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女权问题

论文关键词：20世纪 欧洲 现实主义文学 女权 女性文学

论文摘要：随着20世纪西方主要国家女权主义运动的勃兴，欧洲现实主义文学中，女权的繁荣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本文对20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女权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指出女性文学是欧洲现实主义文学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对于女权的认识，文学界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并始终在发展和演变。

20世纪以来，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女性的社会角色得到了广泛的调整，女性从家庭内部走出来，得以实现其在家庭之外的价值。女性地位的改观是空前的。从20世纪初，在西方主要国家女权主义运动也蓬勃兴起，直到今天依然在深入发展之中。很显然，在同样勃兴于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社会背景下的欧洲现实主义文学中，女权的繁荣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本文对20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女权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

一、女权运动与女性文学的兴起

女权主义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一种男女平等的信念和意识形态，旨在反对包括性别歧视在内的一切不平等。20世纪20 —30年代，西方国家的妇女基本上都争取到平等的政治权利，但在社会生活与人们的观念中，仍与男子不平等。最早的女权主义者开始认识到，这其中有一个性别关系，性别权力的问题，所以女权运动着重分析男女为何不平等，男女的权力架构，强调性别分析。

法国著名女作家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ior）于1948年发表了《第二性》（The Second Sex），其中广为人知的观点是：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成的，是传统的习俗和男权社会的需要造就了女人。她认为，在社会历史中，男性居于主导和决定地位，女性则处于被主导和被决定的地位；女性的历史和现状是男性的需要和利益决定形成的，所以女性是“第二性”，而女性之为“第二性”的原因在于女性经济上不能独立。她的这一观点对后来的女权主义思想与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现代女性时常不由自主地体现出男性化的性格特征——就这一现象本身来看，它的发展与物质文明发展程度和女性的职业化程度是同方向的。即在发达国家或女性职业化高的地区，女性，包括女性作家习惯从男性的角度思考问题，用男性的方式解决问题，成为“中性”或“偏男性”化的女性。

迟至20世纪20年代，女性从事文学创作已经进入了自由写作的状态。女性文学作为反映女性在现实生活的真实存在与情感的文学样式，逐渐勃兴，也成为了20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在女性文学发展的早期阶段，英国女作家弗吉利亚·伍尔芙影响最大。她是一位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或铁杆女权主义者，不仅写出了《自己的房间》这样的女权主义“宣言书”，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处处显示出与男性的对抗姿态，使自己不论是在女性文学创作史和女权主义运动史上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这个阶段，为欧洲女性文学的理论发展做出显著贡献的是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露西·伊利格瑞。伊利格瑞认识到在父权制体系里寻找所谓的“中性”是毫无意义的，主张妇女应当以积极主动的声音讲话。她认为女性没有自己的语言，被排斥在理性的语言之外，所以，她采取一种解构的策略，对男性清晰流畅的语言进行解构。她把身体作为一个切入点，将身体与身体之间的关系变成主体间的关系。从而建立身体话语就是建构女性的主体地位。女性要获得主体性，首先应该拥有自己的身体，拥有完整的自我意识，同时也有明确的对他人的意识。 多丽丝·莱辛出生于伊朗，原姓泰勒。父母是英国人。5岁时，她全家迁往罗得西亚。16岁开始工作，先后当过电话接线员、保姆、速记员等等。莱辛曾两次结婚并离异，共有3个孩子。1949年，她携幼子移居英国，当时两手空空，囊空如洗，全部家当是皮包中的一部小说草稿。该书不久以《野草在歌唱》（1950）为题出版，使莱辛一举成名，它以黑人男仆杀死家境拮据、心态失衡的白人女主人的案件为题材，侧重心理刻画，表现了非洲殖民地的种族压迫与种族矛盾。 《金色笔记本》叙述了青年女性经历做情人和母亲的故事，曾被全球数百万人当成女性独立的教科书。这本书后来成为格劳丽亚·斯坦因（Gloria Stienm）和杰曼·格理尔（Germaine Greer）等激进人物所拥护的女权主义的先锋理论。 但近年来，莱辛通过对现代女性的观察，已不再相信60年代的革命，是一个永久纯粹的胜利。她在《最甜蜜的梦》（The Sweetest Dream）中，通过讲弗兰西斯和其前夫约翰尼的故事，探讨“妇女如何在60年代转错方向”。

