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时度势──美国领导人对时局的判断

审时度势──美国领导人对时局的判断

（一）严峻的挑战：美国被迫战略收缩

美国改变对华政策，最重要的是，要求美国决策者必须认识到美国地位的相对削弱和在世界范围内收缩力量的必要性。尼克松做到了这一点。

1969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时，许多人认为，作为一个反共老手，他不过是前几届政府的继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缓和紧张关系的可能性似乎还是那么遥远。然而，尼克松是美国有远见的政治家，在长期的从政生涯中，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养成了敏感的政治神经，能够从容地抓住稍纵即逝的政治契机，并具备相当灵活的外交手段。

尼克松对美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国际局势的重大变化都有较为清醒的认识，采取了较为现实的态度。尼克松认为，国际关系中的战后时期已经过去，美国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外交课题。主要表现在：

1、国际局势呈现多极化倾向

二战后，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美国外交一直受美苏对抗的两极体制的概念所统治。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国际局势呈现多极化倾向。受越南战争的冲击，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相对下降，政治影响力大大缩小。而西欧、日本抓住时机，加紧发展经济，改变了原来由美国充当霸主的经济格局，变成了美、日、西欧三足鼎立的经济格局。在政治上，西欧独立自主的倾向不断增长，在许多问题上为维护自身利益，不愿屈从美国。他们批评美国的中东和越南政策，特别是法国戴高乐政府不顾美国的阻挠，于1964年率先同中国建交，又于1966年3月，宣布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公然同美国分庭抗礼，在西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动摇了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地位。

这一时期，由于苏联推行大党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产生了分歧，发生了分裂，尤其是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的分歧发展到国家关系的冲突。中苏分裂是60年代世界政治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它被尼克松称为“当代世界上最深刻的国际冲突”。[2]基辛格认为，战后初期和50年代那种双边冲突的时代业已结束，世界出现了由美、苏、中、日、西欧五个力量中心组成的多极结构，紧密的两极世界已开始让位于一个“多边外交的新时代”。[3]由于中苏分裂，中国进一步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如何对待这种变化和制定相应的外交政策，这是尼克松碰到的首要难题。尼克松意识到不应仅仅继续以往的政策，而要使美国的政策适应多极世界的现实，在五种力量中心之间寻找新的平衡。

2、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

60年代末、70年代初，同美国力量相对衰弱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有了明显的加强。苏联在外交上采取了进攻态势，展开了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角逐。随着军事力量的急剧增长，苏联开始了它的全球急剧扩张，这对美国的利益发生了直接的挑战，使美国产生了危机感，如何阻止苏联的上升势头，成为尼克松政府新的外交课题。

3、中国的崛起新中国在开展大量外交活动的同时，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尽管其间走过曲折的道路，但仍取得重大成就，特别是在国防高科技领域，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试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17日，又成功地进行了一次300万吨级空投氢弹试验，打破了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中国的不断成长壮大，并已成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之一，从而使世界力量对比发生很大变化，美国人不得不另眼相看。尼克松说：“中国的潜力很大，任何灵敏的外交政策都不能加以忽视或拒绝考虑。”[5]基辛格在1969年12月记者招待会上说：“不管我们打算做什么和采取什么样公开宣布的政策，他们都会给国际事务以影响，他们是一个现实。”[6]基于上述考虑，美国领导人感到美对华政策已到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了，尽早结束与中国僵持20年之久的敌对状态，已成为美国政府一个刻不容缓的外交课题。

4、进退维谷的越南战争

尼克松在国外面临的最大困境莫过于美国深深地陷于越南战争的泥潭之中。到1968年底，美国在越南投入的部队已达50多万人，约有3万士兵战死。所耗战费约300亿美元。同时战争还激发了美国国内空前的社会动乱，反战运动蓬勃发展。大多数美国人不仅要求结束越战，而且赞成限制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将美国的注意力更多地从国外转向国内。尼克松上台后，把结束越战当作“最紧迫的外交问题”。[7]他公开表示，美国在越南战场上要取得军事胜利是不可能的，必须“尽快并且尽可能体面地结束战争”。他还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河内，而在北京和莫斯科”。基辛格更直言不讳地说：“向中国开门可能帮助我们结束那场战争的苦难”。[8]

（二）尼克松──基辛格的战略大调整

1、“均势外交”理论与“尼克松主义”

尼克松对外交事务怀有最大兴趣，他担任总统后，优先考虑外交事务，并且始终把制定对外政策的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1968年竞选期间，他曾说过：“我一向认为，这个国家在内政方面可以自治，无需总统。你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能胜任的内阁来管理国家内部事务而已。你们需要总统制定对外政策。国务卿其实无足轻重。总统制定着外交政策”。[11]尼克松当选后对他的内阁班子的任命大致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

在尼克松任命的顾问和内阁成员中，无论在地位上或影响上首屈一指的当推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基辛格所以能得到尼克松的赏识，是因为他们两人都是现实主义政治家，基辛格所信奉的“均势”理论以及“多极世界”的主张为尼克松的外交政策提供了现实主义的理论依据。

基辛格在20世纪50—60年代先后发表了《核武器与外交政策》，《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提》（1961年），《重建的世界──拿破仑之后欧洲：革命时代中的保守主义政治》（1964年），《麻烦的伙伴，对大西洋联盟的重新评价》（1965年），《美国对外政策：论文三篇》（1969年）等著作。在这些著作里，基辛格以自己独到的见解，论述了国际关系的变化，指出了美国所处的地位，提出了新的外交思想──“均势”政策。

