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冯德英创作的文化意识

摘要：冯德英是上世纪颇有代表性的一位本土作家。他的创作和思想深受齐鲁地域文化的影响，儒家先贤的“民本意识”植根于他的头脑之中，使他近半个世纪的创作都打上了深刻的民本思想的印记，而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又始终是他的追求。凝聚在他的作品之中的浓郁的故土情结和鲜明的人民立场，构成了他独特的文化意识，通过描写战争和反思，实现了他“代人民立言，为人民立传”的创作理想，让我们看到一位具有儒家内质的知识分子的文化情怀。

论文关键词：冯德英；文化意识；人民立场；故土情节；民本意识

在上世纪

50、60年代成长起来的山东作家中，冯德英是颇有代表性的一位。他从1958年登上文坛，至今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创作出版了5部长篇小说，即被称为“三花”的《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上下卷)和被称为《大地与鲜花》的前两部——《染血的土地》、《晴朗的天空》。5部长篇和新时期创作的一批中短篇小说，都以他的家乡——胶东昆嵛山区人民的生活为描写对象，从而展现了家乡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为革命事业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和新和平建设时期的生存状态、人生遭际及命运。冯德英作为一位齐鲁文化水土哺育的山东作家鲜明的创作倾向、文化意识和艺术风格也在这5部长篇里面表现出来。

一、浓郁的故土情结鲜明的人民立场

冯德英是一位故土情结很重的作家，从1935年出生到1949年参军，他在胶东昆嵛山的一个小山村里生活了14年。14年的岁月对整个人生来说是短暂的，但是对冯德英来说却是弥足珍贵的。正是在这14年中，他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家乡革命斗争生活中的许多人与事，这给他留下了可贵的、难以忘怀的童年记忆，那些难忘的战斗岁月中的人与事，那块染血的土地上的人民为革命事业所做出的无私奉献和流血牺牲，英雄的人民所表现出的可贵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成为他“将故乡亲人的事迹写成书”的初期创作源泉，著名的“三花”的成功创作，与这段可贵的童年记忆有极密切的关系。

14岁那年，冯德英参了军，成为一名军人，服从着革命的需要随解放大军南下宁、沪、杭，继而又先后在广州、武汉驻足，成名后多年定居北京。从1949年到1980年他回到山东工作之前，这30多年的岁月中，他是一位远离家乡的游子。但是，无论从实际上还是从感情上，他一直与家乡保持着密切地联系。他不但经常利用可贵的假期回乡探亲，为体验生活回家乡小住，而且不断地在与亲人的通信联系中了解着来自家乡的消息。正如他自己所说：“这十几年的远离，并没割断我和故乡的情丝，而且，这情丝越系越紧。可以说是‘身在军营心在鲁’，也可以说是‘身在异乡心在故土’。……无论是在南方军营执行任务的闲暇还是在创作小说的紧张日子里，我的心，一直和故乡的人民连在一起，我注视着那片土地，我倾听着来自那片土地的每一个大大小小或好或坏的消息。”

正是这种浓重的故乡情结成就了冯德英，使他得以深切地了解家乡人民的生活情景、精神面貌和内心世界，与最普通、最底层的人民心连心，成为一位具有人民性的作家。

冯德英的5部长篇小说，都是以他家乡昆嵛山区过去和现在的人民生活为描写对象，从2O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在胶东建立党组织，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几十年血与火的革命斗争生活写起，一直写到60年代和平建设时期广阔的社会生活。虽然他的创作没有脱离主流话语的范畴，但他却不象

50、60年代的许多作家那样，或真诚自觉地跟随、或无可奈何地服从着权力话语的要求而写作，他始终坚持着自己认定的以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为人民立传，代人民立言”的写作立场，真实地描写着人民的牺牲与奉献、痛苦与欢乐、精神与操守。当年，处女作《苦菜花》圆出版后，曾经有热心的读者给他写信，希望他能写出反映新中国的新生活的“甜菜花”、“幸福花”，但是，他1959年献给读者的还是反映革命战争生活的《迎春花》，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他描写30年代初期胶东共产党组织革命斗争活动的《山菊花》上卷初稿则刚刚完稿。

