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位移与主体超越的美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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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的尴尬图景:农民迁徙自由后的身份问题

1958年以前的中国基本是不存在人口迁徙自由与否的问题的,农民在当时可以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在那时城市与乡村的割裂还未显得多么严重。可好景并不长,中国为了能够尽快由农耕国家迈向工业化,进行了残酷的国家积累,之所以说残酷,因为当时的农民为中国乡土社会迈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原始积累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1958年人民大公社建立后,农民已无法自由流动于城乡之间,并且还要遭受因资本积累导致的本国对其的剥削和掠夺,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也正式形成并且一直延续至今。

不只是城乡二元这一格局持续至今,农民的牺牲与贡献也一并延续下来。虽然“从九十年代开始,已经没有人明确反对开通城乡,中国出现前所未有的打工潮,仅92年一年大约就有400多万农民工流入沿海城市去打工”,此后便愈来愈多,新世纪以来,许多省份和城市对户籍制的限制亦开始松动,农民进入城市已经不是难事,貌似城乡二元体制已见缓和,事实上,随着九十年代开始的市场化发展到新世纪现代化建设的如火如荼,农民再次为中国做出了牺牲与贡献:国家在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之后必将开始使资本最大化滚动和增值,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加之土地不足农业收益过低,农民也不得不主动流入城市寻找新的收入来源,但是在城市的农民所从事的常常是最累最苦回报最低的行业,在城市愈加发展的时候,乡村却似乎在逐渐没落。从而,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显得更加厚重和难以更改,社会等级似乎也日趋明显。

九十年代消费主义的兴起曾经试图掩盖中国可能或者已经出现的社会再次分化。在我以为,新世纪以来这一主义还在试图想要达成其掩盖阶级分化的目的,山寨文化便是很好的例证。山寨技术对名牌和名牌中的符号价值进行模仿和转[本文转自lunwen.1kejiAN.com第一论文网]移,使得多数底层的消费者也能够用上名牌手机甚至名牌汽车,享受精英阶层的优越和自豪感,让其暂时忘却自身与精英阶层的差距,人人平等的社会理想被戏剧化地加以呈现。

但是,随着流入城市的农民越来越多,再也无法掩饰日趋明显的阶级分化。稍加留意便会发现,城市中从事着最脏最苦收入最低的工作的基本上都是农民,如果说下岗工人和失业人群还能享受社会最低生活保障的话,农民只能沦落为城市的最底层。

“零度身份的焦虑和痛苦,是中国文化中最具震撼力的痛苦” 。农民的身份问题已成为热点问题,有专家认为要想解决三农问题,农民的身份问题是关键;新世纪的农民书也正试图反映被主流话语遮蔽或者试图遮蔽的这一农民的精神焦虑。“一般可认为身份有两层含义,第一,作为分层概念,身份指的是以户籍为标志的体制性标定;第二,作为社会心理学概念,身份包含了“角色”的意义”。由于从事的职业的低等使得农民在城市人眼中往往被定义为素质低下者。因为不被重视甚至被歧视,农民产生被关注和获得尊严的期待,这一角色期待必须通过城市人的确认而获得确认。所以,我以为,文学关心农民的身份应该是指身份背后所象征的被尊重和被关注的这一精神层面。这恰恰在新世纪大量的反映城市中的农民现状的作品中有显在或者潜在表征,这也是作者叙述的动力所在。文学创作者和文学评论者共同对农民的身份问题进行探讨,无疑也是对“三农”问题研究的一种有力补充。

二、身体位移到身份位移:农民入城的动力

“到城里去”是大多数农民的梦想,投奔城市俨然已经成为了农民们的共同目标。“土地”原本是农民的根,但为何如今这么多农民能够抛弃土地,将城市当成自己的投奔之所呢?

当然,人地关系紧张,农民已不能从只提供其最低生活保障的土地上获取额外的收益,甚至土地连最低生活保障都已经无法满足,这可能成为大多数农民投奔城市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实际上农民期盼能够将自己移入城市空间除了想获得得更多的金钱让自己和留守在乡村的家人生活更好点外,他们更加希望可以达到取得合法身份,实现从农民到城里人的身份位移,这是农民对金钱的渴求之外的精神诉求,也是作者们最想表达的。与其说他们向往的是城市户口,不如说他们更想实现城市户口所象征的可以像城市人一般地生活,活得有尊严,再不会被歧视和忽略的最终理想。

可现实是残酷的,在以现代性为表征的当下中国,农民对身份的渴求显然是难以实现的。身份缺失的焦虑似乎是中国农民永远的宿命。新世纪农民工书写中的农民在城市建构身份的过程多半以悲剧告终,也许仅仅这样书写过于单调,但是我以为,正是这样的结局更能使具有同情和悲悯之心的作者对现实进行强力控诉,使农民的身份问题显得更加突出和重要。无论身份诉求能否实现,农民对于身份的渴求已经表现出来。同样,在大多数小说中,这些农民试图获取身份所采用的方式也可被视作抨击现实的利器,是农民身份现状的另一种呈现。

三、主体超越:自我颠覆下的自我超越

通过阅读能够发现,新世纪关于城市空间下的农民的书写中农民建构主体寻找身份的方式多是苦难的、极端的,暴力的并且最终都被确认为无效的和不合法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又是农民渴望获得自我,期盼走向主体超越的这一理想目标的强力表征。

