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九成宫与隋唐政治的关系

论文关键词：九成宫 隋唐历史 政治事件 密切关系

论文摘要：隋唐九成宫因君主的驾临而被赋予其政治意象和历史意义，成为京城之外又一政治中心。隋唐君主避暑九成宫之时，以太子监国，发生隋文帝、唐太宗废嗣夺嫡事变；唐太宗时还发生归附的突厥残部首领叛袭九成宫的事件，促使唐朝改变对突厥残部的安置政策。可见，九成宫与隋唐政治有密切的关系。．

据魏征《九成宫醴泉铭》所记，唐代九成宫就是隋代仁寿宫。九成宫与隋唐政治史的关系较少为学术界所重视，笔者将有关史料略作钩稽。

一、仁寿宫的修建与隋朝政治史

仁寿宫是在隋文帝开皇年间修建的。开皇十三年(593)正月，隋文帝杨坚到陕西扶风郡巡游，-Yt至所辖普润县。普润县距长安不远，“去京三百余里”(】卷"‘马周传’。县治五里之外的西天台山‘都8‘地理志一，“苍山入百里，崖断如杵臼’()‘九成宫’这里风景险绝优美，隋文帝下诏营建仁寿宫。

隋文帝谕令尚书右仆射杨素监督营造仁寿宫，杨素推荐封伦为“土木监”负责工程质量，以有“巧思”的宇文恺为“检校将作大匠”主持设计。‘宇文恺，命崔善为“领丁匠五百人”具体施工)糊‘崔善为衔。

从开皇十三年二月至开皇十五年(595)三月，历时二年竣工。仁寿宫施工条件差，工期短，在杨素等人的督责下，“遂夷山堙谷，督役严急，作者多死”[】卷4。‘杨素传)。工匠们以生命代价修建了这一奢侈品，仁寿宫的“盛饰”奢侈违背了隋文帝“性俭”的宗旨：

隋文帝至宫所，见制度奢侈，大怒日：“杨素为不诚矣!殚百姓之力，雕饰离宫，为吾结怨于天下。”(杨)素惶恐，虑将获谴。(封)伦日：“公当弗忧，待皇后至，必有恩诏。”明日，果召素入对独孤后劳之日：“公知吾夫妻年老，无以娱心，盛饰此宫，岂非孝顺。”素退问伦日：“卿何以知之?”对日：“至尊性俭，故初见而怒然雅听后言。后妇人也，惟丽是好，后心既悦，帝虑必移，所以知耳。’’卷。‘封伦传’独孤皇后还以“帝王法有离宫别馆，今天下太平，造此一宫何足损费”之理劝谕隋文帝，“上意乃解”卷绱t杨素传)。不管是大臣“孝顺”，还是帝王“法度”，均不能掩盖隋文帝修建仁寿宫与其后隋炀帝营造东都洛阳这种残民以逞、穷奢极欲的行为，它们对隋朝统治的负面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正如唐初史臣总结说：“其起仁寿宫，营建洛邑，要求时幸，穷侈极丽，使文皇失德，炀帝亡身，危乱之源，抑亦此之由。”(。】。，“史臣隋文帝多次长住仁寿宫，“每岁避暑，春往冬还”。据《隋书》卷2《高祖纪下》记载，从开皇十五年到仁寿四年(604)的九年时间里，隋文帝在仁寿宫将近四年，可见仁寿官表面上是隋朝君主的避暑胜地，但实际上又是一个政治中心。

隋文帝受禅得位，以长子杨勇为皇太子，“军国政事及尚书奏死罪已下，皆令勇参决之”。隋初，山东多流冗之民，隋文帝欲北徙实边，被太子谏止，“是后时政不便，多所损益，上每纳之”[。】卷4《房陵王勇传)。可见，杨勇有一定的治国权力与能力。但他“性宽仁和厚，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特别是冬至节皇太子接受百官朝见，形成与隋文帝相颉颃的东宫势力。此为杨坚所不容：“礼有等差，君臣不杂，爰自近代，圣教渐亏，俯仰逐情，因循成俗。皇太子虽居上嗣，义兼臣子，而诸方岳牧，正冬朝贺，任土作，别上东宫。事非典则，宜悉停断。”(。)<房陵王勇传’自此隋文帝对杨勇恩宠始衰，父子渐生猜疑。