为什么他没能按照热心读者的心愿写出歌颂现实生活的“幸福花”、“甜菜花”呢?这其中应该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他对胶东人民在革命斗争年代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和所表现出的精神操守，有强烈的诉说愿望；其二，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对新中国正在发生着的诸多重大事件以及因此而给人民带来的心灵震撼和磨难，保持着自己的见解，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许多事情他还不能理解。这曾经使他陷入非常矛盾、痛苦的境地：“我是个贫苦农民的儿子，我是喝着党的乳汁长大的，可以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我；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没有理由、没有任何权力去写社会主义的阴暗，去损害党的威信。党的领导不允许，我的良心更不允许。然而，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我又不能不面对现实。”“……更大量的事实表明，新中国的多数人民群众，仍生活在困苦之中。诚然，三座大山被推倒了，他们政治上不再受压迫，吃穿也比旧社会好多了，这是与旧社会根本性的区别。但这就是我们革命的目标吗?那点燃起千百万人为之献身的马克思主义之火，带给中国社会主义大地的仅此而已吗?

一排排的耕地连成了片，而人们还在使用着原始的工具进行劳作；无数死者的坟堆被平掉了，甚至有的烈士的栖身之地也被挤上了荒山坡，大量的白骨和坟泥做了肥料，可他们活着亲人还是吃不饱肚子，还在受着政治运动的折磨，有的成了饿死鬼，有的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更刺激他心灵的是他亲历亲闻的这样一件事情：1961年他回乡探亲返回北京，在济南火车站换车时，他看到了上千名贫病交加的难民躺在大雨过后的车站广场的水洼中，无数的苍蝇飞虫在那一张张青黄肿胀的面孔上盘旋叮咬，可那一张张毫无表情的面孔却对此麻木不仁，无力对付苍蝇们的袭击。他心情沉重地穿行在难民群中，悲惨的一幕使他心碎，终生难忘。他当时真想和他们躺到一起，听听他们的诉说，把这些写成书。可是，他非常明白，在当时的环境下，“写这个，谁给发表?如果谁能发出来，我宁愿当右派，也写!”因此，在严峻的现实生活面前，在现实与政治形势的要求这二者之间的尖锐冲突中，他只好对“三面红旗”保持沉默，决不违心地去为其唱赞歌。多少年之后，当政治气氛和社会环境宽松之时，他充满感情地诉说出自己当时的困惑和思考：“是的，一支笔有时是可以保持沉默的，可是一颗心在现实面前却是无法冷静的。多少次，我在天安门广场徜徉，望着晴空下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想着我的故乡昆嵛山，想着那里的父老乡亲们。为什么，为什么几十年，千百万人浴血奋战的理想——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了，那里还是满目凄凉呢?!……难道真的是打天下比坐天下难，建设还不如战争轻松?……我不是一个英勇的斗士，没有鲁迅和赵树理那种作家的胆识和气魄。但我告诫自己不能愧对大地，愧对故乡人民，无论如何不去写歌颂‘三面红旗’的作品，那怕是只言片语的表态文章也不写。”由此可以见出，他是一位有着多么鲜明的人民情感的作家，他的心始终与生养他的大地母亲、与养育他的人民紧贴在一起，感情的天平总是向那些曾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但仍在贫穷困苦和精神磨难中挣扎的人民倾斜。于是，他在写了歌颂革命战争年代的故乡人民的“三花”之后，没有按照读者的希望写歌颂现实生活的“幸福花”和“甜菜花”，而是写出了反映生活在新中国蓝天下的家乡父老苦涩而又沉重的人生和命运的《染血的土地》和《晴朗的天空)。冯德英浓郁的故土情怀，鲜明的人民立场，与他所接受的齐鲁大地文化意识的深厚影响是密切相关的，虽然他并没有系统地接受过孔孟的学说，但齐鲁先贤“以民为本”、“与民同乐”的民本意识，已经渗透在他的文化意识中，培养着他作为一位人民作家的文化情怀，他由衷地说：“我感谢大地，感谢哺育我的大地母亲，同时要感谢现实主义——这个伟大的创作方法。……我用这一伟大的武器，为人民立言，为人民立传，塑造人民群众的形象，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反映他们的真实生活”，这是他坚守终生的创作原则和立场。

