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孔子与柏拉图的教育伦理思想之比较

论文关键词:孔子 柏拉图 教育伦理 比较

论文摘要:孔子和柏拉图分别是中西教育史上的奠基式人物，他们在各自的教学实践中都形成了丰富的教育伦理思想，为推动人类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分析、比较发现，他们的教育伦理思想存在相似之处，但在教育作用、教育目的、教育对象的选择和态度、教育的内容及其地位等方面又各具特色。

一、教育作用方面

孔子与柏拉图都十分强调教育的作用。孔子一方面认为有“生而知之者”他自称“天生德于予”另一方面又强调“学而知之者，主张“学以致其道”，体现了他在知识和德性来源上的先验论倾向。但他又指出:“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他肯定人受教育的可能性和教育对人的改变作用。他认为，尽管人是“性相近、习相远”的，但在一定范围内，借助教育的启发、诱导，可以使人化恶为善、化愚为智。他指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也就是说，教育能对改变人的本性和发展人的个性发挥作用，能使好学的人的个性得到良好发展。只有好学，才能使人对处事有分寸，才能使人及时而正确地解决问题。孔子还认为教育作用的发挥不仅不能脱离社会，而且是与社会密切联系的。为此，孔子又提出了“庶”、“富”、“教”的主张。如他和冉有到卫国后曾感叹道:“庶矣哉!”冉有问:“既庶矣，又何加焉?”子曰:“富之”;冉有又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子曰:“教之”，从而涉及到了教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这显然具有唯物主义的性质。

在继承了毕达哥拉斯的“灵魂不死”和苏格拉底的“灵魂轮回”思想的基础上，柏拉图提出了“天赋品德论”，并把这一思想作为自己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他认为善的理念是理念世界中最高的理念，是构成现实道德善的根源，对善的理念的追求就是最终的目标。而要在“理想国”中实现这一目标，唯一有效的手段就是教育，因为“教育是使人们从可感世界上升到可知世界的唯一有效的手段”。人的灵魂中有先天的“善”，教育的目的和任务就是如何引导人们去认识这个“善”，教育的内容就是应该用什么手段在最大程度上去实现这个“善”。通过教育，不仅可以使人有良好的行为习惯，而且有利于国家的统治。教育就是对儿童的习惯所给予的影响和培养，通过这种影响，把“快乐、有益、痛苦和憎恨都适当地植根于儿童的心灵中”，引导他们“恨你所恨的，爱你所爱的”，从而使“心灵的和谐达到完善的境地”。他认为一般人的知识和道德是通过后天学习而获得的。柏拉图还非常强调教育在培养未来统治者中的作用，他认为教育是实现理想国，塑造人的心灵和培养下一代统治阶级和维持“理想国”的重要手段。在柏拉图看来，单纯凭借立法，而不主要凭借教育，要想实现“理想国”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他认为统治阶级的头等大事就是抓教育。

二、教育目的方面

孔子与柏拉图都想通过教育来培养理想的人才。但孔子是要把“好礼、好义、好信”之人培养塑造成为能承担历史使命的理想人格—“圣人”和“君子”。在孔子看来，要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实现其“仁”“礼”统一的理想的社会模式，必须靠“志士仁人”的不懈努力，他自己的一生实践就是极好的证明。所以，孔子总是强调“修身”，并把“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修身”也即“修己”，就是要培养自己的理想人格。孔子的理想人格是“圣人”和“君子”。其中“圣人”是最高的理想人才，“君子”是较低的理想人才。所谓“圣人”，就是能够为大多数人谋福利，能够促进理想的“大同社会”的实现，并通过努力使一切人民的生活都获得改善的人。孔子本人也不敢以圣人自居，他认为“若圣与仁，而吾岂敢”，只有尧、舜、禹才具有这种品格。因此，孔子的教育目的就是要培养“好礼、好义、好信”，能够使“四方之民褪负其子而至”的君子。这些君子实际上就是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人才。孔子的教育目的，除了培养“君子”外，还有“教民”的一面，即用所谓的“礼乐”和“仁义”的道德对人民进行教化。他认为君子受了教育，可以修身安人与治人，而人民受了教育，则可以成为顺民。

