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进社会工程的象征：中国当代小说城乡对立主题的变奏

城乡对立是从传统转向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发生的社会现象，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意味着现代化的完成。根据世界各国现代化的经验，要实现工业化、城市化这些现代化的基本目标，就不能不先从积累大量资本，因此现代化总是伴随着对农村的剥削乃至于掠夺。而且要把建立在小农基础上的农业社会改造为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工业社会，就必然要改造传统农业。这就是说，在把小土地占有制改造为适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土地占有制的过程中改变农业的生产组织和生产方式，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改造为适应大工业发展需要的、主要面向经济的规模化农业，同时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这个过程中，把传统的农民改造成为现代农民，使农民伴随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变革自己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这一改造农业的庞大社会工程自然是以城乡对立为出发点开始其渐进式的解决矛盾之路。建国后至改革前，中国的基本经济格局是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的二元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也是典型的二元结构，即城市-市民、农村-农民，除考大学、当兵能使极少数农民进入城市，农民被长期隔离在城门之外。城乡分割大大延缓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造成城乡差别背景下的社会身份等级及其阶级仇恨。改革开放后，农民以极大的创造性参与现代化历史进程，「民工潮」、乡镇企业、小城镇建设等新生事物正在突破传统户籍制度，旧的城乡分割、区域封闭的社会经济体制，以及同质的、超稳定的传统农村社会结构。但总体说来，中国依然处于从传统的小农经济向业为主导的现代经济转移过程之中，这个过程还远没有完成。从农业向非农产业（工商业）的转移，似乎有两种实现形式：就地转移（如乡镇企业、异地打工等）和离地转移（家庭住所、经济收入、生活重心全部转入城镇）。应当说后者有利于推动土地规模经营和城市化过程，应当受到政策的鼓励。但这意味着大量农业转移到城镇，而城市经济增长的速度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这样，生活价值取向已经城市化了的一批农村青年构成了一个十分特殊而庞大的社会阶层，他们的社会身份依然是「农民」，但他们再也不愿过父辈们那种厮守于土地的贫困生活，准备不惜一切代价进入城市。然而城市却难以满足他们安家立业的正常要求，他们不得不走的是一条比城市人艰难百倍的求生与发展之路。这一流动于城乡之间、找不到生活位置的青年男女内心所积压的怨恨与失望实在是中国大转型时代一股强劲的社会情绪，值得关注与研究，因为经济基础并非直接决定上层，而是通过社会（社会情绪是社会心理的核心内容）的中介环节而决定上层建筑，尤其是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部分。这就引出当代小说城乡对立主题的的一个问题：进城──征服女人的菲勒斯能指。

实际上，在国家意识形态以绝对优势笼罩精神空间及其信息传达管道的时候，城乡分割造成的阶级差别和农民的进城欲望就已经通过迂回的方式在中得到隐性表达，史上两位著名作家的代表作：康濯的《春种秋收》和柳青的《创业史》都曾涉及这一问题。在他们写作的时代（50-60年代），中国社会生活领域按照国民经济建设划分为工业和农业，对农业的改造方针的根本目的是支持工业化，使国家得到大量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商品粮食及其它农产品。这条牺牲农民利益的现代化之路必须通过修辞手法得到农民的支持，那就是所谓共同富裕的许诺：只有合作化才能一步一步地发展农业生产力，提高农业的产量，才能使所有的农民真正脱离贫困的境地而日益富裕起来。但是，工业与农业所对应的现实生活领域是城市与农村，两者的经济及其生活在其中的「人民」生活水准的差距是显在的，是不能用党的总路线总任务等宣传来抹平的，这就是为甚么农村青年进城的强劲潮流始终涌动冲击着社会主义建设规划。我感兴趣的是文学如何在这种现实与宣传之间帮助意识形态成功突围，这才是文学作为社会象征性行为的政治功能。相信这样一种论点是经得住时间和实践的，那就是：一切事物都是社会的和历史的，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因此，我们可以认同美国当代批评理论家詹姆逊的大胆假设：政治视角是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域。

