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泽厚实践美学与中国现代性启蒙

论李泽厚实践美学与中国现代性启蒙 论李泽厚实践美学与中国现代性启蒙 论李泽厚实践美学与中国现代性启蒙

实践美学是现当代美学中重要的美学学派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实践美学凭借其恢弘的历史感和所承担的超出美学本身的启蒙的任务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美学热。实践美学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李泽厚先生,李泽厚以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为哲学基础和主要视点审视美学,创造性地构建实践美学。从理论的角度,实践美学有诸多局限性,但抛开理论的局限,站在历史的高度,我们可以看到实践美学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致性:历史的发展、文明的进步指引着实践美学的发展方向,实践美学藉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起着积极的作用。

一、现代性与中国的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对它的解释有多种。其中,马泰·卡林内斯库的阐释颇具代表性,根据他的说法,现代性是一个时间/历史概念,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它意味着社会生活和人的生存方式的全面转变。刘小枫认为,“现代现象是人类有‘史’以来在社会的政治一经济制度、知识理念体系和个体一群体心性结构及其相应的文化制度方面发生的全方位秩序的转型。”

中国的现代性可以看做是国人在不断探索和实践中寻求适合自己发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之路的过程。中国的现代性是从外面输入的,因而中国的现代性不仅关系到对民主的渴望、对市场经济的诉求、对人的幸福的追寻,而且与民族、国家问题联系在一起。在中国,现代性被有的学者认为是“丧失中心后被迫以西方现代性为参照系以便重建中心的启蒙与救亡工程。”19世纪,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力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实现救亡的目的,虽然他们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但正是在康有为、梁启超甚至后来的李大钊、陈独秀的号召和带领下,我们开始向西方学习,并在比较与实践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最终建立了新中国。

当冷战时期中国被迫封闭的国门再次被打开的时候,国人发现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差距更大了。知识分子开始对这种差距的原因进行反省,认为导致中国落后于西方、处在世界边缘地位的原因正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和腐朽。一部分知识分子给出的新的现代化道路是学习西方文化,这被张法等称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西方文化主导时期。以西方文化为主导就意味着“中国在变革自我时实际上陷入全面的‘他者化’的境遇,即把西方‘他者’的元话语作为中国的元话语,以西方的道路作为中国重返中心之路”。全盘西化论由此重新登场,而且是以更为学术化的面貌出现的。

然而,全盘西化论毕竟不可能是拯救中国的真正的良方,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不可能一夜之间被送进历史博物馆。融入西方市场体系之后的家园感的缺乏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使得这种现代化模式在80年代末彻底宣告失败。因此,当全盘西化论甚嚣尘上的时候,回归传统、从传统思想文化资源中寻找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思想启示的潜流已经开始涌动。台湾的新儒学和海外余英时等人也促使这股潜流变成滔滔江河。90年代,张法等人直接撰文并提出了从“现代性”到“中华性”的口号。

一、实践美学与中国现代性启蒙

在中国现代性启蒙的过程中,不能忽视美学的作用。王国维、蔡元培、丰子恺、朱光潜等都强调审美教育的重要性,力图以对国民的审美教育为途径提高国民素质,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审美启蒙与康、梁等人的社会启蒙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推动了中国社会现代性启蒙的进程。

新中国建立后,在第一次美学大讨论中,很多学者都从马恩选集以及前苏联阐释过的马列思想中寻找理论根据,这时李泽厚敏锐地抓住了马克思的实践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初步建构起实践美学的基本思想。在认识论范畴中,在主客观之争中讨论美学,这种探讨是在当时话语背景下的无可奈何的选择,但可喜的是,实践美学在意识形态氛围中突围,并已萌发了人本主义思想和自由思想。

80年代的新一轮现代性启蒙中,美学和美学家担当了先锋角色。一部写成于“文革”期间,出版于1979年的《批判哲学的批判》拉开了此次启蒙的序幕。虽然此书是一部哲学着作,是对康德哲学的一种李氏解读,但其凭借全新的、不同于哲学教科书的理论视角和思维方式令当时思想相对匮乏的国人惊叹不已,并继而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本纯哲学的书籍得以一版再版。在李泽厚后来的两篇论文《康德哲学和建立主体性论纲》《关于主体性的补充说明》中,李泽厚所提出的一些观念,如对主体性的强调,历史唯物论就是实践论,应该研究作为主体的人的实践活动,对文化一心理结构和物质生产方式之间的‘积淀’关系的描述,审美作为一种自由直观和自由选择对认识和伦理的帮助,等等,成为最热门的话题。“由此而来的是,美学再度成为学术思想界和整个社会涌动的人文思想解放思潮所关注的焦点,成为80年代重新开始的现代性启蒙的思想理论基础。”

