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狂奔》中父子伦理叙事看苏童的叙事伦理

论文摘要：作家在叙写“父子伦理”这种富含传统文化价值隐喻意义的关系时，都在某种程度上彰显着创作主体“时代性”和“文化性”的价值理念和艺术观念。在现代文学三十年中，父子伦理关系多被简单地叙写成现行历史观主导下的文化象征符号对立模式。而到了苏童处，文本中“寻父”、“审父”和“弑父”的情节显示着创作主体对于父子伦理关系更为人本化和复杂化的叙事探索。

苏童小说《狂奔》对父子伦理关系进行了全新阐释。本文试对作品主人公瑜“寻父——审父——弑父”的过程进行分析，以此探询创作主体的叙事伦理。

叙事伦理这一概念源于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中所言：通过个人或集体的叙事抵达创作主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现经学者扩展为小说的叙事目的、原则、规约性、文化立场选择等。[1]前面是单纯对创作主体借助其文本样态彰显伦理诉求的分析阐释；后者是在主题学、诗学的互动中建构体现。本文取后一种界定。

虽然小说带给读者广大的想象空间，如文本中的叙事反映了作家怎样的叙事意旨、道德价值判断、文化立场和相应的诗学诉求？父子伦理叙事模式又透映了小说艺术怎样的发展趋向，并在何种程度上链接了当时小说的文化精神？笔者并无力去解决这诸多问题，仅在下文做一些相关思考。

一、寻父与审父

小说中被瑜称作“父亲”的人始终缺席，对于这个一直没有出场的“父亲”，文本中的交代多是从他人口里说出的。在这里，作家解构了传统意义上父子伦理冲突所有能指叙写的可能，父亲的缺席令瑜有一种无根感。面对这种生命存在现实，作为子辈的瑜一方面要寻找父亲，一方面只能在代父的面前凸现自身。

于是小说让木匠出现，开头瑜向王木匠张望说他很像他父亲，又说他不是他父亲。这实际就是一个寻父的仪式，瑜实际上成了一个质疑“谁是我真实父亲”的人。父名只需要能指就能起作用了。瑜虽然有“寻找”的行为，却终究无法找到“父亲”。按照拉康的说法，主体有没有菲勒斯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本身想要成为菲勒斯。[2]但瑜也是成不了的，因为他的欲望无处投射，虽然文本到处有空缺，包括意义空缺，但笔者说不清究竟在什么地方。

在苏童处，“审父视角”是创作主体完成实验叙事的基本前提和艺术先导。因而有了瑜对王木匠的发问。小说并无意让瑜真正的父亲出现，去验证血缘的合法存在。瑜的主体意识一直处于混沌的状态，在瑜儿童梦幻般的懵懂视角中他无法弄清寻父与审父对他的意义。闹头疼的少年瑜，有自卑的缺陷性格，对家庭和社会有许多困惑，却始终在冷漠和孤独中成长。在不确定的诸多本能前，他失去了一切清晰的判断能力。

这种脱离日常经验的“无根”书写，直指向文末瑜无可回避的狂奔。回归，但回归之路已迷失，那么只能狂奔。可是苏童笔下的狂奔却往往又预设成一个环，扣成一个死结。即使经过支离破碎的挣扎也永远也敌不过宿命，于是回到与最初相似的状态：寻父未果的无根，代父给予的不彻底的阉割焦虑（锋利的刀刃）……木匠和父亲已经成为摆脱不掉的心理阴影。一旦狂奔，无可更改，无法停止。于是，瑜身为子辈和男人的双重身份混杂起来。瑜作为子辈的等待父亲回家和作为男人的“弑父（代父）”成为塑造于这一形象的双向推动力。

小说的颠覆和解构的叙事意旨十分明显，尽管这种叙述从艺术构思那一刻起就具有先验性和观念色彩。苏童的文字向来不阴郁，甚至在刻画人物的时候，他常有细微而琐碎的南方式的幽默感。但看到最后瑜凄厉的尖叫与狂奔的时候，才发现那些绝望颓废的感觉，是一点一点地渗到骨子里面的，很冷。

二、“弑父”与“弑子”

瑜的“弑父”，与其说是主题学的，不如说是诗学的，这是在先锋实验过程中，创作主体“审父”叙事理念扩展延伸的结果。从艺术理念来看，不论是“弑父”（瑜下农药毒王木匠）还是“弑子”（王木匠将瑜放在棺板上），都鲜明地体现着先锋派作家诗性想象和艺术实践的诉求。具体而言，作家已经完全撇开了父子伦理的经验叙事范畴而沉溺于精英式反叛叙写的热情之中。“弑父”、“弑子”的场景将中国儒家伦理文化中“父法”和“孝道”的传统涤荡一空。

小说中的“父亲”没有真正出现，作为“代父”的王木匠又成了“弑子”和“被弑”的想象性对象。文本的叙事具有观念性，也具有文化姿态象征性。创作主体放弃了为瑜寻找父亲的可能，也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作者将传统意义上父亲的诗学价值决然弃绝。这是苏童以先锋的叙事试验向文学叙事传统挑战的反叛的精英姿态。小说中的父亲意象可以理解为文学叙事传统中的象征载体，审父——杀父的过程意味着作为先锋派代表作家的苏童文化诗学精神上的叛离姿态。“无父”的假定性叙事立场中，作者为我们提供了叙事范式的诸多可能和极大空间：寻父、审父、弑父、弑子、逃离、狂奔、游走……苏童自己曾表示，好的作家往往对传统和规范有逆反心理，在作品中对此采取一种强制性的破坏手段，通过文字的暴力夺取自身价值。

每个人在创作的过程中都会受到障碍，包括政治的、他人的，最重要的还是来自自身的。因为成功往往依靠作家的艺术风格和个性，许多作家的个人风格都是个人情结的艺术张扬，它们通常是反常的，有违人伦的。而苏童叙述的激情不过是在颓败故园上的饰物，表面的华丽与喧嚣下面掩藏了太多的绝望与悖反。这都表现了作家本人的文化批判意识，同时也暗示了处于多元文化时代的作家渴望主体文化归属的焦灼状态。

注释： [2]（法）拉康，《拉康选集》， 褚孝泉/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