合作化是康濯和柳青的叙事主题，但城乡对立的主题却从一体化和谐社会景观的表面成功偷渡，泄露了不同符号系统所发放信息之间的限定性矛盾，它们构成「形式的意识形态」1，使文本可以被重构为不同生产方式的符号系统运动的力的场。康濯的《春种秋收》写于1954 年，一般认为它是把劳动和爱情结合起来歌颂农业合作化中涌现的新人新事。参照马烽写于1954年的《韩梅梅》，康濯的写作策略之高明才能显影出来。《韩梅梅》是针对农村高小毕业生不安心农业生产的现象，及时配合对他们进行劳动的政治任务而创作的，发表后曾在广大青年群众中引起热烈的反应，发挥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其 主题是显豁的，构思也单纯明了，开头结尾的叙述者充当韩梅梅信件的引号，叙事主体部分是韩梅梅的四封信。主题通过韩梅梅主动参加生产劳动成为养猪能手的先进事迹就得到充分的阐释，另外还加上同学张伟挑肥拣瘦看不起劳动的落后思想作为对照补充。这样的意义传达是明确完整的，但显然缺乏吸引人的性。《春种秋收》就迥然不同了，且不说它把描写叙述的多种手法穿插结合，制造波澜起伏摇曳多姿的叙事效果。更重要的是，它还运用了一个百试不爽的小说元素来运载意识形态，那就是爱情。应当说，康濯对玉翠和行动的描写是现实主义的，她想通过婚姻走进城市，这是青年女性实现进城梦的快捷方式。然而，这样一位相貌出众的女性却在城市人那里屡屡碰壁，她所遭遇的城市男人大都是缺乏性魅力又无法沟通的；至于她自己看得上的团书记，人家又嫌她不安心农村，思想不好。这样，美丽的农村姑娘看来就只能转变思想选择嫁个农村青年了。当然，接下来的叙事就应该交割给革命浪漫主义的喜剧原则了，这是主义现实主义的组成部分。玉翠和农村优秀青年、科技能手周昌林戏剧性的情感发展把留在农村、获得爱情与幸福生活完美统一，顺理成章地完成了歌颂合作化的主题叙事。在对这桩婚姻的叙述中我们经常听得到喧闹的笑声，流溢着乌托邦欲望满足营造出的幸福感。这是当时农民所能想象的最好结局：劳动、爱情、幸福（更直接地说是「富裕」），当然也是主导意识形态可资利用的资源。康濯的叙事策略以一出爱情喜剧抚平了城乡差别和阶级等级制的不公，把农村人安放在新的田园牧歌中，那才是他们获得幸福的不变的位置。

《创业史》对城乡对立主题采取暗渡陈仓的方法，爱情仍然是首选的载体。相对于一心扑在合作化事业上的梁生宝，徐改霞未免过于敏感多情。然而她进城的动机一开始就不同于那些被城市生活享受所吸引、蜂拥而上考工厂的农村闺女，她是在爱情受挫之后受代表主任郭振山的鼓动，怀着参加国家化的崇高思想想要离开农村的，最后又因为爱情无望，通过国家正常招工决绝而去。叙事导向这样的想象：如果没有郭振山对这桩婚姻的破坏，如果没有连续的误解，生宝和改霞本应该有一份美好的爱情，改霞根本用不着进城当工人。这样，《创业史》典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叙事（严峻的阶级斗争形势）借助于传奇小说中小人破坏的模式保持了意识形态平衡，改霞进城不再是一件值得歆羡的喜事，尽管对于大多数农村人来说事实恰恰相反，那一片考工厂的学生蓝和黑头发就是最雄辩的证据。此外，叙事还借助改霞寡母的孤寂进一步抵消了改霞进城的诱惑，用亲情抵挡外出寻找新生活的冲动，以家庭的名义让农民安心留在农村。这样，柳青合情合理、严丝合缝的情节发展就堵住了农民进城的正常管道，祛除了有关城市魅力的可能想象，浮在叙事流表面的是新富农郭振山的阴险、改霞的失望、改霞母亲的悔恨，这些东西足以把城市推向情感认同的负面。