《核武器与外交政策》，被美国报刊称为基辛格的成名之作。他在这本书里，提出了“有限战争”的战略思想。他说：“战略理论的目的就是把每一个行动方针的有利之点结合起来，也就是达到最大限度地威慑目的，但同时却要是最小限度的危险。”他认为杜鲁门推行的“大规模报复”政策，艾森豪威尔推行的“战争边缘”政策已经行不通了，“有限战争”策略才是“最适宜的战略”。这部书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这部书被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列为所属官员的必读之书。可以说，这部书所反映的思想，成为基辛格外交哲学的雏形和基础。

基辛格外交哲学思想的主旨就是要建立“国际秩序的基本结构”、“和平的国际结构”、“持久的和平结构”，即建立多元均衡的世界。这是因为，在他看来，“世界已变成军事两极化了……军事两极化是外交政策上僵硬化的源泉”。[12]因此，美国必须要改变以前的冷战政策，以适应继续当霸主角色的需要。

那么怎样建立这种“和平结构”呢？基辛格指出，要建立“和平结构”，必须推行“均势”政策。他在《重建的世界》一书中指出，“和平结构”来自“均势”政策的推行，根本地，这个“和平结构”就是巧妙地利用相互斗争的势力之间的均势。[13]最后他得出结论说：“今后几年对于美国政策最大的需求是哲学性的，就是要在军事上带有两极性、政治上带有多极性世界中确定秩序的概念。[14]

尼克松与基辛格的认识是一致的，他认为：美国外交的“基本目标是建立一个有效的、持久的和平结构”，“在建立和平结构时，最主要的考虑是，要达成一套协议、一套谅解和一套做法，那些谋求变革的人将根据这一切来保证通过和平手段实现变革”，“这就是通向一代人的和平的道路，这就是我们对外政策的核心”。[15]但是，“我们的视线被越南问题挡住了，我们看不到……世界上发生的非常重大的变化”，“同我们在二战结束后不久所处的地位相比，美国遇到了甚至连做梦也想象不到的那种挑战。……从经济角度来说，美国不再是世界头号国家，也不再仅仅有两个超级大国……今天世界上有五大力量中心。它们是美国、西欧、苏联、大陆中国、当然还有日本。这五大力量将决定世界在本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间里的前途。”[16]总之，“尼克松政府认为它能够取消原来的那种以国家体系的传统逻辑为依据的政策，代之以新的政策，抛弃产生于美国自身价值观念和经历的国家风格转而考虑一种均势原理”。[17]

尼克松清楚地认识到：中、美、苏三足鼎立局面的出现及其多极政治力量的形成，说明一种新的“均势”正在产生，而“这种多极均势就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大国在这个地区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但也必须会增加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进行的错综复杂性”。尼克松认为：“他早期观点赖以形成的那个冷战世界，与20世纪70年代的这个世界，几乎没相似之处”。[18]尼克松当选总统后，任命基辛格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来，基辛格的权利实际上凌驾于国务卿罗杰斯之上，叱咤风云，开始了美国的“尼克松——基辛格时代”。根据基辛格外交思想制定的“均势”政策 ──“三角外交”，便应用于美国的外交事务中，而美国在实现“均势”构想的过程中，“迈出的最大胆的一步就是改变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20]

2、“联华抗苏”的战略构想

进入60年代，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剧烈的消长和改组，中国逐步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中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尼克松认识到，中国具有着成为世界一流大国的条件和潜力，他说：“今天世界早有五大力量中心”，除苏联外，美国面临西欧、日本的竞争，中国也是潜在的力量，“不出十年，只要中国有了巨大的核进展，我们就毫无选择的余地了。极为重要的是，我们和他们的来往必须比目前增多。”[21]加之由于中苏关系破裂，以及中国与北越的特殊关系，尼克松认为，中国在他新外交政策中占有十分重要位置。 在尼克松的所有目标中，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战略意义，在于可以影响并改善美苏关系。尼克松感到，苏联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非常强大、有力和咄咄逼人的竞争者”，为扭转同苏联争霸的不利地位，美国在谋求从越南“脱身”的同时，转而同中国接近。1969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问欧洲，同法国总统戴高乐的会谈对他制订对华政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戴高乐认为，对战后的欧洲来说，最重大的现实是苏联的威胁。但是，苏联人目前已经全神贯注于对付中国。他说，西方应该力图了解中国，同它接触，对它产生影响。美国现在承认中国，总比将来中国强大后被迫这样做来得好。尼克松说：“考虑到将来，在我和苏联人进行对话时，我也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24]中苏边境冲突后，尼克松和基辛格意识到中国对他们处理苏联问题的意义。正如基辛格所说，与中国改善关系，“使苏联感到不安……由于激起苏联对其漫长亚洲边界的关心，也会减轻欧洲受到的压力”。“我们同中国接近并不是赎40年代后期我们对华政策的大量罪过，而是要塑造一个全球的均衡。……到1969年底，美国同共产党世界的关系就慢慢演变成三角关系了”。[25]因此，尼克松想通过中国之门来与苏联打交道，并使美国在美、苏、中大三角关系中处于最为有利的位置。总之，60年代后期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中苏关系的破裂等国际形势的变化是导致美国改变对华政策的客观因素。无论谁入主白宫，政策调整都势在必行。尼克松和基辛格能成为对华政策的缔造者，在相当程度上是“时势造就”的“英雄”。但是这对政治搭挡的个人素质和他们对客观形势的判断能力，也对中美关系的突破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特别是尼克松上台前的反共斗士形象，为他转变美国对华政策提供了特殊的政治资本，没有人会因为他接近北京而指控他对共产党“心慈手软”。尼克松比较准确地判断国际环境的变化，抛开意识形态的考虑，开始采取一种务实政策，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