三、教育对象的选择和态度方面

孔子主张“有教无类，不分贵贱，即育不分出身，不分贵贱，任何人都可以接受教育。如孔子的学生子路原是不知礼的“野人”，子贡是一个商人，仲贡之父为“贱人”“子张，鲁之鄙家也。颜琢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与孔子。孔子创设私学，并开始“学以民间”，使许多既非贵族子弟也非仕人的青年接受到了文化教育，打破了过去“学在官府”，由封建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特权，平民百姓不能接受教育的现状，这充分体现了教育的民主性，打破了传统文化传播中的贵贱界限，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对于普及教育、传播文化和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对待和处理师生关系问题上，孔子主张师生平等、教学相长和以身作则。他认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当仁不让与师” “教学相长”则隐含在其教学实践中。如子贡问曰:“贫而无诌，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子贡问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己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当听了孔子的教诲后，子贡领会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道理，孔子非常高兴。孔子还真诚地欢迎学生对他提意见。他的得意门生子路常常向他提出批评性的意见，孔子都乐于接受，对于不肯提意见的学生则要责怪之。孔子提倡的师生之间相互切磋、共同讨论，起到了教学相长的作用。他更重视“身教重于言教”。他指出自己的道德学问全部表现在行动上。他从未把自己看成是“先知先觉”，错误和过失对自己也是在所难免的。但“过，则勿惮改。“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如“苟正其身”。但孔子反对女子教育，他认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在孔子眼里，妇女与小人处于同等地位，所以他轻视妇女，剥夺他们受教育的权利，这种思想影响了我国几千年。既使到今天，其流毒在一些地区仍然存在。"

柏拉图的教育具有严格的等级性。他的教育对象主要是出身高贵的统治阶级(金质的人和银质的人)。他把人分为三等:第一类是立法者和监护者，即国家的统治者;第二类是军人，即国家的保卫者或辅助者;第三类是农夫、手工业者和商人。他认为他们都是由不同的质料做成的，第一类人是神用金子做成的，理性发达，适合做统治者;军人是神用银子做成的，意志坚强，勇敢好斗，是国家的保卫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是神用铜和铁做成的，以贪欲为特征，只能处于最下层、从事卑贱的体力劳动和商业活动，必须服从于统治者和军人的统治。他还认为，一个人属于哪一种人，他所生的子女也就属于哪一种。但由于都是出自同一祖先，金质做的父母有时也会生出银质的子女，银质的父母也会生出金质的子女，其他质地的人有时也可以相互产生。但他特别强调，不能让铜铁做的人偕越到高一级，掌握城邦的权力，“一旦铜铁做成的人掌握了政权，国家便要倾覆。他认为教育不能使城邦中所有的人都能实现心灵转向，能够实现转变的只有生性优越的金银族中的少数人，即哲学家和军人。他在《理想国》中详尽讨论了统治阶级(军人、上层统治者)的教育，但没有接触到平民—劳动人民的教育，自然更谈不到对奴隶的教育，他认为奴隶根本就不算人。尽管在《法律篇》中谈到了平民教育，但这是一种与统治者的教育完全不同的教育，主要是使劳动人民的子弟接受“上帝造人，分为三等”的谎言，使他们安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另外，柏拉图也非常重视女子教育和儿童教育。他认为女子接受教育有两个好处:一是女子接受教育后，一旦有了战争，男子出征走了，女子可以接替男子的守备任务;二是女子受教育后，对生育后代有好处。柏拉图在儿童教育方面甚至主张取消家庭，实行儿童公育。在《理想国》中，他详尽地讨论了胎教的问题，以及七至十七八岁青少年受普通教育的问题。柏拉图的“男女平等”、“重视儿童”的教育思想，对于解放、提高妇女的地位和提高全民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四、教育内容及其地位方面