进入80年代，路遥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城乡对立主题的最沉痛最尖锐的思索和表达。写于1981年的《人生》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写于1985-1988年的百万字长篇《平凡的世界》获第三届茅盾奖。两部小说分别打上了清晰的时间印痕，但都拥有明确的主题表达，那就是坚定的进城步伐。为路遥带来巨大成功的《人生》在改革开放之初的轰动效应至少部分是因为它抓住了一股强劲的社会情绪，在城乡差距相对以后要大得多的那个时代，这种社会情绪会表现得更激烈。这就是为甚么《人生》是同类主题阐释中最具有现实主义批判性的一部小说，它的感染力源于真实的生活描写、丰满的人物形象、充沛的思想感情等为经典现实主义赢得声誉的文学代码。二十多年后的读者依然感受得到高加林的痛苦，因为他的愤懑直指社会不公──同样的或不同表现的社会不公现象今天还未消除，通过社会工程逐渐消除它们是人类永恒的理想。像《红与黑》中的于连一样，高加林也是在久远的未来仍会唤起激情的人物，他的仇恨在1998年刘醒龙一篇并不成功但很有影响的小说《大树还小》中激化到咬牙切齿的程度。后者批判的锋芒指向80年代的知青神话，农民秦四爹因为跟女知青谈恋爱入狱三年，而知青却可以肆意让农民女儿为他们流产再抛弃她们。二十多年后自命不凡的知青依然趾高气扬地骑在农民脖子上，农民女儿因为贫困还得充当他们的玩物，这就是知青对救命恩人的报答，也是城市对农村的暴行。在《人生》的时代，路遥通过感人至深的艺术形象圆满传达这种社会情绪，不能不说是表现了超出常人的胆识。《人生》的语义世界不同于《春种秋收》、《创业史》，关于农村与城市的义素组不再把国家工农业建设事业放在个人现实生活及其观念的对立面，农村与城市不同的社会和差距凸现出来，农村人与城市人不同的阶级意识变得分明起来。小说的语义域不再停留于意识形态宏大叙事堂皇话语的表皮，而集中于个人生活道路来把捉深层的时代脉搏。分析起来，《人生》的意义结构表达式涉及四个义素：在城市语义轴上的两个相反义素是个人前途／小市民意识，在农村语义轴上的两个相反义素是贫困／，它们组成格雷马斯的符号学矩形，这个义素系统（即意义的基本结构）生成拟人的结合──即叙事人物。在复合轴合成的是黄亚萍以及克南妈、亚萍父母等自私势利的城市人，中性轴上合成的是小说中的理想女性巧珍，她是贫苦农村的精神化身，集真善美于一身，体现了路遥有关农村想象的乌托邦性质。纵向的情态轴是城乡能量交换的可能途径，高加林由贫困的农村进入城市，并梦想借婚姻走向更大的城市，是贫困与小市民意识的结合；至于道德与个人前途的结合则是那个一闪而过的高加林的叔父，但他的进城之路不具有普遍性，因此情态轴1缺乏示范性的道德吸引力。在康濯、柳青的时代，进城的路被农村优秀女性的爱情渴望阻断了，无论这爱情是获得还是失去，农村都是作为男性魅力的能指磁心一样吸引着追求幸福的女性，而对于农村男性，这种爱情奖赏似乎反倒无关紧要。于是农村以一种男性霸权主义的自高自大把贫困的自我变成了地上乌托邦，这正是意识形态叙事的意图。《人生》转换了进城主题的模式：追求城市文明生活、以个人前途为目标的男性抛弃纯洁善良的农村女性，而以城市女性为爱情进攻对象和和实现目标的助手。这也是男性叙事经常采用的叙事方略，但是更具批判性反省意识：在推动故事发展的交换机制中，女性是最常见的交换物。因为自从人类进入父系社会，女性就一直是男人的战利品、奖赏、礼物和财富，所以征服城市首先从征服城市女性开始。开始，当男性开始以主动进攻的姿态追求现实的幸福生活的时候，女性就作为农村或城市的能指，分别成为被抛弃或征服的对象词项，就像巧珍与黄亚萍，她们代表文化的对立和阶级的对立。然而这样的文化选择是痛苦的，从熟悉适应的人文环境转换到一个陌生多变的人文环境，很容易感受到敌意与挫折；而且由于进城的路遍布人为阻力，它必然蕴含人性裂变的种种可能。因此，路遥文本中的城市被意指为无情的异在，而农村则是精神的支持、心灵的归宿，是人获得根基持存性的热土。高加林的背叛受到道德的，因为他不仅背叛了巧珍，还背叛了农村背叛了故乡背叛了，这就是进城的代价。背叛当然要受到惩罚，不仅要丢掉城里的饭碗，还要被城里女人「真诚地」抛弃。这样，在批判现实主义客观冷静的社会解剖刀下，来自没落文明和弱势群体的道德义愤和阶级立场，就缓和了农村物质生活的贫困落后可能带来的心理阻抗，而通过痴心女子负心汉这一传统爱情故事的全新演绎 赢得了广泛的情感认同，成为常读常新的经典。