李泽厚指出的道路是:“工具本体”是基础,这是不能否认的,但“心理本体”的建构同样不能忽视。所谓“工具本体”,是指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任何时候他都没有放弃这一点,都强调这一点。甚至当他提情感本体时,也没有忽视“工具本体”的基础作用。在《历史本体论》一书中,专门有一节是对历史上各种质疑经济(科技)决定论的驳斥。通过对“欲望论”“经济基础是否决定上层建筑”和“后现代”等问题的驳斥和分析,巩固了经济(科技)的基础性地位。正是基于此,他强调改良,而不是革命,并提出了“告别革命”的口号。今天,仅仅重视“工具本体”、强调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的弊端日益显现:环境恶化,生态破坏,毒牛奶、毒胶囊等显现的人内心的道德和良知的泯灭……李泽厚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构建“心理本体”,通过“理性的内化”“理性的凝聚”,特别是“理性的积淀”,重塑整体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在经济日益发达,人的精神异常空虚的今天,重构“心理本体”、建构文化心理结构应是当务之急。甚至他后来提出的“新感性”“情本体”等理论,无不是在为文化心理结构的构建,为人类内在心灵的充实、道德和良知的回归寻找道路和方向。

三、李泽厚实践美学的意义

我们可以从学理上给实践美学提出许多问题,比如理性是怎样“内化”“积淀”和“凝聚”给感性和个体的;作为人文学科,美学怎么能大谈经济等社会科学的问题;对“自然的人化”的强调是否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嫌疑;心理(情感)本体如何从工具本体中生长出来,二者的关系又怎样处理……这些问题从学理上来说都还值得认真地去研究,也可以据此对李泽厚提出批评。但有一点我们应该很清楚,李泽厚对美学的研究不仅仅是纯粹的学术理论研究,他的美学研究产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力图通过自己的研究为中国、为每个个体的幸福生活,甚至整个人类寻找出一个方向。他的思想既不像分析哲学那样从逻辑和语言人手而严格地限定命题和范畴,也不像存在主义借助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将“此在”和历史、文化割裂开来。在他的思想中,既有科学的精神(重经济),又有人文的思潮(重“活”的意义)。他的美学思想也是这样,是科学精神和人文思潮的融合。

进入新世纪,美学基本问题是否仍像90年代那样呈现萎缩的态势呢?答案是否定的。随着全球化问题逐渐成为各学科的现实性和前沿性问题,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挖掘的基础上,借助西方哲学界文化研究的方法,学者们在新的高度和起点上对美学基本问题展开了研究。也有一些学者试图利用现代西方美学成果去解释、改造和发展实践美学。在此背景下,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美学有无发展,如果有,它的前途又是什么呢?

正如前面所言,李泽厚实践美学的最大特色是哲学美学,或者换句话说,美学是哲学思想的验证和延伸。它提供的是美学的大的哲学框架,其中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地展开,并需要实证科学的具体研究和支持。这些既是实践美学遭到驳斥或“超越”的地方,也是它在新时期可以得到发展的地方。

当高建平问李泽厚心理结构是通过遗传还是通过教育传递的时候,李泽厚认为是通过教育——广义的教育(包括人在后天所接受的一切影响),而不是遗传。由于文化心理结构,特别是“情本体”在当今时代的重要作用,他又认为,“教育学——研究人的全面生长和发展、形成和塑造的科学,可能成为未来社会的最主要的中心学科。”而教育在实践美学体系中并没有得到充分展开,这应该是实践美学在今后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在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美学研究室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所举办的“实践美学反思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赵宋光专门提交了《实践与美育》的论文;韩德民也提交了名为《论李泽厚的美育思想》的文章,这些都在为先生设想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实现做着踏踏实实的努力。滕守尧除了用西方美育新论推进美育思想外,针对当今人类生存的具体现实指出“人的自然化问题”的几条具体的解决途径。除此,赵宋光从发生学和考古学角度对实践美学予以实证的补充;张玉能从学理上对实践美学内部超越性的分析;高建平等从微观的概念(经验与实践)上对实践美学观点进行解读,这些方面都可以作为今后实践美学发展的视角和方向。

[参考文献]

[1]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3. [3]徐碧辉.美学和中国的现代性启蒙-20世纪的审美主义问题[J].文艺研究,2004(0

2).

[4]李泽厚,世纪新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作者简介]

王丽英(1974-),女,河南许昌人,许昌学院社科部讲师,哲学硕士,主要从事美学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