“我不喜欢60年代，”莱辛说。“我不喜欢女性那时的所说所为，比如像她们吹嘘和多少男人睡过觉。”她将妇女解放归功于技术而非女权主义。她认为，避孕药片和省时设备，比如洗碗器，作用要比意识形态更大。

二、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笔下的现代女性与女权运动

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女权主义者对男性经典作家，包括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的作品都进行了批判。如西蒙·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描述了五位男性经典作家笔下的女人形象，进而进行深刻的批判和精辟的剖析。西蒙·德·波伏娃认为，在蒙特朗的作品中，男人是超人，女人只是作为低下的参照物来证明男人的高尚，这是一种因果的颠倒；劳伦斯的作品虽然在性上肯定了男女的完美结合，但其中男性是引导者，女性只能充当被引导者，这是变相的男性骄傲；在克洛代尔笔下，女人更接近上帝，但她只是用来拯救男人的工具；布勒东虽对女性竭力赞美，但仍将女人看作男性之外的另一性；司汤达的作品能用更加人性的眼光看待妇女，但最终女性仍须依附于男性。这样，西蒙·德·波伏娃首次较系统地清算了男性作者的文学作品所虚构的种种“女人的神话”以及对女性形象的歪曲表现。

但实际上，现代女性常常会陷入两难的泥潭：不独立的女性通常被认为懦弱可悲，如果她们幸福，则被视为寄生的花朵，如果不那么走运，又就会有人跳出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捷克现实主义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恰好反映了当代女性的尴尬现状。他所着力塑造的两个女性形象特丽莎和萨宾娜，就集中代表了20世纪中后期女权活动的进退两难。

身为人妻的特丽莎在婚姻生活中受到来自丈夫托马斯的压抑，她对在家庭中处于弱势感到不满和痛苦不堪。走向社会之后，却又对社会生活产生了不可抑制的恐惧，具体表现为她对其他男性及他们所代表的强权的恐惧。最终，两人一起维持着经过调整的相对平静的家庭生活。

萨宾娜在外表上具有女性的一切最优美的特征，但是，她对女性这个概念的态度却是极其消极的，“在她看来，反抗自己身为女人是愚蠢的，骄傲于自己是女人亦然。”萨宾娜视身为女人为一种不可选择的命运，既不代表任何价值，也不代表任何意义，她是一个被抽空了女性思维的女人。她对女权满不在乎，对男权则表现出显而易见的亲和态度。似乎没有意识到两者的差异和探究这个差异的意义所在。

特丽莎在精神家园里体味到“奇异的快乐”，萨宾娜却寻找不到可以结束灵魂灼热的正确方式。米兰·昆德拉指出当代女性的存在状态，她们无论走到哪里，她们的能力虽然可以得到认可，地位也有所上升，但都不可能脱离男权的辖制。说到底，女性在男权社会只能寻找到心理平衡，而非两性平等。像特丽萨一样随遇而安的女人总是享有更好一点的结果；对萨宾娜，作者赞许她的“流亡精神”，又不得不指出她只能是一个找不到归路的人，她缺少归属感，这不仅是由于她失去了家园，背叛了家庭的温情，更是因为她对性别的误认，她缺少一个女人应有的心态，也就不可能得到来自女性的抚慰，男性也不曾公正地评价她的价值。于是，她只能在一种类似游戏的家庭生活中寻找失掉的尊严与温情。

① 弗吉利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集[M].孔小炯,黄梅译.深圳：海天出版社,199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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