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理性与新方法

当西方学人陷于非理性和解构性思维走上不归之路的时候，中人提出了“新理性主义”的观点是极具救正意义的。但是钱中文先生所说的新理性，主要着眼于对人文精神的呼唤，还不是全面救正西方非理性和解构性思维意义上的新理性主义，仅是这一总策略的重要方面。

因此本节花些篇幅，讨论一下新理性主义的主要内涵及其特征，以及它的方法论要求。

一、 新理性主义的主要原则 从前文可以看出，由于提供的机遇，中国学人目前讨论的新理性主义的课题，正是历史所呼唤的思维发展的前沿性课题。从世界性看，它应当是将人类引向新历史境域的一面旗帜；从中国的角度看，它更是中国学人摆脱历史重负，迎头赶上世界性文化思潮，走出被动局面，参与人类文化理论建设的总策略。

它对于未来中国的影响，绝不亚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20世纪中国的影响。因此，我主张从文化和思维总体性上去理解和宣扬新理性主义[1]。

关于新理性，我以为它应当有两个层面的意义：首先，它是指当下人们应当具有的一种清醒的、冷静的、深思熟虑后的理性的选择，即一种合乎理性的价值趋向。例如哈贝马斯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对实践理性即理性的张扬，就表明了一种思想家的睿智；再如钱中文先生多年来对人文精神的呼唤，这至少是中国学界应当追求的理性选择，它表达了我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愿，它至少证明我国文论界有人是相当清醒，相当理性的。

这里所倡导的新理性精神，明显是处在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的层面上。当然这种价值取向并非处于一般世俗功利如工具理性的层面上，它是立足于人类长远利益，至少是关乎国家长远利益着想的理性的价值判断和取向。

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非常实际的。因为这种理性实际上处于作家家和文艺理论家职业人格的核心地位上，是一个人文知识分子从事艺术创造和理论创造之前灵魂上自我拷问的出发点，也是其艺术创造和理论创造的归宿点。

同时，也是一个人文知识分子，能够保持一份超越性的“孤独”，“举世皆醉我独醒”，发出理性的呐喊呼唤，对的发展起到某些制衡作用的深层原因。因此，这个层次的新理性精神，如对新人文精神的坚持与呼唤，对于我们从事21世纪的理论建设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决定我们的理论创造，是否有益于人类，是否是促进历史进步的东西。

然而，我们认为，还应当有着另一个层面上的“新理性”。它应当是针对旧理性主义而言，又具有超越旧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而又能对上述三个阶段思维成果的合理部分进行综合建构的崭新的超越性思想体系和方法。

由于它对上述三个阶段的既超越又继承的关系，所以仍以“新理性主义”作为这思想体系的总称为宜。由于这个思想体系的总括性，因此，就这个思想体系的内涵必然遍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所有领域，是它们未来建设的总的旗帜和总的方向。

仅就与文学艺术有关的方面来看，它的内涵至少应包括如下几个大的方面。第一，文化理性。

新理性主义首先应坚持文化理性的原则。近年，文学的文化属性越来越被看重。

文学具有文化的性质，文学意蕴的文化学特征非常突出，文学如果排除了文化内涵，便一刻也不能存在。因此，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文学，建构理论，是完全应该的。

但是，根据中国人的切身体会，文化虽然在整体上不好确定其先进或落后的性质，但就文化的某些具体内容来说，确存在着先进与落后的差别。“五四”之前，中国在封建旧文化中打转，严重桎梏了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最后几乎到了快要亡国灭种的地步。

“五四”之后，中国人选择了以科学为核心的新文化，很快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上实现了民族解放，上实现了民族腾飞，步入了现代化的大道。这种天渊之别的变化说明，人类必须在文化面前保持一份清醒的头脑，作好理性的选择，不能对文化陷入盲目性。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就是20世纪中国人的理性的选择，就是坚持文化理性的结果。因此，坚持文化理性原则，是中国人的历史经验的和继承。

这样一来，人类学的原则就不太可取了，至少它在对文化的态度上，是非理性的。文化人类学的出现，一方面表现了西方文化史的巨大进步，表现了西方人努力走出欧洲中心主义、美国中心主义的阴影，努力去看其他文化的长处，并试图从对他者文化的阐释中，照映出西方文明的弊端，找出疗救的方，这应当说是文化理性的表现，是应当肯定的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对他者文化，特别是原始文化“充满尊敬之情，甚至到了采取保守主义观点的地步”[2]，是不足取的。特别是他们笼统地认为文化没有先进落后之分的观点，是不合实际，也是十分有害的，有美化原始、荒蛮、神秘主义之嫌，这是缺乏文化理性眼光的。

同时，国内理论界盲目吹嘘的西方什么“文化学转向”、“人类学转向”等等，也缺乏必要的理性观照，也是不应盲从的，这也是我们呼吁坚持文化理性原则的国内和国外的原因。不过我们现在呼唤文化理性原则，已与新文化运动的内涵不同，新文化运动的目的十分明确，民族的救亡图存；新文化运动的标准十分清楚，民主与科学。

