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不该成“资本的奴隶”

在刚刚落幕的第十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国产电影的集中亮相以及关于中国电影生存与发展的讨论，格外引人注目。

近年来，中国电影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在票房数位元组节走高的背后，也不乏令人忧虑的现象。

以研究电影理论、中国电影史为专业特长的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认为，以国产大片为代表的中国电影，其体征已经暴露出一些亟须予以诊治的病症。

正视问题，才能及时解决问题，才能更好地前行。

解放周末：戴教授，我想先请教您一个问题：有人说,从2002年的《英雄》开始，中国电影进入了“大巨片时代”、“复兴的时代”，对此您怎么看？

戴锦华：这种“大巨片时代”、“复兴的时代”的提法，根据是什么？

解放周末：我所了解到的根据是，2007年，国产电影产量达到400余部，比前一年多了70余部,全国新增银幕493块。国产电影的总票房已经连续5年超过了进口大片。

戴锦华：在我看来，所谓的“大巨片”，其元素无非是大规模投资、好莱坞式的工业化大制作，以及巨型规模的票房宣传，并追逐高额的票房收入。中国“大巨片”的出现，只能说明越来越多资本正在涌入电影业，但未必标志著中国电影进入了“复兴 ”的全新时代。中国电影如果仅仅是《英雄》所标识的那种“大巨片”，那么它不仅不会成就一个“时代”，相反有可能成为灾难。从某种意义上说，《无极》已经呈现出这种灾难的样态。

坦率地说，当我为中国电影重新繁荣起来而欣喜的时候，又怀有某种迟疑，甚至是某些忧虑。也就是说，中国电影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病症，亟须诊治。

艺术表达的苍白

观众在观影时感受到的视听饱满与走出影院后心灵的空白,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们似乎有一种别无选择，又有一点被欺骗、被掏空的感觉,好像曾经有人许诺了他们什么，但最后又拒绝兑现。

解放周末：有人说，如今我们不仅要用眼睛，还要用我们的神经、肠胃和心脏看电影，从《英雄》、《十面埋伏》到《投名状》，中国“大巨片”似乎实现了这种视听震撼。

戴锦华：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影片是成功的, 它们第一次在中国实现了这一点，即用过亿的制作成本，尽可能地制造视听冲击和视听奇观，让观众感受到酣畅淋漓的视听震撼。所以，有些观众认为去影院看这些电影是值得的，因为他们受到了感官刺激，得到了某种视听快感。

解放周末：可有些电影带给人的满足似乎仅限于影院内，当人们走出影院，发现五官被愉悦的时候,头脑中却一片空白,有时甚至完全不明白刚才的电影讲述了怎样的故事，跟现实生活究竟有怎样的联系。

戴锦华：是的，观众在观影时感受到的视听饱满与走出影院后心灵的空白，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看过这些大片的观众或多或少都曾有过一种似乎别无选择，又有一点被欺骗、被掏空的感觉,好像曾经有人许诺了他们什么，但最后却又拒绝兑现。

解放周末：一部电影除了带给观众视听上的满足之外，是不是还应该给人以某种心灵的抚慰和有益的启迪？

戴锦华：当然应该。电影不仅需要观众用眼睛看、用肠胃、用神经看，更应该用脑子、用心看。所以，一部好的电影应该带给人们某种感动和思考，甚至是某种不安或酸楚，让人们带著某种依恋和忧伤离开影院，而不是心灵的空白。

解放周末：有人把看电影比喻成做“白日梦”。在黑暗的空间中,通过银幕感受著各自隐秘的梦想,以及梦想被实现的瞬间，在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心里带著梦的余韵和感动。

戴锦华：而在看完一些“大巨片”后，人们除了获得视听的满足,很难感受到心灵的充实。除了能给人们的视听带来冲击之外，这些电影在艺术表达上呈现出的是一种苍白。看电影在此时成了一种低层次的，用眼睛吃著霜淇淋的满足。

解放周末：满足观众眼睛的，往往是数以吨计的铜液、满地的菊花、被焗了黑油的战马，或者是一滴水飞落在九寨沟绿得不真实的水面上的瞬间。

戴锦华：这些用钜资打造的影像奇观，呈现出的只是一种明信片式的美，一种矫情和媚俗的美。而真正的电影的美，应该是巨大或者细微的美,是那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尽收眼底的美。

