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研究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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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在政治上民主党派被视为“资产阶级政党”。同时由于统战部门工作对象的特殊性，在对统战对象进行工作时，必须体现团结和照顾同盟者的这一工作特点，因此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统战工作遭到批判和冲击，统战部被戴上“投降主义”的帽子，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研究被视为禁区和雷区。在对民主党派的性质认识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曾经有过反复。党的八大政治报告正确地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将变成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也将变成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然而，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后，党内占主导地位的意见又把民主党派当作资产阶级政党。在“文化大革命”中，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受到严重摧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关于统一战线学说或原理研究的著述寥寥无几，只有《关于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试论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注：三本书均由张执一著，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57年、1958年出版。）三本小册子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问题教研室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关于民主党派历史的研究更是一片空白。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才开始了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历史方面的学术研究，并使之拓展为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中共中央也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的研究工作，80年代以来，中央统战部先后四次召开全国统战理论工作会议，成立了全国统战理论研究会，推动了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研究概况及主要观点

（一）历史文献和历史资料的编辑出版方面

从80年代开始，中央统战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一批关于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问题的文献和历史资料。如分别出版了马恩列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邓小平论统一战线及《李维汉选集》、《李维汉回忆录》、《回忆与研究》（李维汉著）等经典著作。由中央统战部和中央档案馆合编，档案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土地革命前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由中央统战部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和《新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及续编，这些文献的出版为统一战线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由各学术研究单位和各民主党派编辑出版了一大批民主党派历史资料。其中有80年代初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革命问题教研室编辑出版的中国各民主党派民主革命时期历史教学参考资料丛书，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的《中国民主党派史文献选编：新民主主义时期》和《中国民主党派史文献续编：社会主义时期》。各民主党派中央编辑出版有《中国国民党历史资料选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中国民主促进会四十年》、《中国民主建国会五十年》、《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参考资料》、《中国致公党文件选编》、《九三学社历史资料选辑》等。这些历史资料和文献的出版为统一战线和各民主党派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条件。

（二）统一战线理论研究方面

（三）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历史研究方面

把党的统一战线史作为中共党史的重要分支学科来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统一战线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史是中共党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党史有密切的联系，但又不同于中共党史。因为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其中包括理论政策、历史进程、组织形式、经验教训，因而有其特定的内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稿》（注：姜华宣、王德夫主编《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是第一本系统研究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历史的学术著作。它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由于每个历史阶段革命任务不同，形式也不同。在民主革命时期，经历了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时期经历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历史性的转变、曲折和危机的不同发展阶段，当我国进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之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发展为空前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该书提出民主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有过三次高潮：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推动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时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发展，也经历了两次高潮：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政权、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中起了重要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又出现了一个新高潮，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该书以较为丰富的历史资料，全面地阐述了统一战线发展史的全过程。此外也有不少关于不同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研究的成果问世。中共中央统战部编写、华文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学习纲要》是研究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指导性纲要性著作。

（四）中国各民主党派史研究领域的开拓 值得高兴的是，学者在重视共产党本身历史研究的同时，开始关注20世纪20至40年代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的中间势力和民主党派，即共产党活动的客观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胡绳在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中指出，在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30年间，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论阶级，除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极外，还有一大片；从党派看，除了国民党和共产党，还有中间党派。国民党的人是一小撮，共产党的人也很少，实际上第三种人占大多数。中国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他提出，写党史要写共产党、国民党和中间势力，要特别重视对于中间势力的研究，“中间力量有不少代表性人物，他们影响一大片”，要运用切实的材料深入分析“一些代表性人物和事件”（注：《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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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关系史研究

（六）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研究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

对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民主党派历史和人物、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关系研究的进一步延伸，是对当代中国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研究，在1991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郑建邦、陈紫云主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萧超然主编的《中国政治发展与多党合作制度》。

值得提出的是，由萧超然、晓韦主编的《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使这一问题的研究前进了一步。该书从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依据、沿革、目标体系与基本功能、运作机制、基本结构和发展途径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提出“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条件，是两头小、中间大，多阶级、多阶层的近现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由多党派、多联盟共同推进民主革命的历史机遇。”“由于外国列强的侵略，对中国实行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把中国弄得支离破碎；这种侵略政策同中国的地方农业经济、各种亲缘族际的宗法文化相结合，造就了多阶级、多阶层、多帮派、多割据的近现代中国社会结构，这是中国多个现代政党产生的国情背景和社会基础。”它同没有任何社会基础的泡沫政党是截然不同的。“由于面对共同的强大敌人，迫使中国的各民主党派不得不携起手来，奋起抗争”。“根本利益的一致和在斗争中形成的密切联系，是今天中国多党合作的历史基础。”“多党的存在，就意味着多个中心的分立与对立”，“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对利益分配进行合理的调节和集中有力的领导，多党的合作特别是有效的合作，就将是困难的。而共产党的应运而生及其强有力的领导，正好满足了这个条件。”该书认为，同世界各国已有的政党制度相比较，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有其本身固有的显著特点：其一，它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政党制度模式。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民主党派合作这两个方面是互为条件，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两者既对立又统一，建构成迥异于世界各国政党制度的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其二，它使人们的政党观念发生了变化，赋予政党功能以新的内涵。迄今世界各国政党的成立，都是以独立执掌国家政权为目的的，当代中国的政党制度却提出了一个“悖论”，即政党并非都以执政为目的，执政并非构成政党的惟一要素，民主党派就是明显的例子。这一现象“变动了人们的政党观，给政党增添了新含义”。其三是提供了新的民主形式。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关于民主的运作，是通过多党合作、政治协商而表现出来，这是一种协商性民主，同西方欧美各国的竞争性民主不一样，这是一种合作性的政党关系结构。（注：萧超然、晓韦主编《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代序》2～5页。）