三部长篇《平凡的世界》不同于《人生》的，是浓郁的春天的气息──浪漫主义激情。它写于改革初见成效的时刻，后来日渐严重的农村改革新问题（如重税、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不明晰、政绩工程、贪污腐败等）尚未显露，光明的前景展现在敢于进取的新一代农民面前。虽然外面的世界依然是设防的城市，但农民进城的路子毕竟宽阔了许多，汹涌的民工潮正在冲击城市的大门。这是一个正在发生迅速变化、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时刻，正是传奇出现的境遇：「至于传奇，看来它最终定型的条件，即我们曾提到的其它前提所依赖的条件──世俗性的范畴，觉得像魔力似的善和恶的意识形态素，某种救赎的历史性──似乎要在某个过渡的时刻出现，在这个过渡时刻，两种迥然不同的生产方式或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共存。它们的对抗性还没有从社会阶级斗争方面系统地表现出来，因此消除对抗可以通过某种怀旧的（或者不那么经常地通过乌托邦的）和谐的方式投射出来。」2这种过渡时刻主要被感受为一种有机社会秩序的经验，尽管它正处于被渗透、破坏和重组的过程之中。所以，强烈的主观理想化冲动对于现实社会变化的拯救是《平凡的世界》的历史性特征：它使那个世界隐藏的梦幻得以显现，对一个时代的理想和恐惧、尤其是不能在其它形式中得以表现的理想和恐惧提供一种特别精确的记录，因而是神话层次上的模仿，是一个时代集体潜意识的形式。这一点使它像时髦本身一样趋于衰落，在自己的时代投其所好，在另一个时代却令人难以卒读。同时这也意味着它总是富有启示性的：让我们暂时地、戏剧性地体验过去了的陌生社会的独特压力，从而更了解自己时代的特点。

