP，引进外资，圈地热潮应降温，借机瓜分公私财产的天才策划应停止，认真 总结 反思26年，50年历史，大有必要。关于国有资产的争论，序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