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教育研究的人类学基础哲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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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人类学视角的大教育观使教育学远超出了教育活动的纯技术范畴，有力地推动了教育研究的发展。其具体表现是：其人观为教育研究提供本体论基础；其文化观为教育研究提供认识论基础；其基于“实地调查”的人种志研究范式为教育研究提供方法论基础。

论文关键词：教育研究 人类学 研究范式 人种志研究

人类学视角下的教育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教育对“人类进化”和“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基于人类学的教育研究将教育活动以外的许多其他东西也囊括于自己的研究范围，从而使教育学远超出了教育活动的纯技术范畴，有力地推动了教育研究的发展。从哲学的层面考量人类学之于教育研究的价值，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教育研究的理论基础。

一、人类学的人观为教育研究提供本体论基础

首先，人具有接受教育的可能性。人的教育的可能性为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价值性和真理性相统一奠定了基础。教育，在英语中为“Education”，意为“抚育或自身生成”，在德语中为“Erziehung”，有“引导或唤醒”之意。当西方世界赋予“教育”这些含义时，其中蕴涵着对人的理解的价值预设。对人的理解的价值预设与真理性的认识是分不开的，而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正是人类学研究的核心所在。从这一层面来讲，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是教育研究的一个基础。

动物的每一个器官都是专门化了的，以适应其生存需要，如蝙蝠的声吶系统、鸽子的方向感、蚊子的定位能力等，正如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动物这种本能行为的先验图式是指向特定环境的，它给动物的生存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同时也规定了其在各种环境中的固有行为样式。与动物不同，人的感觉器官和心理机能都是“未特定化”（unspecialization）的，这虽然使人缺乏较之动物那种应对天害的特定本能，但却给人以巨大的发展的可能性，使人具有诸如思维、分析、判断、创造等可以超越各种本能的可塑性高级心智活动。正如德国哲学人类学家兰德曼（Michael Landmann）所指出的，未特定化带给人类的不完善性，恰恰也使人类获得了双重自由：它“一方面从本能的统治下获得自由；另一方面又在趋向创造性的自我决定中走向自由”。换言之，人与生俱来的这种本能的“匮乏”，使人具有极大的可塑性，因为人的器官没有被狭隘地限定在少数生命功能之上，它们可以具有多重功用。“未特定化”赋予人之为人的可能，决定了人具有无限发展的空间，也使人获得自我创造的潜能与机会，并在不断的创造性活动中塑造自我、超越自我。由此，原来具有否定意味的“未特定化”就变成了具有肯定意义的“开放性”。

其次，人具有教育的需要性。人的“未特定化”一方面使人的生存受到挑战，另一方面又使人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而“使人能发挥出内在的巨大潜力，实现超生物性的转变，在巨大需求与广泛开放性之间建立起有效联系，正确塑造自我的一个关键手段就是教育”，即人具有接受教育的需求。在我国，自古就有“君子如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以及“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古训。在西方，捷克大教育家夸美纽斯也曾有言：“有人说，人是一个‘可教的动物’，这是一个不坏的定义，实际上，只有受过一合适的教育后，人才能成为人。”概言之，人是教育的核心，教育离不开对人的理解与价值预设；教育研究的开展必须建立在对人的既定预设的基础之上。当然，这里我们所说的教育研究中的人是发展变化着的人，诚如兰德曼所言，“我们不能够再把人的任何一种历史的解释和历史的形式视为代表了人的永恒不变的本质”。因此，廓清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问题，正确认识新时代对人发展的要求以及人对教育的需求，在此基础上构建教育研究乃至教育发展最根本的认识基础乃当务之急。

二、人类学的文化观为教育研究提供认识论基础

在论及人类学的研究特性时，庄孔韶教授曾谈道：“社会学要关注和解决社会问题，但有时候人类学并不一定解决一个社会问题，而是为了寻找一个社会问题的文化根源……人类学家一般不像医生，一定用科学的方法（如发明药品）去诊治艾滋病人，而是发现用民间文化的力量（如道德、习惯法和家族组织等）去抑制和战胜生物性的疾病，以及唤起人类强大毅力的文化性问题。” 那么，人类学有什么样的文化观呢？德国哲学人类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曾指出，“人是符号的动物”（animal symbolicum），他在研究了各种人类文化现象——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和科学等之后，指出：人类的全部文化都是人以自身的符号化活动所创造出来的“产品”。换言之，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文化的动物”。文化是人类本质力量的确证，也是人类心身能力的延伸，而使文化的保存、延续、发展以及丰富成为可能的恰恰是教育。人的成长过程正是人接受教育、“文化化”的过程。被称作“中国社会从事教育人类学研究第一人”的费孝通先生首先将教育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纳入到我国教育人类学研究领域。“他最早于上世纪30年代就利用在村里和农民的往来，通过人类学的方法调查发现：在农村，文化训练并不能显示对社区生活有所助益，从而导致这种新的学校教育制度在村中不能起作用”。时至今日，这样的矛盾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依然存在：广大嵌入村落中的代表国家主流文化的制度化学校俨然成了一座座“文化孤岛”，与其所在的民族文化的社区显得格格不入。因此，我们必须改善过去那种从书斋到书斋的类似纯粹智慧演习的研究倾向，重新树立人类学的文化观，充分考虑农村地区和民族地区存在的制度化教育文化与非制度化教育文化的不连续性因素，制定相关教育政策。