二、写斗争生活为人民立传

“三花”显然是实践冯德英“为人民立传”这一创作意识的产物。

上世纪50年代初，当在杭州的军营里偶然读到那本描写抗日战争的小说《洋铁桶的故事》，使他产生将自己熟悉的生活写成小说的冲动时，他的这个创作意识便已经明确了，他在处女作《苦菜花·后记》中的一段表述，便透露了这消息：“我感激用笔墨描绘、记录下革命英雄的伟大业绩的作家们，更加崇敬以汗水和鲜血创造了属于劳动人民的新社会的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们。在这种感情的推动下，我要表现自己熟悉的生活的愿望，有了一个更明确的目的：我想表现出共产党怎样领导人民走上了解放的大道；为了革命事业，人民曾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和牺牲；从而使今天的人们重温所走过的革命道路，学习前辈的革命精神，更加热爱新生活，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同时，我还想，我这样做也是对为了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生存和幸福而献出生命的先烈们的献礼。”正是这种为英雄的人民立传的创作动机，使他写出了“三花”这样曾经感动过一个时代读者的作品。

“三花”的确较好地实现了冯德英“表现共产党怎样领导人民走上了解放的大道；为了革命事业，人民曾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和牺牲”的创作意图，按照作品反映的年代排列，《山菊花》是描写20世纪30年代胶东共产党组织建立初期革命活动的作品，着重描写昆嵛山区的农民群众怎样逐渐在火种一般的共产党人的影响下靠拢革命，加人中国共产党，从而走上革命道路。在地方恶势力孔庆儒、国民党党棍焉子正为代表的反动势力非常猖獗的年代，共产党人孔志红的壮烈牺牲并没有吓倒在阶级压迫中苦难重重的人民，共产党人李绍先、程先生恰恰在此时开始在农民中党员，于得海、金牙三子、江鸣雁父女、桃子等一批农民正是在反动派统治最残酷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他们的带动下，甚至连性情柔弱的好儿、匪性十足的浪荡子孔居任都成了共产党员，从而使此地的革命斗争活动搞得有声有色。作品通过桃子、三嫂、张老

三、于世章等众多性格不同的人物形象，来表现胶东人民在的革命斗争中的英雄业绩和突出贡献。青年妇女桃子是重点塑造的女性形象，作品描写了她从一位只知治家过日子的贤妻良母型的普通农妇成长为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的心路历程。作品刻画了桃子是怎样对丈夫于得海的革命活动从不理解到逐渐理解，从不支持到积极支持，从一个革命的支持者成为一位为革命出生人死、坚强不屈的共产党员的过程。这也是桃子的观念意识和思想感情逐渐发生本质的变化的过程，对这种心路历程的变化，冯德英是相当有意识地在表现着的。桃子的母亲三嫂形象则有所不同，她始终是以革命支持者的形象而出现的。这位善良精明、深明大义的中年妇女，以她所接受的传统文化美德、以她处世待人接物的原则来支持革命。她知道她的女婿、女儿和共产党人们都是好人，她是从一位母亲对待儿女、一位深明事理的妇女对待好人的角度来坚决支持革命的。她在支持亲人们干革命的过程中，逐渐看清了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对穷人的意义，因此，她能尽自己所有和所能支持革命，甚至能做出为了救伤员的性命而献出了儿子的生命，为革命事业而大义灭亲，毅然处死叛变投敌的大儿子这样可歌可泣的壮举。冯德英通过这个形象使人们知道，象三嫂这样支持革命事业的普通群众，在胶东人民中还有千千万万，三嫂只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的代表。