而今天在全球化语境中，文化理性原则的目的应当有所扩大，既要关心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又要关心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除了民主和科学的原则不变之外，还应加上人类的和人性的原则这一维。例如，目前在人类历史上创造的文化形态中，有三种文化形态已高度发达，发展到极致：一是奴隶制的文明——古希腊文化；二是封建制的文明——中国古代文化；三是文明——欧美现代文化。

这三种文化中的一头一尾两种文化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大大地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其优点缺点都得到充分地展现，目前西方后文明造成的种种成就和种种危机，都说明人类要想使自己的文明程度再向前推进一步，都有待于找到其它的补救形式，而这种补救形式不会凭空产生，只能从异质的文化中去寻找，去吸纳。20世纪中国靠着对西方文明的学习发展了自己，21世纪西方要想再前进一步，若要再忽视中国文明的存在，那么，它就要坐失良机了。

因为中国文化中，的确存在着可以被西方学习吸收的东西。比如中国人的德治传统和西方的法治社会，明显存在着互补关系；中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和西方人向自然索取的思想存在着对比关系；特别是将来科学与生产力高度发展之后，西方人的生存竞争观念和中国人的闲适超脱习惯；西方人的工具理性、追求物质价值的习性与中国人的天降大任于斯的有为思想以及追求精神价值的人格境界，其对比性亦是十分鲜明的。

我们相信，当人类历史向着更高的阶段攀升的时候，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救正作用会越来越明显。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文明的成熟形式之一的中国文化，必将有益于世界，有益于人类，在未来人类文化史上大放异彩。

然而，这只是我们自己的估计，至于中国文化何时能被西方吸收、融化，那就要看他们何时具有文化理性的眼光了，因此文化理性原则，并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性原则，而是人类性原则，所以，它应当成为新理性主义的重要内容。第

二、理性。20世纪末，国内关注人的道德状况的呼声越来越高。

不仅有像钱中文这样的学者对人文精神的呼唤，而且这一问题，也纳入国家议事日程。中国人已经发现，光讲法治，根本治不好国家，只有同时借助于道德的约束力，才能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基本权益，调整和平衡社会发展机制的健康运行，因此，人们越来越清楚意识到，道德是治国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西方，哈贝马斯更为道德的沦丧忧心忡忡。他已认识到西方社会里“工具理性”的泛滥，这是被资本主义唯功利原则“异化”了的“理性”，是一种仅仅着眼于“利益关系”的技术化了的“理性”，它把是否能为人带来利益视为唯一的尺度，因而与人的伦理道德要求相悖反。

造成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意义的解体，判断事物标准的模糊，人与人的关系受到严重破坏，在道德伦理原则基础上的人与人相互协调、相互理解的生存价值观念彻底丧失，于是也失去了道德理性对社会的制衡作用，人类生存世界结构的合理性亦被深度扭曲，成了现代资本主义最大的无法克服的社会弊病。为克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结构性危机，哈贝马斯主张用“实践理性”代替工具理性。

“实践理性”要求将道德要求看作必须遵从的“最高命令”（Das hochste Imperativ），人的行为不仅要注重可能性与目的性，而且还要把道德原则中的“善”放在首位。工具理性、实践理性和审美三者和谐发展，才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

也就是说，哈贝马斯认为，人类只有坚持道德理性，这个世界还有救。哈贝马斯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的共识。

当下这世界已脆弱得不堪一击，科学技术的发达已到这样的极限，如果科学家不受人类公德和良知的约束，他们已足以毁灭人类自身，全球性的灾难马上就会发生，不堪设想的恶果都会比“•11”大不知多少倍。所以，人不能丧失天良。

而道德理性对文学来说更为重要，文学既可以成为人类的良师益友，也可以成为诲淫诲盗的恶魔，二者之间的界线就看作家是否坚持道德理性。而道德与文化一样，也有新、旧之分，以及合乎人性的道德和不合人性的道德之分。

作家歌颂什么，描写什么，一定要保持一份清醒的道德理性。这更是人类的企愿。

9 第

三、理性。新理性更主张恢复历史理性。

20世纪，由于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灾难，冷战思维和军备竞赛加剧，文明对人类生存的破坏，工具理性对人类心灵的戕害，使人类在异化的处境中苦苦挣扎，他们失去了对历史前进的信心，西方笼罩在一片世界末日的气氛中。而许多学者和作家家，在这种氛围里，不是坚持历史理性，为人类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寻找解决的途径，探索解决的方案，却是在那里大量地制造世界末日的情绪，大肆渲染人生的荒诞性和世界的不可理喻性，为失去信仰的痛苦心灵雪上加霜。

其实，这是有负于作家和人文工作者的神圣使命的。而真正的作家、思想家，在乱世面前，往往表现出自己的历史理性。

在这方面，福克纳和海明威都堪称典范。海明威有一个著名的信念，人也许是可以被消灭，但却是打不败的。

福克纳在走向诺贝尔奖领奖台时宣称：“我不想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人是不朽的。”这其中闪耀着历史乐观主义精神。