《平凡的世界》依然接续《人生》的主题表达，但按照当代英雄传奇史诗的秩序改编了城市与农村的语义。对于孙少平来说城市不仅是获得个人前途、文明生活的入场券，它还是承载未知向往的冒险之地，因此它既是信仰中的未来──人生理想，也是主动经受苦难消耗英雄主义激情的人间炼狱。农村虽然在改革中走上脱贫之路，但依然期待更大更全面的变化。它充满活力的传统（乐于助人、诚实不欺、坚忍不拔、温暖亲情等）是少平性魅力之所在，也是他走出困境的力量源泉，是他最终获得成功的绝对因。但同时农村又是束缚他因而必须坚决跳脱的保守主义藩篱。这样，分裂因素的结合就标示出历史的「野性思维」（或詹姆逊所谓「无意识」）突围式的解决方法。这一次城市不再是滋生小市民意识和生存特权的无情异在，它被英勇献身的田润叶、田晓霞变成了在苦难中成就未来的理想女性，她们是慷慨的赠与者，当英雄受到考验、质询、攻击的时候为他提供无私的帮助。她们把城市合成形而上的追求或希冀的主题，蕴含传奇式的世俗未来的拯救之路。在中性轴上的结合生成了农村改革新人少安，他暂时还满足于就地发展非农产业的致富计划，这是那个时代农村经济发展的历史局限。情态轴上农村与城市的相互蕴涵指示着进城的道路，少平以道德活力走向梦想，而保守与苦难总是结伴而行，是父辈们坎坷的人生经验，也是对人生欠缺意义思索和进取精神的郝红梅的生活教训。与《人生》相比，《平凡的世界》彻底重写了由城市与农村组合而成的我们生存其间的世界景观，城市冉冉升起，是少平西天取经的人生意义。农村依然是道德（活力）的源泉，发送迷人的男性魅力，为少平和少安搭起成功的桥梁，但却不再诞生巧珍那样的理想女性，因而永远丧失了阿拉丁神灯赋予农村的精神力量。这样，少平走向城市不再意味着对农村的背叛，而是朝圣教徒崇高的人生选择，《平凡的世界》因此被演变为历史与传奇的奇特混合。

在《平凡的世界》中，两种文类形式因素的矛盾是可以明白辨识的，那就是现实主义的史诗性宏观叙事格局和个人主义英雄传奇的异质性存在，姑且称之为「传奇史诗」。它的整体结构是《创业史》式的，力求全景式反映1975-1985年近十年间中国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因此对中国社会各阶层人物都试图点击囊括，从而使有关县、地、省级领导和各次要人物的详细交待仅仅具备形式完整的意义，对叙事进程不构成任何必要性。另一缺陷是对史诗的意义提升没能从叙事中自然流露，而在无限延宕中被放逐，没有达到穿透历史的预期效果。另一方面，传奇叙述的异质性脱离现实原则，敞开感受其它历史节奏、以超凡的乌托邦方式转变固定现实的可能。脱掉史诗性叙事冠冕堂皇的礼服，出现在读者视野中的是以少平为中心的人物运动的河流，一个在朝圣与爱情的旅途上疯狂冒险、在苦难中体味人生崇高感的当代英雄传奇。文本是如何把少平制造成当代英雄的呢？首先是把基于城乡差别的农民进城的欲望改写为自我放逐，到外面去闯荡世界的「青春的激情」。在城市当揽工汉的少平虽然挣扎在社会最底层，为几个钱受尽折磨，但他却不仅仅将此看作谋生活命的手段。「职业的高贵与低贱，不能说明一个人生活的价值。恰恰相反，他现在倒很『热爱』自己的苦难。通过这一段血火般的洗礼，他相信，自己历经千辛万苦而酿造出的生活之蜜，肯定比轻而易举拿来的更有滋味──他自嘲地把自己的这种认识叫做『关于苦难的学说』……」3这样，农民──民工遭受的社会不公被坚定的信仰演化为忍辱负重的人生，它的根生长于中国源远流长的生存智慧中。然而少平主动承受甚至追随苦难的强迫症更像是一种英雄主义的白日梦，它的幻想性质正是传奇的功能──把人从禁忌和偏见中解放出来，释放受抑制的潜意识，满足隐藏的愿望和梦想。这当然是路遥隐秘的叙事动力──它明白无误地渗透在话语的每一个词汇选择与组合中，那种激昂夸饰的语调很像是十七年的英雄主义再现。可惜少平作为传奇史诗中的英雄，其英雄性已失去外在神奇事迹的支撑而呈现自我消解的趋势。无论少平如何从劳动、从苦难中挖掘崇高的意义，他的人生搏斗却总是落脚在「进城」这一个人的现实生存目标上；而且他并没有找到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他由揽工汉变成矿工纯属偶然──是希望他入赘的曹书记和爱着他的田晓霞帮忙活动下来的。因此叙述逻辑引出这样的结论：仅仅依靠自己男性的魅力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少平就必然获得拯救，尤其是来自女性的帮助。这位云游城市寻求冒险的当代英雄为自己制造不应有的困难，以便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显示骑士的英勇、圣徒的崇高。他向城市的进攻采取消极被动的方式，表现出偏爱温情、退隐、田园诗的传奇境界的潜意识冲动。他背对冷酷艰难的生存，退回书本世界、自我道德完善、理想爱情和温馨的家庭生活，最后他的进城不过是实现了由城市向另一种乡村的退却──矿区是封闭起来的宁静的乐园。然而他前途渺茫的个人奋斗被女性的爱情饰以光环，使他的胜利如同古代骑士一样同时在战场（进城）和闺房（城市女性）两个方向展开。显然路遥是过于偏爱他的农村青年了，少平先后得到拐女子、田晓霞、金秀、惠英等女性的爱，其中两位还是大学生。他的心态仿佛一位体验生活的作家，在工地和井下都在读文学书籍，还与田晓霞耍弄文人幽默，风雅地爬山、讨论、看诗，对知识、、美、情感怀有形而上的单纯信念。这些在当时就已经难以支撑其英雄形象，而使他更像一位古代落难书生或公子，难以承担救赎未来的重任，在今天急功近利、欲望泛滥的文学观念面前就尤其显得幼稚可笑了。《平凡的世界》可以说是流行于的英雄主义最后的昙花一现，宣告了英雄时代的结束和世俗时代的到来，紧接着它就要变成讽刺型滑稽小丑了。