独孤皇后、晋王杨广、越国公杨素相互勾结，阴谋“夺宗”废立之事。史称隋文帝“在仁寿宫，使杨素观勇”，杨素、独孤皇后藉此机会相继陷害皇太子，“高祖惑于邪议，遂竦忌勇”。可以说，从京城长安至仁寿宫仅相距三百里，但隋文帝与杨勇父子亲情已远隔万里之遥。隋文帝说：“朕在仁寿宫，有纤小事，东宫必知，疾于驿马0”其举动被皇太子监控，双方已处于十分敌对的状态，隋文帝怒责皇太子说：“仁寿宫去此不远，而令我每还京师，严备仗卫，如人敌国。我为患利，不脱衣卧。昨夜欲得近厕，故在后房，恐有警急，还移就前殿。岂非尔辈欲坏我国家邪?”私房陵王勇传开皇二十年(600)九月，隋文帝“从仁寿宫初还京师，废皇太子，穷东宫党与’’。卷。史万岁传’。"

同年十一月，杨广取代杨勇被立为皇太子。接着，隋文帝将第二年改元为仁寿，“是后高祖每避暑仁寿宫，恒令上(杨广)监国”【)卷《炀帝杨广纪。仁寿四年正月，隋文帝又至仁寿宫，“诏赏罚支度，事无巨细，并付皇太子”[]卷(高祖纪下’。杨广实际上掌控了朝政。四月，隋文帝“寝疾于仁寿宫，征皇太子人侍医药，而奸乱宫闱，事闻于高祖”(。】卷《房陵王勇传)。杨广荒淫的本性显露无遗。七月，隋文帝暴崩，杨广“矫诏”赐死已废为庶人的杨勇，即皇帝位于仁寿宫。在隋炀帝残暴统治下，隋朝迅速灭亡，仁寿宫也在隋恭帝杨侑“义宁元年(即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废”于战I5)卷37《地理志一)／＼0仁寿宫虽是静态的建筑物，但却与隋朝的兴亡有密切的联系：

(隋文帝)又雅好符瑞，暗于大道，建彼维城(即仁寿宫)，权侔京室(即长安)，皆同帝制，靡所适从。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托付失所。灭父子之道，开昆弟之隙，纵其寻斧，翦伐本枝。坟土未干，子孙继踵屠戮，松横绕列，天下已非隋有。惜哉!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卷2《高祖纪下》“史臣”史论认为仁寿宫与京城长安作为两个政治中心，成为隋文帝父子疏离斗争的原因，也是隋朝乱亡的根源。这种分析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也是极为深刻的。

二、九成宫与唐朝政治史

《元和郡县志》有“贞观五年，复修旧宫，以为避暑之所，改名九成”的记载，为何唐太宗要将仁寿宫修复作为避暑胜地?据《九成宫醴泉铭》叙述，长期的戎马倥偬而餐风露宿，统驭万民而殚精竭虑，使正值盛年的唐太宗“忧劳成疾”。从《九成宫醴泉铭》“针石屡加，腠理犹滞。爰居京室，每弊炎暑”来看，唐太宗身患中医学所谓的“气滞”之病。这种疾病，就湿不就燥，特避暑热。贞观二年(628)}k~J，因皇宫“卑湿”，公卿奏请建高阁而居李世民对他们说：“朕有气病，岂宜下湿。”[】卷2‘太宗纪上’拒绝了群臣请建“离宫”，从节省出发，因循隋朝“仁寿宫”，略加修葺以作避暑地。贞观六年三月，唐太宗将去九成宫，通直散骑常侍姚思廉以“离宫游幸”加以劝谏，李世民晓谕道：“朕有气疾，热便顿剧，固非情好游赏也。”翔。‘姚思廉传《资治通鉴》卷194所述与此略异：“朕有气疾，暑辄顿剧，往避之耳。”将唐太宗去九成宫的目的解释得十分清楚。

九成宫居深山之中，确为避暑之佳处。唐太宗于贞观六年三月至十月、七年五月至十月、八年三月至十月、十三年四月至十月、十八年四月至八月五次长住九成宫。唐高宗永徽二年(651) 九月，将九成宫改名万年官，乾封二年(667)二月又恢复九成宫之名。唐高宗于总章元年(668)二月至八月、总章二年四月至九月、咸亨元年(670)四月至八月、咸亨四年四月至十月四次长住九成宫。两位君主几乎是春去秋回，公卿相随，冠盖相望，当时有诗序记其盛况：“九成宫者，天子之殊庭，群仙之一都也。五城既远，得昆阆于神京；三山已沈；见蓬莱于右辅。紫楼金阁，雕石壁而镂群；碧瓮铜池，俯银津而横众壑。离宫地险，丹硐四周，徼道天回，翠屏千仞。卫尉寝蒙茸之署，将军无刁斗之警。中岩罢燠，飞霜为之夏凝；大谷生寒，层淮以之秋冱。天子万乘，驱凤辇于西效；天子万乘，驱凤辇于西郊；群公百僚，扈龙轩而北辅。春秋络绎，冠盖满于青山；寒暑推移，旌节喧于黄首。”帮‘乐府杂诗序’该诗深刻揭示了九成宫因君主的幸临所赋予的政治中心地位。