也就是说，作家思想家要比一般人对历史的发展多保持一份信心，一份清醒，并及时地将历史的真实、真象昭示人间，从而给人类一份鼓舞，一份激励而不是相反。因此，在文学和思想领域坚持历史理性尤为重要。

然而对历史理性本身，却讨论得不够深入。过去的苏联式文论，对它提出了过高的要求，要求作家不但能反映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并且能够将发展的方向揭示出来。

这对一般作家来说是太苛刻了。因为历史的发展的道路从来都是曲折的，复杂的，处于具体历史时空中的个人往往很难超越历史的局限，揣测到历史的发展方向，结果使许多作家犯思想的幼稚病，把“历史的未来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4]其实这并非是历史理性，而是一种对历史的空想。

新理性倡导的历史理性首先应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真实描写。如果一个作家能像恩格斯提出的那样，通过对社会生活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引起人们对现存制度即制度永世长存的怀疑，能像巴尔扎克、曹雪芹那样不被表面社会现象迷惑，不被自己的主体情感倾向左右，预见出现实的基本走向，那已经是很不错了。

同时，历史理性还意味着作家能超越现实，保持一份对历史的独特的沉思与评价。今天看来，鲁迅写《狂人日记》，全仗着他对生活、对历史的沉思。

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是我们最具有历史理性的作家、思想家。在这方面，西方现代派的优秀作家，也及时地担负起了他们那份历史的责任，揭示了现实的荒谬性，描绘了人类异化的非人处境，引起人们对现存处境合理性的怀疑，告诉人们生活不该这样！这是符合历史理性的方面。

但是，他们对世界的前途估计得过分悲观，由此又失了一些历史理性。这就给21世纪的作家和人文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既不能像后现代作家那样，完全放弃历史理性的思考，在人们痛苦的心灵上注射麻醉剂；也不能像后现代思想家那样，解构一切，颠覆一切，以嬉皮士的玩世不恭的态度代替对历史的沉思与评价，陷人于混乱、破碎和非理性的语境，抹黑了人类的前途。

所以，新理性将努力恢复人类对未来的信心，将人类从非理性的悲剧语境中解放出来，重新以理性的态度对待生活、对待思维、对待历史。因此，历史理性可以说是新理性建立的理论基础。

[3]第

四、升华原则。新理性还急切地呼吁恢复审美升华的原则。

审美是人类的本性，审美升华是培养人类美好本性的必要环节，是对抗人性异化的必要手段。但是，20世纪现代派文学艺术中，却有一股“审丑”的逆流泛滥成灾。

作家不再以审美理想主持对“丑”的裁决和批判，而是直接地展览丑陋，无限制地夸张和渲染人的生物本能、兽行和劣迹，宣扬暴力、色情和荒蛮，不少作品堕落为诲淫诲盗的工具，宣传消极厌世情绪的传声筒。美国“•11”事件给人的第一印象，就与美国好莱坞宣扬世界末日的恐怖影片极为相似，而且这并非某一个人的感觉。

这说明，20世纪的“审丑艺术”没有什么正面效果，相反却充当了卑劣的反面角色，它加速了人类的堕落。这种现象看起来实在令人痛心。

现实的悲剧性启示人们，是到了恢复文学艺术的审美升华的原则的时候了。目前，人的素质在工具理性、异化处境、物欲主义和拜金主义的腐蚀下急剧下降，恢复审美升华原则、提升人的生命境界、改善人的人性状态已刻不容缓。

高尔基说：“人在很多方面还是野兽，而同时，人——在上——还是一个少年。因此美化人、赞美人是非常有益的：它可以提高人的自尊心，有助于发展人对自己的创造力的信心。

此外，赞美人是因为一切美好的有社会价值的东西，都是由人的力量，人的意志创造出来的。”[5]高尔基所说的“赞美人”，我理解就是坚持审美升华的原则，通过文学艺术张扬人的美好品格，向“完整的人”、“全面的人”的生命境界提升，这是作家和所有人文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当然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不能简单化，“赞美人”的途径是多样的，既可以如高尔基那样正面去张扬，亦可以通过喜剧或善意的讽刺达到，还可以通过对丑恶人格的鞭挞和批判来达到。因此，恢复审美升华原则，也是在文学艺术领域提倡新理性精神的重要内容。

面对20世纪文学艺术的非审美化倾向，新理性的这一原则，更显得具有针对性。9以上仅是从文艺领域来看，新理性主义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其实它在诸如、、、、历史等方面，还应有其独特的内容。

这里只好从略。然而，从这些内容和原则来看，新理性主义已经具备了发展成为21世纪文化建设总策略的可能性。

所以当我们从事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建设的时候，在我们进行中西融合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工作的时候，也必然要在新理性主义的精神下进行，若是放弃了新理性精神，对上述原则的坚持和恢复失去信心，那么，我们进行建设、融合和转换的工作，便失去了原动力，便失去了从事这些工作的可能和意义。因此，我们所从事的中西融合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工作，天然地属于新理性主义的一部分，是在新理性主义指导下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