在泰勒（Edward Tylor）看来，“‘学习文化’的过程，不仅仅是‘看书识字’，而且还是获取知识经验从个体成为社会一员的过程。与这一文化学习程序对应的人类学和社会学术语分别是‘濡化’（enculturation）和‘社会化’（socialization）。从这一专业角度来认识和理解‘文化学习’的真正内涵，可为我们重新思考教育的意义和目标、适时调整教育内容、扩展教育空间、公正对待教育对象、摒弃不合理和反人性的教育体制提供坚实的认识论基础”。的确，教育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建立在人生观、社会发展观基础之上的教育观的外化与展现，具有文化的一般结构。教育观中的教育价值观，不仅体现了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同时也体现着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的价值观。多种教育价值观相互碰撞、冲突与融合形成的合力会制约特定时空中具体教育的培养目标，并支配这种特定教育的具体样态。因此，既不能想当然地以国家或主流社会的价值观、以客位文化教育观来理解某个民族的教育，也不能想当然地以某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理解其教育，只有这样才能不将特定民族的教育问题简单化。 "

三、人类学的人种志研究范式为教育研究提供方法论基础

教育研究对人类学方法的借鉴与探究肇始于上世纪70年代比较教育研究对“质性研究”的关注。最早对人类学研究方法予以关注并主张教育研究向其借鉴的是加拿大比较教育学家梅伊曼（V. Masemann）。他在《论人类学方法在比较教育中的运用》一文中一是极力倡导采用民族志方法进行比较教育研究；二是首次提出并使用“学校民族志”概念，要求运用民族志方法研究学校教育。后来，在其《论比较教育研究中的批判民族志》一文中，他要求运用人类学实地考察中的‘结构性观察’和‘非结构性观察’等方式搜集资料，最终完成对相似或相异教育的比较与理论建构”。在国内，一些研究者将人类学的人种志方法运用到具体的学校教育与课堂教学中，通过长期的实地调查，直接、真实地反映研究者的研究路径，并在与被研究者互动中获得第一手资料，完成定向理论分析。他们认为这种方法的运用可以拓宽对教育现象的观察视角、丰富研究内容，特别是对于挖掘隐藏在教育现象背后的许多不可视的和不可量化的因素有独特的贡献 。

因此，有学者发出这样的倡议：“当前我国教育研究应该更多强调从书斋到田野、从田野到书斋的人类学研究范式，提倡进行更多理论联系实际的、人类学范式指导下的有扎实田野工作的个案研究”。这里所言的研究范式便是指人类学的基于“实地调查”（field work）的人种志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注重实地的调查研究，将视线置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育教学行为，把对教育现象的搜集与整理视为重要的研究步骤。这与重视理论推理，重视逻辑的严密性、理论的普适性的思辨式研究是不同的。思辨式研究往往过分关注理论本身的逻辑结构而使学术研究容易脱离生活实际，成为“书斋”里的学问。人类学的“实地”研究范式将在很大程度上对研究者的信念及其科研模式产生影响，从而弥补思辨式研究的不足。具体来讲，人类学的人种志研究范式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跨文化研究，即将众多不同研究者收集的人种志资料放在一起，进行统计、比较，从而发现、解释不同文化背景下各民族间教育的差异。这种研究方式从不同文化多角度审视教育问题，能超越自身文化的局限性，借由新的思维方式、学科体系研究教育问题。二是实地研究和参与观察，即要求研究者深入到某一文化人群中去，摒弃单纯的理论想象和假设推断，通过与当地人长期（至少一年，即一个农业周期或一个牧业周期）深入地接触与了解，融入其生活并与之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深度考察其教育与周围社会文化环境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搜集、记录和整理当地人的行为和日常生活事件，获得第一手资料。三是注重个案研究，即采用释义学（hermeneutics）的方法，摒弃那些宏大叙事式的抽象论述，强调在大量教育事实、现象以及意义世界之间建立起必然的联系，从而深入剖析个案，并形成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

综上所述，人类学所持的从整体上把握人类文化现象与教育现象的普遍规律性及其不囿于本民族文化的相对主义立场，为教育研究开辟了广阔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