解放周末：那种不断追求明信片式美的“大巨片”，是不惜人力财力的。

戴锦华：当观众明确地把电影作为一种商品的时候，他们就同时在消费电影的成本，这就必然带来一种消费心理———当你知道这部影片有巨大成本投入的时候，在消费时心理上必然就会有更大的快感。所以，电影生产者要不惜钜资打造这些吸引人们眼球的场景，以追求影片的“卖点”。当资本的逻辑成为一部电影的主宰时，这就是必然现象。

然而，这只是一般商品的消费心理，电影毕竟是非常特殊的商品，它是一种文化商品，它带给观众的满足，不应该只是：我花了这些钱，这些钱中的“含金量”比较高，所以就是值得的。

想像力之匮乏

电影应该以某种方式连接著我们的现实生活和对现实生活的思考。让我们去想像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和抵达这个未来的可能性。让我们带著某种被打开的想像，走出影院。

解放周末：在观众的眼睛被明信片式的美所愉悦的时候，却常常对电影枯燥乏味的情节发出诸多抱怨。缺乏想像力似乎成了当下中国电影的另一种“通病”。

戴锦华：想像力的枯竭，的确是中国电影的“流行病”。

就拿大家熟悉的大片《投名状》来说，古代战争的场面足够饱满和酷烈，但它依然是一部想像力匮乏的电影。它并没有给观众构造出一种只有从电影中才能够获取的独特的美。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 心灵的视野、历史的地平线、社会的地平线并没有被展开,人们无穷的展望和畅想的空间也没有被打开。

解放周末：想像力是艺术的基本来源。当一部电影的想像力飞扬的时候，艺术的创新会带给观众意想不到的惊喜。

戴锦华：说得对。《太阳照常升起》可以说是一部充满艺术想像的电影，它展现的是超现实的生命状态和历史状态，在影像的幽默感背后又呈现出深刻的荒诞。

电影应该以某种方式连接著我们的现实生活和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并以某种方式打开想像力的空间，这一空间既是艺术的，同时也应该是一个社会性的现象的空间。让我们去想像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去想像抵达这个更为美好未来的可能性。

解放周末：中国电影所表现出来的想像力匮乏，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的通病。今天，人们似乎抛弃了“乌托邦”式的想像，抛弃了对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的想像。

戴锦华：当我们拒绝去想像一个更美好的、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逻辑、不一样的人生的时候,整个世界在资本的推动下,就只剩下了资本的逻辑,艺术想像力的空间势必开始萎缩，甚至封闭。

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商品，它参与著社会心理状态的建构。当电影不再去想像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不再用艺术的手法去为观众打开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的时候，不能不说这是这个社会中每一个人的悲哀。

叙事逻辑的单调

有些巨片所讲述的故事总是在复制、强化资本的逻辑，总是一味地认同权力、讴歌权力和争夺权力，永远在讲一个成功者和失败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故事。

解放周末：那些充满华丽场景的“大巨片”，似乎总是经不起仔细回味，它们的枯燥除了因为缺乏想像力之外，是不是更在于故事逻辑的单调？

戴锦华：没错。这种枯燥和单调就在于，影片的叙事逻辑往往是对现实当中最强势、最主流逻辑的直接复制，而不包含任何质疑或批判。

在《英雄》中，真正的英雄是秦王，原本想要刺杀他的残剑因为理解了秦王的逻辑，放弃了自己的使命；在《无极》中，没有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只有两个道具，两具华服———鲜花盔甲和黑袍，一个象征著权力，一个象征著奴隶身份，整部电影就像是一部“模范奴隶手册”，在教观众怎么做奴隶；在《投名状》中，推动著每一个人物命运发展的是象征著权力的女王……对成功者、胜利者和权力几乎无条件地膜拜，就是这些影片讲故事的共同逻辑。

解放周末：正是这种单纯膜拜，使得这些被华丽场景包裹的影片变得乏味而空洞。

戴锦华：是的，几乎没有任何超越性的价值在这些影片的情节和情境中发挥作用，只有一种价值能够成立，那就是成王败寇、优胜劣汰。

某些“大巨片”的这种文化和价值上的贫困，其实是“资本独舞”的结果。资本的独舞不仅是指“大巨片”的制作完全依靠大资本的投入，更意味著影片所讲述的故事本身就复制、强化了资本的逻辑。于是，整个电影的叙事逻辑就变得单一和苍白。观众无论是怒也罢骂也罢，他们都贡献了票房，从而又印证了资本逻辑的成功。他们的选择其实就是资本替他们作出的选择。这就是“资本的独舞”。

