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传染病的经济后果

上大规模爆发的传染病，曾给人类带来巨大创痛，它不仅夺去了数以亿计的人的生命，并在短期内给社会造成严重破坏。 然而由于数据方面的限制等诸多原因，经济学家对于大规模传染病长期经济的机制仍然缺乏认识。

例如经济史学者通常认为：黑死病造成的劳动力短缺，显著提高了当时欧洲的工资水平，其影响一直延续到15世纪，从而加速了欧洲封建制度的灭亡。由于黑死病之后欧洲的小麦和地租的价格同时下降，黑死病如何影响欧洲的人均收入，仍然是不清楚的。

有学者考察了1310～1449年英国和法国非熟练农业劳动力的工资变化，试图这一时期时断时续的黑死病对工资的影响，但无法做出定论。关于黑死病是否影响了欧洲经济发展的长期路径，也存在争论。

尽管如此，对1918～1919年在世界范围内爆发的大规模流感和肺炎，以及1980年以后愈来愈严重的艾滋病的长期经济影响的研究,仍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为人们深入理解大规模传染病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1918流感的怪现象

据有关学者估计，1918～1919年的流感仅在美国就造成了67.5万人的死亡，其中至少有55.5万人属于非正常死亡，即在正常条件下不应该死亡的个人。这一数字超过了美国在第

一、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死亡人数的总和。

这次流感最早的记录，可以溯源于1918年3月堪萨斯的军营，随后流感共出现过3次大规模的爆发，分别在1918年春天、1918年秋天和1919年春天。

流感在1918年春爆发后，很快席卷美国，并于几周时间内传到欧洲，随后在6月份传到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第一波流感的死亡率只略高于正常流感的水平，当时没有引起充分的注意，但它表现的两个明显特征使其区别于正常流感：一是这次流感中年轻人的死亡率异常地高；二是死者的肺部通常有大量积血，表明流感可能同时诱发急性肺炎。

1918年8月，这次流感在欧洲、非洲和美国部分地区同时爆发，并迅速席卷世界；流感的死亡率急剧上升，并于1918年的10月和11月达到顶点。在该轮爆发中，只有极少数与世隔绝的地区未受影响，而对于大多数地区来说，即使采取最严格的隔离措施也完全无效。

1919年早春，流感出现第三轮爆发，但这次的影响只集中在英国、澳大利亚和南半球的部分国家。

人们迄今仍然不理解：为何这次流感在秋季的第二轮爆发中如此致命，使其死亡率比正常水平要高5～20倍，并且为何死者主要是年轻人？

许多学者推测这可能是因为春季的流感病毒出现基因变异，使其传染性和致命性显著提高，但这显然无法解释为何年轻人是主要的受害者。

有人认为这可能是由于流感和肺炎的交互作用带来的，而肺炎主要感染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男性。但是在这次流感中，欧洲和日本的女性死亡率同男性一样高，而印度女性的死亡率甚至比男性还高，表明肺炎的影响不是主要因素。

也有学者推测说，在1918年的流感中，之所以老年人的死亡率很低，是因为这些人在1850年之前出现的一次类似流感中获得了免疫能力，但还没有证据支持这一说法。

世界范围内，这次流感的平均死亡率为人口的5.8‰。在美国，死亡人数达到67.5万人，占当时美国人口的0.66%，导致当年美国人均预期寿命下降了11.8岁，对随后的人口增长率产生了显著影响。 在其他国家，死亡率的年龄分布也呈现W型，表明年轻人的死亡率异常地高。

在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欧洲，人们还发现当地土著人口的死亡率显著高于其他外来种族；在美国，印地安人的死亡率也显著高于其他种群，表明土著居民的社会经济状况，或者不同种群免疫力的差异导致了这种结果。

这次流感最令人困惑的特点是：死亡者并不只是通常身体条件较差的人；事实上许多医生都反映，在这次流感中许多身体非常强壮的人都死于非命。许多专家都说这次流感中死亡的人大都是身体条件非常好、以前从不生病的人。

十年大流感竟然提高了增长率

这次流感对经济的短期主要是两个途径：一是它导致劳动力的减少，从而降低了经济产出；二是它带来的恐慌导致了消费的收缩和储蓄的增加，而消费在短期内的减少带来了经济的下降。

但是它如何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趋势呢？从经济学上说，至少受四个方面因素的影响： 在传染病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的情况下，由于资本存量没有受到破坏，人均资本占有量提高了，从而应该提高生活水平，并在过渡时期内导致经济增长率的提高。

其次，从长期来说，资本都是由储蓄形成的。如果全的人把当年收入都分光吃尽，就没有钱来投资，资本总量就永远无法增长。所以人均资本拥有量最终是由储蓄率决定的，储蓄率越高，最终的人均资本占有率就越高，生活水平就越好。

