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崇教思想与中华武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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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采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从历史学的角度，分析了崇教思想与中华传统武术的关系。

论文关键词：宗教思想：武术；发展

在中华武术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武术与宗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的宗教严格说来是一个复合群体，是各种文化观念、伦理观念社会观念的综合物，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宗教在武术的发展过程中影响巨大。

(一)武术流派多为宗教信仰者开创

在民间传说中。主要武术流派的创始人都是宗教信仰者。民间传说：少林武功的创始人为南北时期南印度禅师菩提达摩；武当武功“发源于武当山道士张三丰”；形意拳创始人则为山西姬际可。姬际可并不是出家的僧道，但受宗教思想影响颇深，据其《自述》记载：他曾上嵩山少林寺习武近十年，“颇得少林秘法，尤其擅大枪诀术”，可见他也是一位信仰宗教的武术大师。另外，八卦掌、八极拳、岭南白眉派、燕青拳、迷踪拳、迷踪艺、秘宗拳、大悲陀罗尼拳等门派创始人也都与宗教有着直接的联系，可见中华武术与宗教关系极为密切。

(二)武术内容与宗教密切相关

中华武术内容丰富、流派众多，少林和武当是最具有代表的两大流派，并有“北崇少林、南尊武当”之说。据万籁声《武术汇宗》记载：“宗派分武林、武当两派，少林宗初祖菩提达摩大师，武当宗洞玄真人张三丰祖师。少林位外功，武当位内功。各有精微造诣。”

这两大门派武术的思想理论、技术战术、内功修炼都深受宗教影响，其中道教文化对于武当等内家拳的影响尤为突出，使中华武术不及你具有高度成熟的技巧、迷人的神韵，而且蕴含着丰富的深刻的哲学思想。进一步增强了武术的独特魅力。道教提出“我命我天，不在于天”的主张，不信天命、因果，主张通过后天种种炼养手段实现强身健体、脱胎换骨、超凡人仙、永享仙寿。道教以“道”和“德”作为宗教信仰和行为实践的总原则，义清净为宗，以虚无为体，义柔弱为用，提倡无用、主静、抱

一、守朴、寡欲、贵柔、尚雌、崇阴及炼精、炼气、炼神等。

这些思想论被明清以来的武术家们所学习、掌握、吸收，进而成为武术(特别是内家拳)的技击原则和理论依据。武术家们以“任命在我不在于天”的思想为指导，刻苦习武健身、修心、养性；以“德”自律，自己的武德和高尚的情操。在技击原则方面，提倡“以柔克刚”，“以静制动，后发制人”。武术对道教文化的吸收，不及你表现为概念上的移植与借用，而且以之指导武术的动作、招式、步法、套路和技术应用。尤其是道教气功。特别是内丹功，被广泛用于武术的技能锻炼中，甚至出现了所谓“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

由此可见，宗教与武术相结合。推动了中华武术史的变革与进步，也使宗教文化成为中华武术文化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三)僧道习武促进武术普及与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道教文化、佛教文化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形成了儒、释、道三教互相争夺、互相吸收又互相配合的鼎立局面。寺院、道观不仅经常接受信徒的财务施舍，而且已开始从事经营土地及其他各种盈利活动。这种强大的寺院经济，使得僧人习武成为必需，又使得武僧的出现成为了可能。"

宗教寺庙的环境也有利于武术的演练与发展。宗教寺院、道观固然遍布各地，但多是在远离城镇村落的深山名胜之处，生活条件往往较为艰苦。登高爬山，需要脚力；砍柴挑水，需要臂力；夜黑风高，需要胆气；蒲团从禅，需要毅力。为了对付随时而来的禽兽或者歹徒、强人的袭击，僧人习武是很正常的。而开阔宽敞的庭院，也正是练武的理想胜地。在那种自然环境下，观察禽兽动作，思考某些令禽兽长寿之奥秘，并受启发编制出一些模仿性的武术动作。是非常可能的。

中华武术史的大量资料表明，许多声名遐迩的宗教大师都是武林高手，如：北齐少林寺曾慧光与稠禅师；唐代少林寺以芸宗为代表的十三棍僧；宋代有编撰第一套《少林拳谱》的少林寺方丈福尼；有“少林第一武尼”美称的智瑞等，他们对中华武术的普及与发展都不同程度地做出过贡献，他们是中华武术的重要载体之一。

唐武德年间，少林武僧帮助秦王李世民活捉了隋末割据势力代表王仁则，击败了王世充，使得李世民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少林寺由此声名大振。后来李世民为此办法了嘉奖令，赐予少林寺大量的银两、天地，并准许他们习武招收僧兵，少林寺的僧徒一度高达2000余人，少林武术名扬天下，广受的习武者推崇。

明、清两代，少林僧人习武的记载越来越多，反映出宗教与武术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明代许多文人骚客，如：焦宏祚、徐学漠、袁宏道、王士性、文凤翔等，撰写了有关少林寺武僧习武的诗文游记。从这些纪实性的诗文可以看到，当时少林寺的武僧习武已经蔚然成风；他们闲时或坐于古殿谈武，或到院中实践；或以掌博，或以剑、鞭、斧斗；或“晓起出门”即练，或“舞剑挥戈送落曛”。“寺内四百余僧，各习武，武艺俱绝。”(王士性：《嵩山游记》)。

至明中叶以后，大量文献纷纷记载少林武僧抗倭救国济世的感人事迹。如：万表的《海寇议》、郑若曾的《江南经略》、佚名的《云间杂志》、顾炎武的《日知录》及《吴淞甲乙倭变志》等。这表明僧人习武已经得到了社会得到广泛认可，他们已经走出寺庙，走向社会，组成僧并，为国效力，为中华武术的普及与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在他们走出寺庙，走向社会，为国效力的过程中，他们始终铭记着自己的身份，坚持少林寺的寺规，即：十戒：“一禁叛师：二禁异思：三禁妄言：四禁浮艺：五禁盗劫：六禁狂斗：七禁违戒：八禁抗诏：九禁欺弱：十禁酒淫”。

(四)反压迫斗争使得宗教与武术结合

中国历史上各种宗教信仰者都曾揭竿为旗，斩木为兵，发动过一次一次反对封建王朝的起义。这一次又一次武装斗争的实践，锻炼，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武功高手，武术也正是在这种捍卫民族、捍卫宗教的武装斗争中逐渐形成并迅速发展起来的。

中国早期道教徒曾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装斗争，如：张角、张宝、张梁利用太平道发动的黄巾大起义；李、李雄领导的以五斗米道徒为主的农民起义；卢恩、卢循领导的反晋斗争等等，其中有很多名不见经传的武功高手。

我国历史上还有很多民间宗教组织，如：白莲教、罗教、黄天教、弘阳教、闻天教、圆顿教、八卦教、无为教、大乘教、混元教、龙天教、龙华教、收元教、清水教、长生教、天理教、白阳教、青莲教和义和团等等，数以百计。这些民间秘密宗教组织同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一样，都打着宗教的旗号发动过政治斗争和武装起义。

许多反抗压迫斗争的造反者在失败后纷纷隐姓埋名、遁入空门，以图自存或者东山再起。随着这些遁入佛门道观，世俗武术被带入僧道之中。在精研各教教义后，他们将宗教理论与自己擅长的武术相结合，更将宗教徒原有的武功加以研究和发展。

总之，中国古代各种宗教文化是中华武术赖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需要指出的是：宗教对武术的影响既有积极推动武术发展的一面，也有消极阻碍其发展或者将其引入歧途的另一面，所以习武者要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使中华武术能够沿着有益于人民深心健康的正确道路发展，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