《苦菜花》所描写的时代是伟大的抗日战争时期，作品以描写革命军民与汉奸特务、反动派的斗争为主，只有少量情节描写了与日本侵略者的正面冲突(如八路军大沙河杀鬼子、赵星梅怒斥敌人慷慨就义、大沙河群众认亲人等)。但即使如此，作品所表现的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反抗侵略的斗争精神和坚强意志，人民群众对抗日战争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仍然是非常感人的。作品着力塑造了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形象，又通过母亲与家人、与乡亲、与出入于她家的革命战士的种种联系，塑造了众多的革命者形象。母亲只是一位普通的基本群众，作品对这个形象的刻画，主要是表现她如何以母性的慈爱，真诚地关心爱护着她参加革命的儿女和她周围的革命同志，以中国妇女的善良坚韧尽自己的所有支持着革命者们的斗争活动，为此她还经受了坐牢、受刑、眼睁睁看着幼女被敌人折磨而死的种种考验，甚至在紧急关头能向敌人射出复仇的子弹。作品也写了母亲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反叛，她同情花子的不幸婚姻，支持花子为摆脱恶婆婆的虐待而离婚的要求，亲自为花子争取婚姻自由而奔走。母亲的这一举动在当时动不动就对男女偷情者沉潭处死的乡村文化氛围里，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观念意识的觉醒。母亲的形象受到了当时国内外读者的重视。《苦菜花》引起轰动后，冯德英曾应邀访问前苏联，在莫斯科广播电台与苏联的读者对话，其中有就《苦菜花》中的母亲形象与高尔基《母亲》中的母亲形象进行了有意义探讨的内容。俄罗斯苦难坚强、默默地支持儿子从事革命事业的母亲形象，与中国善良贤惠、慈爱坚强、为革命事业无私奉献的母亲形象，曾经鼓舞和感染了当时的许多读者。

围绕着母亲形象，作品还刻画了众多抗日战士和革命群众形象，母亲的女儿娟子、儿子德强、女婿姜永泉、丈夫冯仁义都加入了反抗侵略者的斗争行列，甚至连老脑筋的四大爷等普通群众都为抵抗日本侵略者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们当中许多人牺牲了生命，许多人献出了亲人。作品描写了许多可歌可泣、慷慨悲壮的感人场面：共产党员七子夫妇宁愿被活活烧死在山洞里，也不向敌人投降；年青的杏莉在与汉奸父亲王柬芝的搏斗中英勇牺牲；母亲眼睁睁看着敌人将五岁的幼女活活折磨而死；赵星梅在刑场上慷慨陈词，最后唱着《国际歌》英勇就义。最动人心弦的是大沙河认亲情节的描写，当敌人使出恶毒的手段，让群众认领各自的亲人以企图孤立八路军和革命工作人员时，母亲、娟子、花子等人在生死关头都各自舍弃了自己的亲人而救下了别人的性命……。这种可歌可泣的流血牺牲场面，在其他两部作品中也有相当感人的描写：《山菊花》中有于世章被反动派酷刑拷打、活活烧死的情节描写，这位老人直到断气前仍不停地喊着“跟着共产党打江山”的口号；三嫂与女儿桃子为保全十几名伤员的生命，在紧急关头推出载着敌人和儿的那架梯子，使儿子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描写也非常感人；《迎春花》中有老贫农曹冷元为保卫粮仓与敌人奋勇搏斗，被残害致死的壮烈场面，有村支书曹振德的小儿子明生被敌人残害的悲惨情景，都非常动人心魄。以上情节场面的描写，出色地展现和讴歌了一个民族面对阶级压迫和异族侵略时可贵的民族气节和精神操守。 “三花”如作家所愿地成功描写了胶东人民为革命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展现和挖掘了在那些血与火的年代里，胶东人民的“人情与人性，人的高尚美德和伟大操守所闪射出的永久璀璨的火花”，从而较好地实现了作家“为人民立传”的良好动机。