由周淑真撰写的（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一书，从更广阔的视野和全新的角度，研究了政党和政党制度的普遍性和规律性，探讨了不同类型和不同模式的政党制度，论证了衡量政党制度的标准问题，研究了各种类型和各种模式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同时也研究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务政党对政党制度问题的探索，对中国政党和政党制度的特殊性和发展趋势等问题，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注：周淑真：《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

二、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理论的研究重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要求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与时俱进。统一战线工作是具有战略性、全局性的工作，又具有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特点，要求研究工作者要有很强的政治敏锐性和政策观念。科学研究为党和国家决策、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就成为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理论研究最高的表现形式，在这方面有许多理论研究报告为党和国家决策所借鉴。以邓小平和江泽民为代表的第

二、三代领导集体对这些成果进行科学总结，通过党中央的政策表述或论断归纳出新的理论观点，已成为新世纪党的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在此不再一一赘述，而侧重论述下面重点和热点问题。

（二）关子政党立法问题 这一问题与多党合作制度化建设密切相关，也是多党合作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有研究者指出，为扭转多党合作随意性的现象，必须把多党合作的原则和形式用法律和制度明确下来，以为多党合作的长期存在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和平等的民主环境（注：黄隙僖：《论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法律调整》，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国政治》1990年第3期。）。有论者鉴于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提出应制定对宪法序言进行具体解释和规定的配套法规，对中国现有政党的组成、设置、成员、活动、经费、遵循原则、权利义务、制裁取缔等进行规定，规范政党行为、党派关系、党政关系和党群关系，制定《参政党法》、《议政法》、《民主监督法》、《知情法》、《决策咨询法》等具体法规（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研究），第202-210页。）。也有论者指出，从我国现时情况看，制定单项政党法规的条件不成熟。一是我国现有各政党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多党合作中的问题与矛盾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二是要考虑到实行“一国两制”后政党的复杂情况。三是政党与政权之间的许多问题目前仍在探索中。四是要考虑政党的发展问题，如果现在勉强制定单项政党法规，可能造成新的矛盾，损害多党合作现有的格局，造成社会动荡（注：王继宣、王国成主编《统一战线理论研究综述），华文出版社，2002年，第151页，）。面对多党合作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政党立法问题仍然是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研究的热点。 随着经历了改革开放洗礼的中国已逐步步入社会转型期，面临着生产方式、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巨大而深刻的变革，王磊《民主党派与公众知识分子》一文，提出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社会角色和社会价值的重构，并借用美国学者关于“公众知识分子”的概念，去论证这一问题。他指出：“从我国民主党派的人员构成来看，其主体基本上是从事脑力劳动的社会职业者”，即人们通常所谓的“知识分子”。而“公众知识分子不仅限于此，虽然他们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但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专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未具备公众知识分子的充分条件。公众知识分子的充分条件除了献身专业工作以外，还必须深切关怀着国家、社会乃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个人的私利之上的。献身社会的精神和行为是其核心，责任感为其内驱力。”“它强调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理性阶层和道义‘良知’的积极作用”。王磊提出，“21世纪的民主党派应当成为具有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信念的公众知识分子的政治组织，抑说民主党派应将公众知识分子中的先进者作为自己的发展对象。进而摈弃那种将民主党派当作特定业缘和亲缘社会群体的狭隘观念，杜绝那种试图以加入民主党派谋求个人私利的投机行为，使参加民主党派成为一种社会责任，一项崇高的事业”（注：王磊：《民主党派与公众知识分子——对转型时期中国民主党派结构、特色与功能的社会学思考》，《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此外，在对统一战线和政党制度的认知角度上，近年来也有一些新的观点。孙信、李健的《求同存异原则溯源》一文，沿着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对统一战线的基本规律——求同存异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证，认为其原则雏形，渊源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名言即强调“和而不同”和多样性的统一；其原则的确立，形成于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统战工作实践，其原则的发展来自于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探索，“一国两制”的提出及实施，即统一战线的求同存异（注：孙信、李健：《求同存异原则溯源》，《中央社会主义学报》2001年第1期。）。

对当代中国选择与实行的政党制度，王继宣撰文进行了哲学思考和论证。他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鲜明地体现出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

一、一与多的统

一、共性与个性的统

一、理想与现实的统一”，统一战线在这四个有机统一及其有机整体上，达到了思维与存在的整体性，创造了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注：王继宣：《对我国选择与实行的政党制度的哲学思考》，《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问题和今后的努力方向

统一战线理论和民主党派研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与新世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快速发展的要求有很大的差距，表现为：

其一，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的理论研究同我们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不适应。改革开放20多年，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使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全球化和加入WTO对统一战线产生着深刻影响，民主党派的基本构成、当今世界尖锐的民族、宗教问题对我国的影响、祖国统一问题等等，面对这些涉及统一战线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

其二，研究成果的质量有待提高。学术界的浮躁和急功近利在该领域研究方面也普遍存在，重复性研究多，开拓性研究少；关系史研究多，线形描述性研究多，多层次全方位的研究少；民主革命时期研究多，社会主义时期研究少；对党的方针政策注释性研究多，学理性研究少。

其三，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不能适应新的时代对统一战线和政党问题研究的要求。统一战线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政治力量对比有关，在新的世纪统一战线的社会化功能增强，因此研究统一战线学说和民主党派理论又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在这方面广大研究工作者应开拓视野，充实和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以适应研究的要求，争取出较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其四，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对于有争议的中间势力代表人物的研究成果，现在仍存在难以发表的问题，如对张君劢、张东荪、曾琦、李璜、左舜生等右翼政党人物和思想的研究，对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王造时等代表人物有深度的研究，都是有待填补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