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后期湖南灾况及灾因

清代后期湖南灾况及灾因

（一）清代后期湖南水灾

1．水灾时空分布

据有关资料统计，将清代后期湖南水灾时空分布情况列表如下：

清代后期湖南水灾时空分布统计表 （单位：县次）

道光 咸丰 同治 光绪 宣统 总计宝庆府 4 4 9 3 — 20常德府 5 3 1 7 3 19

辰州府 — 2 3 4 1 10

沅江府 1 — 3 — — 4衡州府 2 5 3 3 — 13

永州府 2 4 2 2 — 10

南州厅 — — — 2 1 3

靖 州 — 1 4 1 — 6

澧 州 4 4 5 3 1 17

乾州厅 2 — — — — 2

凤凰厅 — — — — — —

永绥厅 1 — — — — 1

晃州厅 — — — — — —

郴 州 3 1 5 4 — 13

桂阳州 2 2 1 5 — 10

总 计 9 39 58 47 10 193

资料来源《湖南自然灾害年表》（湖南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说明：清代，地方政府都采用“省”、“道”、“府和直隶厅、直隶州”、“县和散厅、散州”四级制。表中“州”、“厅”为“直隶州”、“直隶厅”之简化，与“府”平级。

由上表可以得知，以地区而言，清代后期长沙府发生水灾次数为最多，岳州府、宝庆府、常德府次之，凤凰、晃州、永绥直隶厅发生水灾次数最少。以时期而言，同治年间受灾次数最多，光绪年次之 。咸同时期，江湖关系的改变，使荆江分流的入湖水量陡增，对湖区形成极大威胁。每届汛期，长江之水建瓴而下，泛滥于衡、永、长、常之间。

天灾之外，又有人祸。同治朝战争频繁，清军与太平军的对垒已进入激战阶段。清政府投入大量的兵力、财力、物力作最后一掷。曾国藩在湖南招募了大批湖湘人士，抽走了从事农业生产的精壮劳力，致使农业经济发展一度停滞不前。军费开支的浩大，挤占了国家对水利建设的投资。另外，长期的战争致使 “民力尤瘅，十室九空，不待岁祲而已难支”，偶遇水旱则“家口嗷嗷”[4]。

2．水灾等级道光二十九年（1849）“

四、五月霪水涨，自常德下，至洞庭，及大江以达淮海，濒江郡县人口田庐多淹没，民无食，饥而病，病而死不可数计。[5]”古丈坪厅，“春夏之间，雨水过多，溪流陡涨数丈。四月二十四日，将三道河大桥冲去，沿河水田冲刷大半，荞麦无收”[6]。

同治八年（1869）保靖七月大水。“初一夜大雨如注，大水崩山，冲压田禾以及淹浸数日方退，东南乡被灾尤多。[7]”靖州受灾害影响“春夏大饥。[8]”善化“下游滨湖围垸俱溃，饥民麇集”[9]。攸县“四月，西北乡大水出蛟”[10]。光绪三十二年（1906）湖南遭受特大水灾。“夹湘两岸田园、庐舍均被淹没，淹毙人口、牲畜，漂流房屋随波而下，遇救得生之人俱风餐露宿，惨不可言……被灾之处由永州府起至湘阴、益阳等县界止共计一千数百余里。灾民之众约略计之不下数十万湘民。[15]”

从数据上分析，记载最笼统的是光绪十一年（1885）、十四年（1888）、十五年（1889）及二十五年（1899）局部性水灾，只注明受灾各县“被水成灾”，“陡涨数丈”，“河旁碾房屋宇一概淘洗而去”等情形，至于冲毁多少土地，淹毙多少人畜等具体数据全无。道光二十九年（1849）大水记载也不够翔实，一次全省性水灾涉及人口、田庐内容，只含混地提到“不可数计”、“多淹没”。同治八年（1869）大水灾记载也较为含糊。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水灾出现了受灾区“一千数百余里”，灾民“数十万”的记载，使我们对百年前的水灾有一个粗略的认识。

3．水灾持续时间同治八年（1869）大水灾各地持续时间不一，少则数日，多则数月，个别地区甚至持续将近一年。浏阳县“四月二十五六日连日大水，县东地震，山有裂者，坏田庐漂没民畜甚众。（二十五日醴陵水溢县西支河未退，二十六日县东大溪水至，南、北同日水。）[24]”长沙、善化“自去秋至本年四月久雨，城中水深数尺，墙屋多圮。[25]”湘阴“三月淫雨至二百余日。[26]”