唐太宗时期九成宫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太子监国与夺嫡之变

唐太宗于避居九成宫等处时，皇太子李承乾受命理政，“太宗居谅圈，庶政皆令听断，颇识大体。自此太宗每行幸，常令居守监国”[】卷《恒山王承乾。李世民离京别处之时，对李承乾缺少足够的管束和教导，“及长，好声色，慢游无度”。又加上先天性足疾，唐太宗移爱于魏王李泰，“承乾恐有废立，甚忌之，泰亦负其材能，潜怀夺嫡之计。于是各树朋党，遂成雾隙”[】卷’《恒山壬承乾传)。贞观十七年(643)四月，李承乾因罪被废为庶人，李泰也被降封。

鉴于皇太子与其他皇子围绕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唐太宗对朝臣说：“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窥嗣者，两弃之。传之子孙，以为永制。”[】卷7《濮王泰传’唐太宗在九成宫等地避暑，将处理国务的权力全部下放皇太子，使皇太子拥有较高的政治权威，一方面导致父皇的猜忌，另一方面引起其他皇子觊觎皇权的野心，所以宫廷政争难免。唐太宗所规定“太子不道，藩王窥嗣者，两弃之”的制度，对上述政治问题虽有所防范，但实际上使皇太子地位下降而导致储位变动，继承人的选择多受制于皇权等因素的干预，促使皇太子血缘身份与政治身份的疏离。"

(二)结社率事件与突厥残部安置地的变迁正如《醴泉铭》“始以武功壹海内，终以文德怀远人”所说，唐朝对突厥采取军事打击与怀柔安抚相结合的政策。贞观四年，兵部尚书李靖率大军击破突厥颉利可汗之前，颉利可汗之侄突利可汗先期率部归附。唐太宗授突利右卫大将军，封北平郡王，以其下兵众安置顺、佑等州。贞观五年，突利可汗死后，其子贺逻鹘袭父官爵。

然对于颉利可汗所领突厥残部的安置，唐太宗君臣颇多争议。有廷臣以为：“分其种落，俘之河南兖、豫之地，散居州县，各使耕织，百万胡虏可得化为百姓，则中国有加户之利，塞北可常空矣。”中书令温彦博议请“准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心”。而秘书监魏征奏言：“陛下以其降伏，不能诛灭，即宜遣还河北，居其故土。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服，不顾恩义，其天性也。秦汉患其若是，故发猛将以击之，收取河南以为郡县。陛下奈何以内地居之。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间，孳息百倍，居我肘腋，密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尤不可河南处也。”温彦博反驳说：“遣居河南，所谓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怀我德惠，终无叛逆。”魏征以晋代五胡乱华为例，“前代覆车，殷鉴不远，陛下必用彦博之言遣居河南，所谓养兽自遗患也。”温彦博用“古先哲王，有教无类”向唐太宗蛊惑说：“突厥余魂，以命归我，我援护之，收居内地，禀我指麾，教以礼法，数年之后，尽为农民，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畏威怀德，何患之有?光武居南单于于内郡，为汉藩翰，终乎一代，不有叛逆。”(】卷1舛上《突厥传上》唐太宗钦准了温彦博的建议，从幽州至灵州设置顺、祜、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部众。

突利可汗之弟结社率，贞观初入朝，历官至中郎将。贞观十三年，结社率从幸九成宫，“阴结部落得四十余人，并拥贺逻鹘相与夜犯御营，跄第四重幕，引弓乱发，杀卫士数十人。折冲孙武开率兵奋击，乃退，北走渡渭水，欲奔其部落。寻皆捕而斩之，诏原贺逻鹘，流于岭外”[】卷上<突厥传。经此事件后，唐太宗对突厥残部安置政策有所变化：“自结社率之反也，太宗始患之。又上书者多云处突厥于中国，殊谓非便，乃徙于河北。”[)卷上《突厥传上》突厥及胡人在诸州安置者，并令渡河北，还其旧部。贞观十七年，北迁突厥相率叛乱，南渡黄河，分处于胜、夏二州之间。

综上所述，隋文帝所建仁寿宫，唐太宗更名为九成宫，因君主的驾临而赋予其政治意象和历史意义，成为京城之外又一政治中心。隋唐君主避暑仁寿宫、九成宫之时，以太子监国，使其拥有处理朝政的权力。由于父子两处缺乏沟通，一则引起父皇的猜忌，二则导致其他皇子对储位的觊觎。因此，发生隋文帝、唐太宗废嗣夺嫡的事变。唐太宗时还发生归附的突厥残部首领叛袭九成宫的事件，促使唐朝改变对突厥残部的安置政策。可见，仁寿宫、九成宫与隋唐政治历史有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