在城市“吃苦耐劳”是大多数入城的农民首选的方式。当苦难越积越深,不但没有得到城市的认同反倒遭到更为严重的欺侮时,农民们一触即发。近代农民的主体是通过斗争获得的,在当下中国也不乏通过暴力犯罪建构主体的范例。暴力虽然常常在想象中被排除,但是在实践中肯定避免不了,尤其是作为底层的农民,当表征着公正、平等、爱的“身份”无法实现时,赤手空拳的他们诉诸暴力,城市规则使得农民身份建构的努力毁于一旦,此时城市也必将遭受来自暴力的反抗。

在苦难与暴力背后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不容被忽视,就是来到城市的农村女性——以身体作为生存的资本。当然其中不乏极为少数的女性[本文转自lunwen.1kejiAN.com第一论文网]纯粹为了金钱而出卖自己肉体的,这一部分女性不在我们考察范围内;我所要关注的是另一部分不得不以出卖身体为职业的农村女性,如果说城市中的农民已经足够底层,那么城市中的女性农民更没有自己的话语权,更是被欺压和侵占的对象,尤其在被资本逻辑主导的商业社会中,女性的身体无疑已经成为被消费的资本。

无论农民选择何种方式在城市中间建构自己的身份,显见的是这些方式无一例外都是无效的。他们要么悲哀,真正的城市人是不需要通过出卖苦力来获得尊严的,他们穿带整齐地坐在写字楼里,脸上写满了自信与优越,由不得你不对他尊重;他们要么用暴力暂时获得了内心的满足却逃不脱法律的制裁;他们或者因为不得以的原因出卖身体在城里人眼中却被指认为道德败坏的最低贱者;肯定有人会不解:既然这些方式都是不合法的是无效的,为什么农民不选择别的方式来获取身份?这也许也是小说作者们集体想要发出的疑问,但同时他们自己给出了最好的回答。无效的主体建构之后暗含的是他们或者他们代替农民发出的呼告,农民在为城市修建了高楼大厦之后自己却只能睡在立交桥下;农民的利益受到侵犯时无法获得法律的支援;农民也根本不能获得城里人可以获得的生活保障。如宋长玉“变身”过程中的不择手段,《台风之夜》,《猛虎之争》,《泥鳅》中的杀人报复也未尝不是农民法律意识淡薄,缺乏自我约束力的写照;而女性群体集体出卖身体,也是价值天平失衡的体现。在被小说中这些农民震撼之后,不能忽视的是他们希望获得话语权实现主体身份的强烈愿望的真实存在。需要思考的是在他们使用自己选择的主体建构方式获得的短暂的主体超越的满足感殆尽之后,他们又将怎样,农民的身份问题又该走向何方?对于城市空间下农民的书写又该何去何从?

四、结语

所有的农民工都有着共同的情感结构——怀旧/乡愁,所以当“想象的主体超越”被现实击得粉碎时,有些农民也曾经想过回归乡村,却发现田园般的乡村景观早已不复存在。在城市无容身之地,在乡村亦无法再安身,农民身份的瓦解导致了身份的真空,亦即“零度身份的状态,所有既定的身份都被归零,主体赤裸裸地在尘世,没有任何可以依托的‘关系’,也没有任何可以加以确认的标志”。 这既可被视为农民选择那些极端且无效的悲剧式方式建构主体的根本原因之一,也同时是在对通过这些方式进行主体建构未果之后,农民被“悬置”的状态的再次呈现,如此而来,农民的身份认同和主体建构俨然已成为一个无法解开的结,一个恶性循环:寻求身份——越加失去身份——更加渴望身份—身份获得的难度急剧上升—建构身份的行动更加激愤……如此循环往复下去,必将使农民与城市的矛盾无以复加。我们仿佛可以预见在以后反映农民在城市的生活与精神的文学作品中的刀光剑影、血腥和死亡。

但是如果我们乐观一点再乐观一点的话,便可发现在前文中屡次提到的贾平凹05年的新作《高兴》带给我们的启示。某种程度上,《高兴》开启了农民对城市想象的新路,他在农民身份认同的恶性循环可能继续往复下去的时刻提供了另一个出口:主动爱城市。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也同样还是需要那些采取极端方式获得主体身份的农民,他们的“牺牲”无疑将对国家主流话语形成强烈颠覆,发出声讨农民利益和尊严的最强音。其实《高兴》也可被视为旧农民(血泪式的控诉)与新农民(以积极心态对待和想象城市)的综合体,他在不触犯城市意识形态的前提下追寻着主体身份从而试图颠覆城市意识形态对农民的看法。

另外就小说创作本身而言,《高兴》采用的第一人称视点值得以往的小说借鉴,因以往反映农民城市生活的小说基本都为第三人称的全知全能视角叙事,总摆脱不了自上而下的俯视嫌疑。第一人称“我”叙事相对而言更能贴近农民,但是一个矛盾的事实是这些写农民的书除了文学评论家和知识分子阅读之外,农民读者很少几乎没有,这已经是存在很久的一个问题。我以为农民最想改变的是自身处境和命运并且获得新的可以得到认同的身份,也就是改变被言说的命运,获得自己的话语权,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值得期待农民自己书写自己的作品出现,如打工文学便是最好的范例——农民用自己的语言写给自己看,这将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事情。如此而来,农民身份缺失的当代症候肯定会有所改善,社会矛盾也将趋于缓和。

可是,以上所言都只是极其乐观的设想,现实中农民的问题要复杂得多,文学创作者需要的是重新审视、思考并回应这一“现代性的后果”,这正是知识分子的立场和责任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