三、反思代人民立言

作为一个具有人民情怀的作家，冯德英既深深地关注着人民群众昨天所做出的贡献，更密切关注着他们今天的忧乐悲喜，既为人民的奉献和美德立传，又为人民的疾苦而呼吁。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忧民情怀，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入世精神，深深地影响了冯德英，他的心永远紧贴着底层人民，对战后人民的遭遇尤其是人的肉体和精神创伤密切关注。因此，在写了回顾往昔的“三花”之后，他在《大地与鲜花》的总标题下，又写出了《染血的土地》、《晴朗的天空》这两部反映建国初、中期胶东昆嵛山人民生活的作品。两部作品实际上是一部多卷本长篇的上下卷，统一的地理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统一的主要人物形象，杨玉冬、杨日昌、大俊、李书国、杨玉德、蓉子、明霞、孙明光、孙树礼、吴新怀等是贯穿两部作品的人物形象。前者写50年代初期，曾经做出过无私奉献、带着满身战争创伤走进新的人们的命运和遭遇；后者的时代背景主要是大跃进及其之后的恢复时期，反右斗争、大跃进是作品描写的重点。《染血的土地》圄中的人们已经走出了血与火的战争阴影，来到新中国的蓝天下，他们已不用再为战争流血，过上了安定的生活，虽然仍缺吃少穿但不再有饥饿冻馁，但是，他们仍在遭受着许多身心痛苦，承受着许多的委屈。作品主要通过三对婚姻来展现当时人的命运遭际：为革命事业透支了身体的村党支部书记杨日昌，得到了寡妇蓉子真挚的爱恋和精心的照料，却因为蓉子曾做过小资本家的媳妇而遭到了当县委书记的女婿刘成仁和当军人的三女儿杨玉秋的坚决反对，乡长吴新怀甚至直接干涉杨日昌的婚姻，硬是拆散了这一对有情人；妇女主任大俊的军人丈夫在解放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她爱上了复员残废军人孙明光，却遭到了包括乡长吴新怀在内的众人的围攻和羞辱；直爽泼辣的“踹三脚”江桂枝在埋葬了卧床多年的残废丈夫之后，与曾与她共同照料丈夫的刘有结婚，却遭到了众人的批斗。借以上几对婚姻，作品深刻地刻画了战后普通人的生存境况。

既刻画了当时由陈旧的道德观念构成的文化环境，也巧妙地反映当时的社会和环境，令读者看到了由真挚的情爱和相帮相助、相濡以沫构成的浓厚的人性人情，是怎样地受到了来自陈旧传统和极端政治的压抑和制约的。

《染血的土地》最震撼人心的是对大俊的公爹杨日顺这个人物悲惨遭遇的刻画，这位老人在解放战争中积极地把两个儿子送上前线，然而解放后两个儿子都沓无音讯，他望眼欲穿地盼望儿子的消息，哪怕是一张死亡通知书也能使他得到安慰，然而，他连这样的安慰也没有得到。这对于一位老人已经够残酷的了，更为残酷的是，他的军属身份因而受到怀疑，极低微的军属待遇也被取消，乡长吴新怀能无耻地为反属嫂子报销医药费，却将这位疾病缠身的老人赶出了乡卫生院。老人与儿媳大俊艰难地生活着，最后，他为了不再给不幸的儿媳增加负担，怀着对儿子的切切思念，怀着对现实遭遇的极大悲愤自杀身亡。杨日顺是冯德英含泪写出的一个真实的人物形象，它来自于一个真实的故事：50年代初，他从家乡亲人的来信中听到了这样一件事情：他的邻居、一位亲手把两个儿子送到解放战争战场的老人，自杀身亡了，原因是老人的两个儿子都在战场上失踪了。老人不仅因此而得不到烈属待遇，而且连个聊以自慰的“烈属光荣”牌子也不让挂。老人悲惨的死，使冯德英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我痛哭失声，为老人半生遭受地主剥削、半生为革命折腰的一辈子哭泣，更为他所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忿忿不平。我不理解，在我们新中国的土地上，在飘扬着五星红旗的天空下，跟着党流血牺牲的胶东人民中忠实的一分子，怎么会得到如此悲惨的下场?”。他怀着悲愤的心情刻画了这个人物形象，试图通过这个人物的不幸遭遇，为曾经做出过巨大付出的人民的现实境况呼喊。

从作品对人物的悲欢离合故事的描写中，我们感受到了冯德英的一个基本的立场，那就是鲜明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的立场。因此，导致杨日顺含愤自杀的当事人一方(吴新怀们)的立场与冯德英是那样的不同，吴新怀等人是站在假定杨日顺的两个儿子可能去了的这一假设上，冷酷地剥夺杨日顺的军属权利，而冯德英则是在老人将仅有的两个儿子送上前线，这本身就是对革命事业的无私奉献，不管他们音讯全无的原因如何，老人都应当得到人道主义的关爱、照顾和安慰这一立场上来为民立言的。杨日昌与蓉子的婚姻也是如此，刘成仁、杨玉秋、吴新怀是站在严厉的阶级观念上反对共产党员杨日昌与资本家寡妇蓉子的婚姻，而杨玉冬、杨玉德则是站在同情蓉子的不幸遭遇，为父亲得到了一个好人的体贴照料而欣慰的人性人情立场上来支持父亲再婚的，他们正是冯德英的人性和人道主义情怀的寄托者。