就这样，路遥用传奇实现了对城市恐惧的克服，城市仿佛一位钟情于穷书生的富家小姐，代表企望中的美、幸福和等待开启的真理之门，城乡差异通过爱情的欲望满足而不着痕迹地弥合起来。没有了《人生》尖锐的疼痛和愤懑，温情的关爱包裹了少平的身心，唤起往昔伊甸园时代和每个人心中永存的梦幻。在礼崩乐坏的临界点，路遥的个人英雄传奇史诗试图以传统和爱情理想来实现对城市的征服，这样的救赎是对于变革时代的抵制和整合，它是逃避现实的，同时也是富有启发意义的。路遥本人明确和坚定的生活态度和人生理想不是让读者从他们自己的现实世界逃离，而毋宁说是以小说的理想世界为平凡的人生经验提供一块试金石。实际上，路遥的现实主义精神使他不可能对现实的局限视而不见，他笔下的爱情虽然超越社会地位悬殊等世俗价值，但并没有开花结果，而最终演化为毁灭美的悲剧：田晓霞被洪水冲走，金秀则因为少平的毁容而被矿区女人惠英代替。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削弱传奇的内在主题：对生命活力、自由、青春、爱情的赞美一直回荡到《平凡的世界》的结尾，它们是冲决一切社会障碍的人性本能。

