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艺作风对文化建设的启发

地方文艺作风对文化建设的启发 地方文艺作风对文化建设的启发 地方文艺作风对文化建设的启发 更多内容源自幼儿

解放战争时期,广大农民全心全意支持共产党,固然与党的正确政策分不开,文化战线上广大工作者也功不可没,把文艺作为争取革命胜利手段和工具来使用,在当时党内还存在着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思想的背景下有其必要性。以王明为代表的一小部分人,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结论,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奉若神明,教条主义严重,造成党内存在分歧,思想不能得到统一。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构建边区政府和抗日根据地军民共同的文化认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十分必要。

抗战时期的延安,物质资料非常贫乏,当时的群众主要是农民,他们的文化水平比较低,文盲率很高,需要一种具有强大感召力、凝聚力的文化和思想来动员组织他们起来革命。而要动员组织他们,必然要选择他们能听得懂的语言、熟悉的生活场景、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进行。因此,以农民的语言作为创作语言,以戏剧和秧歌作为文艺演出的主要形式,成为构建延安文化认同的必然选择。

但是,人群是分层的,不同层次的人群文化需求存在差异,为了实现一定时期的目标只满足某一个或有限几个群体的文化需要,忽视甚至禁止其他群体的精神追求,对文化长远发展不利。文化的偏好和文化的问题要靠文化自身的力量来矫正,把文化政治化、功利化,显然过于简单,也难以真正解决文化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甚至有可能使文化发展方向发生偏离,给党和民族的事业带来损失。在我党以后的发展历史上,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把文化和文艺当作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和手段的倾向再次出现,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影响了党的威望和形象。

文化应该如何去适应意识形态,如何利用文化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形成大家普遍接受和认可的价值观念,是人们一直关注的问题,也是当前我国文化建设要解决的课题。简单的以实用主义为依据,期望通过文化来解决国家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显然是不可靠的,最终也会对文化发展和国家进步产生不利的影响。这方面历史给了我们许多教训。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固然有利于汉王朝的统一,但是却遏制了文化的生机和活力,使中国社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停滞不前。当今世界,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网络和通讯技术越来越发达,人们获取信息的能力不断增强,各种各样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也纷至沓来。在这种背景下,单纯运用政权的力量强制推行某种文化,构建公民文化认同,显然是不可能的。

要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我们文化中包含的价值理念和价值追求应该被他国人民接受或认可为前提,至少应该是不被反对的。这就要求我们的文化包含的价值具有普世性。构建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显然不是依靠功利性就能解决的。

因此,在多种文化背景下,在各种思想相互激荡的交锋中,如何保证文化建设和主流价值观相一致,构建民众普遍认可的价值体系,这是需要我们花费力气去研究的重要课题。

文艺发展有其自身规律,政治原则的运用要有限度

在延安文艺整风中,中国共产党把文艺理论和意识形态结合起来,指导边区政府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它也是中共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与文艺相结合的典范。延安文艺整风确立起的文艺理论和文艺制度,其显着特征就是政治性和阶级性。

毛泽东明确指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1]866因此,在抗日成为中华民族主要任务的背景下,文艺就应该为团结最广大人民群众,争取抗日胜利这一“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1]867服务。在文艺创作中,强调要为“人民大众”服务,在当时的语境下,就是为工农兵服务,尤其是农民服务,因为农民是当时群众的主体和军队的主力。

文艺作品的评论,也应该坚持阶级标准和政治原则。《讲话》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即艺术的标准要服从于政治的标准,以艺术标准评判艺术作品的最终目的也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1]868-869文艺评论标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因此,《讲话》之后,政治原则成为文艺工作的首要原则,在此原则指导下,延安文人创作了大量作品。

这些作品以工农兵为主题,以农民语言为载体,借鉴了大量民间文艺形式,描绘了延安民众的生活、思想变化和革命斗争经历。这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中国化,统一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思想,构建延安民众的心理认同,把广大群众团结到抗日的洪流中来,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过于强调文艺的阶级性和政治性,可能会影响到文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而艺术性和思想性是文艺产生感染力,引起观众共鸣和读者思考的源泉。到达延安的知识分子,“他们奔向延安的个人背景和动机是复杂的,但大致可以归纳为:叛逆者、逃亡者与追求者。”[4]他们都是经历过“五四”洗礼或启蒙的人,带有“五四”启蒙的思维,以暴露社会黑暗、关注民生疾苦、探索未来出路为自己的职责。

希望通过暴露黑暗与愚昧,引导走向光明与科学,这是他们熟悉的创作方法和艺术手法。延安文艺整风,要求所有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精神都融合到“体制”内,与意识形态相一致,使“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1]851这就要求知识分子放弃原有的被称之为“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改变原有的思考方式和创作思路,以适应新的需要。