解放周末：而一部优秀的影片，应当直面社会文化中的深层次问题，应该去触摸这些问题，而不是回避。

戴锦华：所有的大众艺术都应该给现实中无法解决的问题以一种想像性的解决，成功的商业电影也可以做到。它能以电影特有的方式触摸到现实，然后给观众一个想像性的解决和许诺，从而给人以抚慰。

比如《集结号》就以它的方式触摸到了在当代中国社会急剧变迁的过程中，怎么去重新书写历史、怎么放置个人的问题。看完影片，观众的眼里会酸酸的，他们被感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考。

可见，中国的“大巨片”有能力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实现某种触摸和连接。这种触摸和连接，构成了一个和资本的单一逻辑稍有差异的逻辑。不只是认同权力、讴歌权力和争夺权力，不是永远在讲一个成功者和失败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故事。

“越看越骂，越骂越看”

在广告效应的驱使下，第一批观众走进影院，他们难以掩饰失望，第一轮恶骂便开始了。可是这一轮恶骂又变成了新一轮的广告效应，人们为了证明那些恶骂，又加入其中。

解放周末：近年来，网路成了电影文化传播中一个非常独特的空间。关于中国电影的讨论，形成了一个怪诞的现象———观众们对影片是“越看越骂，越骂越看”。

戴锦华：这种模式的形成，首先表明观众在电影中并没有得到满足，否则他们何来那么大的愤怒？

这种怪诞的社会消费心理，正在消耗著观众对中国电影的期待和热情，这

正是“资本独舞”下的中国“大巨片”，所表现出的另一种病症。

解放周末：如果说，“越看越骂”是因为这些影片总有这样或那样令人不满意之处，那么强大的骂声为什么并没有令观众止步，反而使他们前赴后继地走进影院呢？

戴锦华：中国的电影票价相对较高，它要求观众具有一定的消费能力。有一个并不十分准确的估计———中国的影院观众约等于中国的线民，或约等于小资群落，或约等于45岁以下受过良好教育有著中高收入的人。这个电影消费群体在网路上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叫作“骂英雄”、“骂无极”。

于是当网路、广告、影院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决定观众进入影院的，往往不是对电影的热爱，而是为了加入到“骂”的行列中去，换句话说就是为了追随“时尚”，害怕“落伍”。但这种行为本身，又非常怪诞地融入到了资本的广告链条当中。

解放周末：您所说的是一种怎样的链条？观众又是怎样被卷入并参与其中的？

戴锦华：和好莱坞电影一样，中国的“大巨片”除了要靠大资本的投入外，还要把近三分之一的成本用于广告宣传。在那些浅薄与功利的娱记哄炒下，就形成了一种地毯式的轰炸和全媒体的覆盖。于是“眼球大战”爆发了。在进入影院之前，观众已经被广告“打”得无处可藏，因为对广告效应缺少免疫力，所以最终不是观众选择了电影，而是观众被广告选择。于是，在广告效应的驱使之下，第一批观众走进影院，他们难以掩饰失望，第一轮恶骂便开始了。可是这一轮恶骂又恰恰形成了新一轮的广告效应，没有看过影片的人为了证实那些恶骂，为了不“落伍”，又加入到这一链条中去。

解放周末：但在众多的国产大片中，《太阳照常升起》似乎成了一个例外，人们“骂而不看”，很多人抱怨说看不懂。

戴锦华：也许《太阳照常升起》的剧情并不是那么清晰连贯，但它的情节问题并不比其他充斥著编剧漏洞的“大巨片”来得严重。比如《无极》，就根本谈不上情节逻辑，只有鲜花和盔甲在里面空洞地舞蹈和行走。但多数观众们愤怒的，也不是它的剧情。事实上，《太阳照常升起》在艺术追求上，远远高于刚才提到的那种巨片。

解放周末：问题是，《太阳照常升起》作为一部充满著原创性和想像力的电影，它的票房却为什么那么惨澹？

戴锦华：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是它缺少广告宣传，没有形成广告效应。当观众成为资本广告运行链条的俘虏时，观众的选择其实就是资本替他作出的选择，当一部影片缺少广告效应的时候，票房自然容易落败。