时间推进到2003年，河南作家李佩甫的小说《城的灯》再次把城乡对立的社会不公摄入视域。这部长篇耗费巨大篇幅详尽描写部队权力运作的过程和权力场斗争技巧，这是近年来畅销书的一大卖点，当然与官场腐败的社会现实息息相关，也正是大众满足欲望的活力所在。和这个时代的大部分作家一样，李佩甫不再为了要在纯与通俗文学之间站队而惶恐不安，他似乎并不准备在这部小说中建立的功名，他所关注的是社会不公对人性的戕害，以及人性在特定文化生存下的异化。在他的语义世界里，城市被分解为权力（欲望）和异化二元对立的义素组，而农村则可以分解为人道与（主要是一种文化惰性）的对立。城市语义轴上合成的是所有那些处心积虑维护自身利益的城市人，他们苍白的精神不言而喻，总激起作家强烈的讽刺欲望。农村的义素衔接合成的是既猥琐自私又不乏人道同情、其劣根性有可能转变为现代道德文明的农村人，他们在刘汉香的带领下终于挺进城市。连接农村与城市的路径是刘汉香与冯家昌弟兄们分别昭示的两条情态轴，刘汉香坚持人道理想，带领众人获得世俗欲望的对象──进城的权力，而冯家昌发挥农民的隐忍与机智，学习权力斗争的绝招，最终完成了整个家族的进城大迁移，同时也永远地失去了自我。城乡差别带来的阶级对立凸现出来，冯家昌的屈辱与仇恨揭示了城市与农村的双重异化，问题的解决只能是社会工程学意义上的，其近期目标应当是把农村变成城市，如同刘汉香所做的那样，而不是简单地把农村人变成城市人，像冯家昌所做的那样。新的历史机遇为李佩甫的创造了新的可能，《城的灯》延续《人生》的愤懑和对社会现状的批判，但问题却进一步发展，而不是被不可掌握的偶然切断来演示道德训诫的命运故事。黄亚萍嫁给了高加林，帮助后者借婚姻达到爬梯子的权力目标；巧珍从爱情折磨中站立起来，带领村人种树种花，把上梁村变成了月亮镇──花镇，以自己的心点亮了城的灯。不过，《城的灯》与《人生》的本质相同也是显在的：现实利益依然属于城市一维，而道德理想的非现实一维依然归于农村，尽管刘汉香的神圣已经受到村人文化陋习的擦抹。这与其简单归结为作家的创造力匮乏，毋宁说是现实社会结构使然。对于一个趋于没落的文明，它的信心大概只有从传统道德源泉中汲取。

综上所述，从《创业史》到《城的灯》，进城主题总要借助婚姻爱情才得以完成。上述小说的意义基本结构总是将性的魅力和道德活力赋予农村青年，他们的男性不仅吸引农村姑娘安心留在农村，还总能得到城市女性的青睐，这种性的吸引力是农民征服城市的意识形态素的梦幻表达。但也正因为性爱的朝三暮四本质，一方面城乡矛盾有可能借助城市女性的爱慕和帮助而消解，另一方面城市女性也有可能在心血来潮的满足之后抛弃或压迫臣服于石榴裙下的农村男人。城市女性的复杂多变是处于劣势的农村人对于城市的想象，它忽而是纵马驰骋的广阔天地，忽而又是冰冷坚硬的无情异在。构成城市景观的另一半是城市男性，可惜他们总是缺乏性魅力，在文本中处于边缘位置，而且最终总被农村青年夺去爱情。美丽温柔刚强贤淑的农村女性使作家激情荡漾，毫不吝惜溢美之词。虽然她们总是被渴慕城市文明的农村男性无情抛弃，她们却宁静承受，保持人的高贵和尊严。她们寄托了人类对于正在逝去的乡村文化依依不舍的眷恋之情，尤其是男性对于温柔恭顺忍让的传统妇德的怀恋。把这些小说还原到各自的历史语境中作历时性比较，渐进式社会工程的发展轨迹也就清晰显现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农民进城的道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宽阔。在《创业史》时代，进城是农民的愿望，却受到社会的排斥、压抑或禁止；到《人生》的时代，社会与个人的价值冲突凸现出来，高加林的进城受到社会的惩罚，却唤起人类的道德同情与义愤。在《平凡的世界》中，少平已经使个人的正当欲求合乎社会许可的管道，但这种遇合带有改变英雄命运的传奇偶然性，不具备满足集体愿望的社会可行性。到了《城的灯》，社会许可的进城之路与农民的向往重合，刘汉香代表的情态轴1已经能够承载起人性的价值。从《创业史》到《城的灯》，由反对进城到谴责社会不公再到发现集体进城的金光大道，由异化的屈服到理想的实现，由不可知的个人命运转折到制度化的集体转变身份，中国社会改革工程的逐步演进在小说的虚空间中获得了象征性的表现，这种象征性行为过程通过不同生产方式的并存、各种文类话语的沉淀、众多意识形态素的碰撞而糅合为开放的历史，我们可以期待它的光明前景。

附图：

注释：

1、2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无意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86，第134页。

3 路遥：《平凡的世界》，《路遥文集》第4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9页。

张懿红 1968年生，现为兰州大学文学博士研究生，师从程金城导师，主攻农村题材小说，也从事小说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