东南亚国家1970年后快速增长，大部分原因在于其储蓄率非常高，在新加坡该比率甚至一度接近50%，并始终维持在40%以上的水平。日本的起飞和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部分原因也在高储蓄。当然通过提高储蓄率提高经济增长是有限度的。

大规模的传染病导致部分家庭的生活水平显著恶化，势必降低他们的储蓄率；同时其他未感染的家庭受此影响，也要增加预防性的储蓄，以应付可能的疾病。所以总体储蓄率的变化方向是不清楚的。如果传染病造成的死亡规模不大，但恐慌效应很大，总体储蓄率就要上升，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率，反之亦然。

再次，经济增长最终要靠技术进步：蒸汽机代替风车、拖拉机代替耕牛、机代替算盘、电话代替驿马，都会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但技术进步要靠、靠人力资本的积累来实现，因为创造发明都是人来完成的。而传染病显然大量破坏了这种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又势必降低经济增长率。何况美国1918年的传染病中死去的都是处于工作年龄的人，而不是老人和孩子，使得这一影响尤其大。

最后，人们要有激励去进行创造发明，关键是这能带来商业利润。如果一个国家的市场越大，则同样发明带来的商业利润越多，从而人们越愿意去进行发明活动。这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主要的技术发明大多是在最发达的国家完成的。

传染病带来人口总量的减少和市场规模的收缩，从而影响了人们进行创造发明的积极性，这又会妨碍经济增长。

综合这些因素，1918年流感的长期影响在理论上是不明确的，关键看哪个因素是主要的，而这需要具体的测算。 他们的测算结果多少让人吃惊：流感导致的死亡率每上升千分之一，其后10年的平均年经济增长率提高0.2个百分点！

这其中有一半以上来源于储蓄率的提高，尽管人均资本占有的提高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艾滋病导致温和的经济负面影响

人们对艾滋病爆发的有关情况显然比较清楚。需要指出的是：艾滋病在导致人口大量死亡方面同1918年的流感是相似的，并且都感染工作年龄段的人口，但其影响过程有很大差异。

具体表现在：1918年的流感从感染到死亡只有几天的时间，而艾滋病从感染到死亡的时间则长得多。这一方面损害了患者的生产能力，一方面使得患者需要花费大量开支来，从而显著降低储蓄率，同时患者还需要家人和医疗机构来照顾，这也需要消耗资源。 也有学者对1980～1992年期间51个国家的艾滋病情况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发现艾滋病的影响根本测算不出来，这至少表明有关影响是很轻微的。

对艾滋病最严重国家的研究表明，它导致人均收入年增长率减少了1%,表明同急性传染病相反，艾滋病的确带来了经济增长的放慢，尽管其程度尚不算大。

然而，有学者对此结果表示怀疑，认为艾滋病的实际经济影响被显著低估了。

他们认为：艾滋病会通过三个途径影响人力资本，从而妨碍经济增长：第一，是它导致社会中最有生产力的青年人死亡；第二，是它通过导致年轻父母的死亡，破坏了知识在家庭内传播的代际途径，并通过降低家庭收入减少了孩子获得教育的机会；同时孩子也很可能被传染，导致对其人力资本投资的进一步降低；第三，是孩子教育状况的恶化将进一步影响其后代可以通过家庭获得的知识。

在此基础上，这些学者对艾滋病的影响进行了模拟，并使用南非的情况作为基础，结果发现：如果没有艾滋病，南非可以在三代人内，实现温和的经济增长和普遍的教育；而如果不采取措施控制艾滋病，则南非的经济会在四代人以后完全崩溃。

当然，以上关于艾滋病对经济影响的研究并不必然是相互矛盾的，更可能的情况是：经验证据考察了其短期影响；而艾滋病的影响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表现出来。

所以，对于艾滋病来说，可以做出的结论似乎是：其对经济在短期内会产生负面影响，但比较温和；而在长期内如果不加控制，其负面影响则可能相当严重。

相对于目前的非典型肺炎来说，美国1918年流感似乎更可借鉴。

由于疫情正在进一步发展中，尚无法对其影响进行准确估计。就其短期后果来说，有学者根据业的数据进行了推算，认为当年中国GDP增长率会因此有所下降。

借鉴经验来看，中国在劳动力供给方面受到的冲击不会很大，原因是中国存在相当数量的失业和待业人口，不会出现就业人口下降的情况。

从消费方面来看，旅游业的下降显然是恐慌导致的，但这只反映了国外居民消费意愿方面的临时变化。

幸运的是，从目前市场和零售业的情况看，还没有出现这方面的负面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