孔子和柏拉图都十分重视道德教育和文化知识教育，都轻视劳动和劳动教育，但二者关于德教的内容和地位不同。孔子把教育的内容归纳为“文、性、忠、信”，即文化技艺、生活实践、忠诚待人和信实办事四类。他认为培养人才首先注重的就是德育，他认为学生的品行修养、礼仪实践才是最重要的，只有当学生“行有余力”时，才能学文，而“忠”、“信”教育也都属于德育范围，学生必须做到“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更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还要求学生“主忠信”，和“言忠信，行笃敬”。因为这既能传授给他们丰富的道德知识，更能培养并使其养成良好的道德信念、道德情操和坚强的道德意志，这能使他们“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而成仁”，能为崇高的道德目的而献身。孔子在其教学实践中，特别注重用“仁”和“礼”来教育学生，要求学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注重对学生的政治信仰、道德信仰和仁爱学说的教育。他曾告诫其子孔鲤道:“不学礼，无以立也”。当他的学生冉有因为替主人季康子敛财，.违背了孔子的“仁”时，不仅受到了孔子的严厉批评，他还愤怒的命令其他的学生对其“鸣鼓而攻之”。其次他也十分重视文艺的教育作用，并常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主张音乐要采用《韶》(舜时代的音乐)、《武》(周武王的音乐)，反对“郑声”(郑国流行的新乐)。“子在齐闻《韶》乐，三月间不知肉味。在阶级社会里，由于道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因此，从内容上看，尽管孔子的德育多为奴隶主阶级的道德纲常和伦理规范，但其德育思想里也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的优良道德传统。

柏拉图也重视道德教育。他在唯心主义的“回忆说”和灵魂等级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先天四品德论，即:智慧。他认为智慧是一种最完美、最重要的知识，“闲暇是具有智慧的主要条件，所以，智慧的品德不可能为那些因谋生而终日劳动的人所有，只能属于那些享有独立生活资料即有足够财富的人，或者属于那些由国家负担费用而不必为生活担忧的人。”柏拉图认为，智慧是最高的品德，是财产和地位的附属物或特权，只为奴隶主统治者所专有，是国家统治者所具有的品德。勇敢。即“保持一种对于法定的教育所确定的可怕的事物—即什么样的事物应当害怕—的信念”。柏拉图认为，作为一个勇敢的人，不管是痛苦还是欢乐，不管是坦然还是惧怕，都要保持既定的信念不动摇。所以，“勇敢就是一种保持”，而这种坚定的保持既定信念的精神，只有保卫国家的军人、武士才具有。节制。就是“对于快乐和欲望的控制，就是要使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柏拉图认为这是最低级的品德，是属于农夫和工艺人所具有的品德。但他又认为，“节制还应该为各种等级的人所共有，因为只有大家都有节制的德性，才能产生和谐，各等级之间以及各等级的内部，才不至于互相争夺。”正义。他把正义规定为“做自己的事情，不要干涉别人的事”，或者说“正义就是履行自己的义务”。正义是其他诸美德实现的最高境界，没有正义，其他美德就失去了最高的目的。正义要求国家的完善发展，要求所有美德的恰如其分的结合。当三个不同的等级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情、各尽其职和义务而不互相干涉的时候，就有正义了。这样的国家就是正义的国家。

柏拉图也十分重视文艺的道德教育作用。他认为，“朴质的音乐文艺教育则能产生心灵方面的节制，朴质的体育锻炼产生身体的健康。”首先，音乐是指广义的人文教育，其中包括事实的与理想的教育，理想教育应摆在首位，而道德教育贯穿始终。音乐教育的目的在于塑造人格，使人辨别美德。所以教育的内容非常重要，尤其要注重内容的道德性。因此，淫秽、卑劣、恐怖、颓废的故事传说，包括荷马史诗都应废除。必须以美好、富于道德感的内容对人们进行熏陶，以达到陶冶性情的目的。其次，体育在于强身，培养坚毅，吃苦耐劳和勇敢的精神。音乐和体育应该结合起来，因为身体上的完善不能使品格完善，高尚的品格，才能使身体完善。“一个好身体，不一定就能造就好的心灵好的品格，相反，有了好心灵和品格就能使天赋的体制达到最好”。

此外，孔子和柏拉图的教育伦理思想的不同还表现在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孔子主张“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柏拉图则继承和发展了斯巴达和雅典的教育体系)和办学形式(孔子采取“私学”形式，柏拉图则主张教育应由国家管理和负责)等方面。但从以上对两者教育伦理思想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两者都对文化教育的普及推广、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