《晴朗的天空》的时代背景紧接着《染血的土地》，以倒叙的手法逐渐引入了对1957年“反右斗争”和1958年“大跃进”等政治运动和接踵而来的大饥饿的描写。60年代初的大饥饿是“大跃进”的直接后果，作品开头便两次让回乡探亲的军人杨玉德在济南火车站看到大饥饿中无助难民的悲惨情景，那正是冯德英所亲见亲历、使他终生难忘的真实景象。作品虽然没有花费过多笔墨写政治运动，但也没有回避对政治运动中人的遭遇的描写。通过杨玉冬、李书国等真正的共产党员的蒙受冤屈，反思了当年的政治运动和诸多社会问题。医生杨玉冬是一个十分善良温柔坚韧的女性，她从小溜着墙根走路，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干事情。参军之后，她是一个技术过硬、吃苦耐劳、兢兢业业的好卫生员。在一次战斗中她不幸与自己的伤员一起落人伪军手中，她的温柔秀美赢得了负责看管他们的一个颇有人情味的年轻军官的爱慕，她在坚决拒绝敌军官的追求时也为自己的伤员争取了的机会，并感化那位军官放走了她和伤员。但就是这一救人的善举，却成了日后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委屈、受折磨的因由。她因此而遭受审查处分，一直被下放在基层工作，大跃进期间甚至被贬到水库工地劳动改造。她的不幸遭遇非但得不到县委书记丈夫刘成仁的同情和安慰，反而遭受着丈夫的冷淡和歧视。与她有相近遭遇的是乡民政助理李书国，这位性情开朗乐观的复员军人为人善良，处处成人之美，工作废寝忘食，正直无私，敢于说真话。在反右运动中他善意地给乡长吴新怀提了许多改进工作的意见，却因此被打成右派，遭受着更残酷的身心折磨。与真正的好人受冤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投机分子吴新怀的被信任、被重用。这位与嫂子通奸、掩护包庇间谍哥哥吴新恒逃跑、在杨玉冬的卫生院报销医药费不成便携嫌报复的乡长，这样一个道德败坏，善于以权谋私又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却一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当成坚定的革命派信任依靠。

在这三个人物身上，冯德英是有意识地通过鲜明的对比，来反映那个年代真假不分、事非颠倒的荒谬一面，从而刻画人在时代环境中的命运遭际，并且反思历史的。

冯德英在《染血的土地》的《晴朗的天空》中所刻画的人物和所反映的生活，都是他深入到家乡人民的生活当中，积累了丰厚的创作素材的产物，80年代初《山菊花》刚刚出版，他便回到家乡昆嵛山深人生活，一住4个月，查阅了解放初期的党政文件，访问了从那些不寻常的年代走过来的干部群众，从那些珍贵的资料和典型的事例中，他觉得自己把握住了新中国诞生后故乡的脉搏，“从那片染血的土地上，我看到了战后人民的命运，看到了如杜鹃花般鲜红的人性、人情、道德美，也看到了在这片土地上嗜血的苍蝇和小爬虫……”于是他写出了《大地与鲜花》的前两部，生动真实地描绘了杨玉冬、杨日昌、李书国这些‘三花’里的人物及他们的后代，在战后的历史大转折、大演变中的命运遭际、欢乐痛苦、七情六欲，尤其是写了那么多的血和泪，他说：“我写人物的命运，写人物的不幸，是想通过这些，让我们看到战火中诞生的新中国，给人们带来了什么，哪些是得，哪些是失；哪些是美的，哪些是丑的；哪些是应该发生的，哪些是可以避免的。重温过去的教训、欢愉、苦痛、悔恨……，从人物乖戾的命运、蹉跎的岁月和复杂的政治风云中，显现出真、善、美这个精美的光彩夺目的形象”既为人民立传，又代人民立言，希望人民的命运更好些。冯德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