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账、新经济与制度思考

一系列令人难堪的事件令人们发问：美国的大企业怎么了?

当前，人们最容易想到的答案有二：一是诚信，二是监管。

毫无疑问，“假账”是对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诚信原则的背叛。导致这些企业造假的原因首先在于社会出现了诚信缺失。但仅靠提倡“诚信”能不能解决“假账”问题呢?不能。所有的经济学都有一个共识，即市场经济下的企业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的。企业其实没有自觉遵守诚信义务的动机。企业之所以会注重“诚信”，那是制度外在约束的结果。

那么靠加强“监管”能不能解决问题?

也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因为社会不可能对每一个经济运行环节都在资源支配者背后派一个“监管人”，然后在“监管人”背后再建立一个监管“监管人”的体系。一方面，这样一个依靠监管维持经济运行的制度成本实际上是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承受的；另一方面，客观上也很难保证监管人不被收买以及和被监管方串通。

资本面临无法补偿的危机

我们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新经济”下，当人们关注于高新科技发展带来的生产率提高和福利增加时，很少有人注意到“资本”这个传统要素的生存命运。

资本是什么?是用来获取利润的“本钱”。“将本求利”是做生意的最基本常识。在经济学上，资本是个社会“有机体”。资本要获利，首先要生存。资本生存的标志，是在经济活动中在数量上得到充分补偿。通俗说，就是做买卖首先得“捞回本”。

资本补偿在传统的经济学中已有规范的办法。工业化的特点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迅速发展。开矿山、修铁路、办钢铁厂、建大型石油炼化装置都需要极大的资本规模。常识可知，这样大规模的资本投入，是不可能在短时期内通过一次或少数几次产品出售而收回的。在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为适应这种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特点，“摆平”资本要素的利益，人们摸索出了一种社会约定，这种约定叫做“折旧”，就是把资本在机器设备上的投入分摊到若干年的成本中逐步收回。

“折旧”方式的确适应了传统的大机器工业发展。但是，在新经济时代，这种资本补偿的方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技术进步速度不断加快带来了极其迅速的“无形损耗”。在很多领域，前期研发费用、固定资产投资已经不可能用20年、30年的分摊方式补偿。因为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的诞生很快会导致老技术、老产品过时而不再值钱。

近年来，技术进步对资本生存命运的挑战可以找到很多例证。为什么世界上很多制造“手机”这种移动通讯终端的企业在其他国家的经营都赔钱，唯独在中国盈利?为什么这些企业纷纷声称，他们开发的最新型号产品总是在中国市场上最先推出?因为唯有中国这样一个基数极大的市场才有可能满足在短期内分摊并且收回研发等资本投入的要求。为什么开发最先进的“卫星移动通讯”技术的美国铱星公司在技术上成功以后，在财务上会破产?因为铱星无法找到足够满足资本补偿要求的市场规模。

旧制度无法平衡新经济下的利益构成

世界著名大公司连续发生造假账事件不是偶然的。这不是个别或少数缺乏基本诚信的人违法违规所能解释的现象。我们需要深究，为什么这些“假账”事件连续地发生在世界著名的大公司身上。而且一个几乎可以断言的前景是，实际上远不止美国的公司，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将有机会看见发达国家的很多大公司都将面临类似的难堪。因为全世界的大资本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

从理论上说，制度建设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就是人们常说的诚信。诚信的本意就是自觉地遵守制度。当人们意识到，遵守制度可以更大限度地维护自己利益时，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自觉遵守制度。导致这样一个结果的基础是，制度必须能够使多方面的社会利益构成部分在矛盾冲突面前得到平衡。通俗说就是，制度得保证每一个社会利益群体的合法利益都能够得到必要程度的维护。

第二个层次是维护诚信的制度效率。任何社会都会有缺乏诚信、唯利是图到企图依靠破坏制度来牟取私利的人。维护制度仅仅靠竞争、消费者选择等市场化力量不行。关键是要有能够及时发现那些违规者，并且对这些违规者施以惩罚的社会强制力量，例如政府的力量、法律的力量。而且这种惩罚还得强大到足以使违规成本远远超过违规收益。这就是“监管”。无须讳言的事实是，在低效率的制度背景下，好人也会被迫用“违规”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如果一个社会诚信不倡，那么首先就得检查这个社会维护诚信的制度效率是否太低。

第三个层次是对制度本身的调整机制。没有一个制度是可以永远“摆平”所有方面的社会利益群体的。当社会某一个群体已经无法用遵守制度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时，他们就会转为选择破坏制度来主张自己的利益。在资本主义工业化阶段，其“血汗工厂'制度”的监管不可谓不严格。但当劳动要素的利益与资本要素的利益尖锐到无法调和时，“罢工”以致“暴力革命”等对制度的反抗就必然会发生。在我国改革开放前的农村，在“一大二公”的制度体系下，当农民无法用遵守制度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时，无穷无尽的“政治运动”也无法阻止农民用“出工不出力”的办法来抵制制度。这种情况下，“监管”已经无能为力。调整制度本身就成为必要。例如在战后发达国家中资本对劳动要素的利益妥协，例如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与经济关系的调整。

也许会有人诘问，安然公司是一个传统的能源公司，技术进步导致的资本“无形损耗”远没有高科技领域那么显著，为什么安然公司也会造假呢?这个问题不难解释。前期全社会对“新经济”的过度乐观预期导致资源迅速向高科技企业集中，导致传统产业与高科技产业之间在争夺增量资源投入上的尖锐冲突。在对增量资源投入的竞争中，传统产业作出了两个选择：一个是安然公司的造假，一个是美国加州的大规模电力危机。这同样是新经济的挑战，不过是挑战的另一种提法而已。

中国的假账与技术进步无关

特别有必要申明一点：中国“银广厦”们的造假账和技术进步的挑战无关。我们当前面对的是两方面制度缺陷：一是社会利益平衡机制存在着不合理的倾斜。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国有投资者与非国有投资者之间、与旧体制相连的企业职能与出资人利益之间，对一方利益的过度偏袒导致了制度对造假的容忍甚至纵容。例如一些地方政府帮助、支持企业造假上市，相当多的国有大股东靠欺骗公众投资者来获取利益，一些从旧体制延续而来的企业为了维护局部劳动者的就业、职工福利最大化等利益要求而不惜牺牲出资人所要求的利润目标等；二是对非法利益缺乏有效的抑制机制。一些公司在上市过程中发生的利用行政权力的“寻租”腐败、利用违规入市的银行资金操纵市场的“庄家”与上市公司的合谋串通、上市公司的“内部人”利用职权牟取个人利益等现象之所以展现不绝，关键是这些非法利益的存在成为了相当普遍的现象。当前我们最迫切要问的，其实不仅是否存在着制度“真空”，也不仅是违规成本是否足够大，而是哪些人，哪些利益群体从制度缺陷、从造假中获取了好处。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全社会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