新的文艺评价标准要求知识分子以“人民大众”为创作素材的来源,以歌颂作为主要的创作方法和创作思路,与知识分子以往熟悉的内容和风格截然不同。许多作家由于难以完成转型,只能搁笔,即使勉强创作,其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也大不如前,这方面何其芳是典型代表,形成了“何其芳现象”,即人们概括的“思想进步,创作退步”。描写熟悉的生活,刻画熟悉人物的真实感受,这是艺术创作的规律。

文艺工作和文化建设必须遵循文艺和文化发展的规律,政治标准的运用要有其限度。如果以政治原则代替文艺发展的规律,知识分子的思想、风格和特点的表现和表达就会受到限制,文艺作品的美感和思想性也会受到很大的局限。如果政治对于文艺和文化干涉过多,就会伤害文艺和文化的健康发展。

文艺创作和文化发展,只有在相对宽松的环境里,才会出现繁荣发展的局面。只有允许多种艺术风格和文化形式的存在,文化才能在相互交流和碰撞中相互借鉴,实现文化创新,推动文化不断丰富发展;也只有允许多种文艺理论和文化观念的存在,才能形成文化建设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因此,正确处理好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尊重文化发展的规律,制定科学合理的知识分子政策,是推动我国文化事业发展和繁荣的重要保证。

因此,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我们的文化建设,要遵循“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方针,在坚持主流价值观的同时,允许多种文化理论和文化观念的存在。

要培育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

延安文艺整风,首先是对知识分子尤其是从国统区来的知识分子进行改造,这种改造首先是思想的改造。即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奋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

……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1]875-876实质上就是要用无产阶级的思想观念来改造知识分子原有的观念,用意识形态话语改造知识分子原有话语。

构建被大家普遍认可的意识形态,这本身是没有错的,也是任何一个团体都努力做的事情。如果在构建的过程中尊重和保持每一个人的独立人格,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会更大。当时民族复兴是时代的主题,这一主题使时代并不十分关注个人心态和心路历程。

对于延安知识分子而言,时代要求他们无条件地接受思想改造,认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虽然他们个性差异很大,但最后都接受了《讲话》精神,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自我进行反思、批判和重塑。在被改造的过程中,他们放弃了原有的原则和立场,逐渐由“体制”外进入“体制”内,也逐渐丧失了作为文人的独立人格。

延安知识分子的转变,证明了“在第三世界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永远是政治知识分子”[5]这一论断的合理性,也说明作家很难超越他所处的时代。从各地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往往带有“五四”新文学启蒙主义的传统。在原先的语境下,知识分子更多的是选择通过暴露社会黑暗去追求光明,但是在延安的语境下,这一点不被认可。

在《讲话》之前,作家王实味、萧军等对延安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进行了反映,对延安部分不良现象进行了批判,这本来是作家推动延安建设的方式,但在当时,这种内容和风格的文章被认为是破坏根据地建设。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话,“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6],也就是说毛泽东无法容忍非意识形态的文艺作品在延安的出现,他希望所有知识分子担当起宣传、构建新的意识形态的职责,所以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这也是他进行延安文艺整风的原因。在毛泽东看来,凡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都是要被改造的,而知识分子多数出身于非无产阶级,自然是被改造的对象。

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谈到,“许多所谓知识份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1]816,他们不仅知识贫乏,而且还不如农民干净,对他们进行改造是必须的。因此,在当时的语境下,人们一提到知识分子,“往往带着一种不好的意味”[7],使许多知识分子因为自己的身份而感到惭愧自责。因此,有些知识分子陷入自我否定之中,有些完全成为政治的传声筒,放弃了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注职责,也放弃了独立人格,放弃了对思想自由的追求。

陈寅恪指出,“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8]知识分子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他们的思想上。而没有独立人格,失去了独立思考的空间,就难以产生独具特色的思想,社会的发展就可能失去多种可供选择的方向和机会。

关于“知识阶级”的标准,鲁迅认为应该是“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9]按照这个标准,知识分子应该以暴露社会黑暗为主要职责,通过暴露黑暗而达到光明。要想成为这样的一名知识分子,他必须具有理性批判精神,具有独立的人格意识。

因为只有保持独立的人格,才能以自己独特的视角,从人文精神出发,关注现实,评判社会,暴露问题,指明方向。这既是知识分子的职责,也是促进民族和国家进步最为宝贵的思想源泉。胡乔木同志晚年对《讲话》存在的局限性有比较深刻的认识:“《讲话》中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关于把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简单地归结为作品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并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第一标准的提法,关于把具有社会性的人性完全归结为人的阶级性的提法,关于把反对国民党统治而来到延安、但还带有许多小资产阶级习气的作家同国民党相比较、同大地主资产阶级相提并论的提法,这些互相关联的提法,虽然有它们产生的一定历史原因,但究竟是不确切的,并且对于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