所以，作为观众，作为对于中国电影的繁荣有所期望的观众，应该理智地扪心自问一下：我是不是把广告和追随“时尚”作为选择电影的唯一依据了？这样一想，或许就会恍然大悟，或许就有可能真正地找到自我。

“一统天下”的悲哀

“大巨片”越是“一统天下”，其余的影片就越是没有生存空间，于是他们就选择海外电影节这一“窄门”作为求生通道。可他们越是以这个“窄门”为终级归宿，就越是难以与中国市场发生关联。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观众的悲哀。

解放周末：在国产大片不断卖座的同时，那些中等规模制作、甚至小成本制作的电影对观众的吸引力却十分有限，几部“大巨片”就占据了全年票房收入的大部分。

戴锦华：这的确是中国电影发展所面临的一个内在危机。当几部成本过亿的影片占掉了票房的大部分，并占据了几乎所有院线和所有的黄金档期的时候，就成为了一股用中国电影去毁灭中国电影自身多重空间可能性的力量。因为，中国电影工业和电影市场不可能仅仅靠几部“大巨片”来维系，必须形成一定数量和类型的规模才能使其维系并呈现出一个繁荣的局面。

解放周末：所以，当人们为几部国产大片已经占据总票房的大部分而欢呼时，不能忽视剩下的几百部中国电影难以进入院线的现实。

戴锦华：令人忧虑的是，当中小成本电影难以在国内实现票房，甚至难以露面时，有些年轻的电影艺术家就直接把海外电影节作为影片的终极归宿。于是，人们“ 越看越骂、越骂越看”的只能是“大巨片”。可“大巨片”越是“一统天下”，其余的影片就越是没有生存空间，他们越是以海外电影节这一“窄门”为终级归宿，就越是难以与中国市场发生关联，最终就放弃了与中国观众见面的可能。这种相互恶化的格局，既不利于中国电影业本身的繁荣，也是中国观众的损失。

不该是“资本的独舞”

电影不能摆脱资本，它必须与资本共舞，但电影不应该成为“资本的独舞”。电影不仅是一种商品，更是一种文化、一种艺术。

解放周末：国产大片出现的种种病症，病根是不是在于“资本的独舞”？

戴锦华：我认为是的。近几年来国产“大巨片”的竞争，已经演变成一种纯粹的资本投入的比拼。当资本的逻辑成为主宰电影的唯一逻辑，资本的力量成为压倒性的力量时，不难发现，许多“大巨片”甚至没有认真地去讲述一个故事，而是把精力都放在设置视听奇观或者说视听打击点上，以此追求卖点和票房，于是呈现出上述种种弊病也就不足为奇。

解放周末：但电影作为一种商品，它和资本的连接是与生俱来的，它也离不开资本这一“舞伴”。

戴锦华：虽然它不能摆脱资本，它必须与资本共舞，但电影不应该成为“资本的独舞”。资本的逻辑也许始终是一种重要的逻辑，但它不应该成为唯一的逻辑。因为，电影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商品，它更是一种文化，一种艺术。

解放周末：也就是说，电影虽然是商品，但应该成为一个例外的商品；作为一种工业制品，它应该有别于单纯意义上的消费品。

戴锦华：是的。法国是电影的诞生地，也是艺术电影的大本营。法国政府一直执行“文化例外”政策，即文化产品和其他的商品采取不一样的国际政策和国内政策。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法国始终对国产影片实行政策保护，保证其在影院中占有绝对比例。

解放周末：除了这种政策层面的文化选择之外，作为电影的生产者和热爱电影的观众，应该为中国电影的繁荣和健康发展做些什么？

戴锦华：有一位韩国导演曾经说过，影片审查制度也许是无法避免的，但如果导演先用资本的利益去审查自己影片的话，就等于把自己变成了资本运行环节中的一环，变成了“资本独舞”中的一个小角色。因为他保证了资本的利益也就保证了自己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原创、想像力也就无从谈起。

电影艺术家不是无为的，同样，观众也不是无法选择。当我们重新回归影院，当我们重新发现电影魅力的时候，应该对于中国电影的发展，有著文化的需求，以及理性判断和自主并多元的选择，而不应该成为被浅薄牵著鼻子走的“资本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