4．灾后人民生活大灾之年，田庐漂没，禾稼无存加之粮价上涨，人民无以为食，只得采野生植物充饥。或“食椿叶及剪刀草充饥[38]”。 或采夏枯草，杂米中煮食[39]。或“采葛厥为食，饿死者想望于道”[40]。树皮也是灾民的充饥食物。宣统元年（1909）大水。安乡县境，树皮“争食净尽”[41]。除采摘天然植物外，水势过大“撑舟入市[42]”“街巷捕鱼[43]”者也为数不少。此外，有“掘白壤和粥以食者[44]”，多半死于腹涨。古丈坪饥民“挖山中岩蒜白泥而食，死者不计其数。[45]”

家徒四壁，又无可寻的食物，灾民只得扶老携幼，沿街乞讨。饥民络绎于道，“有四五千人为一队者”[46]。更有为求得食物“捐父母、鬻妻子”[47]、“生人相食”、“或杀同伴，或杀已孩或易子相食”[48]。甚而至于聚众起事，铤而走险。最为典型的是宣统二年（1910）的长沙抢米风潮。它的发生也是饥荒而引起。它由一场饥民要求平粜，解决基本生存问题发展为了席卷全省数十州县的大规模民变。灾后生活的物质匮乏，导致大量社会问题的出现，充分体现水灾对社会经济的摧残。

(二)清代后期湖南旱灾

水灾之外，旱灾也是湖南发生较为频繁的自然灾害之一。

1．灾况取若干局部性旱灾为例：

道光二十六年(18

4

6)夏、浏阳、湘乡、衡山、邵阳、桂阳、宜章、湘阴大旱。9月至次年4月，长沙、善化、嘉禾大旱，耕种失时。

道光二十七年(1847）春，平江无水灌秧，苗尽枯死，长沙、新化、浏阳、湘乡、桂阳旱。

道光二十九年(1849），泸溪秋旱，米贵如珠，饿死者极多。80万亩良田受旱，损失粮食80万公斤，饥民匿山中，见挑米者则抢之。

道光三十年(1850）永顺夏旱，野有饿殍。桂阳，夏旱，民乏食，饿殍载道。咸丰六年(1856）桃源入夏久旱不雨，多数稻田枯萎无收。巴陵、临湘、平江夏大旱，秋旱。龙阳、武陵、益阳大旱。

咸丰十一年(1861）永定夏旱，田土干裂，禾苗无存。

同治四年(1865）安乡大旱成灾发生饥荒。善化秋旱。湘乡自正月，衡阳自三月不雨至于五月。桂阳县斗米钱七百文。

同治十年(1874）邵阳春夏大旱。祁阳大旱，斗米700文。湘潭春夏大旱，受灾民众达5万余人。靖州数月不雨，民饥。

光绪十二年(1886），新宁夏大旱，谷价腾涌，途有饥殍，西北乡尤甚。丛竹结实，乡民采摘，用以充饥。嘉禾旱，6月至7月无雨。

光绪二十一年(1895）醴陵特大干旱，6至10月无雨，江河断流。早稻仅收3/10，晚稻全部失收。冬初流民出省者万余。攸县大旱87天，立秋后6天才雨，禾苗只有

二、三成收成，造成特大灾荒，湘乡大旱，春插后50天无雨，秋歉收，谷贵。

光绪二十二年(18

9

7)茶陵大旱，减产六成。古丈坪厅大旱。光绪二十六年(1900)安乡夏大旱，高田无收。临湘大旱无水插秧。溆浦因旱发生饥荒。古丈坪杂粮无收，桐茶亦害，民食困乏。永绥春旱，沿边之田尽枯。醴陵秋旱，铁河断流。永顺夏大旱，饥民遍地，斗米干钱，饥民食葛蕨，有将麻根、麦麸屑以为糜及食薯种、棕包、白泥、皮鞋底者。武冈连干数月，田塘干坼，禾苗枯萎，颗粒无收，贫民吃草根、树皮。饿死86人，逃荒117户。

局部性旱灾多涉及数个州县，范围较为狭窄。但旱灾肆虐之处，田地干裂，禾苗枯萎，饥民遍野，对经济、社会、人民生活同样造成极大的冲击。

若发生中灾，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更甚。光绪二十二年(18

9

6)的旱灾，受灾县数达十数个，几乎占总县数

（78）的五分之一。灾区分布较广，长沙府的醴陵、攸县、茶陵，衡州府的衡山、耒阳、清泉、安仁、宝庆府的邵阳，有十分之六的地区发生旱灾，有的收成歉薄，有的颗粒无收。浏阳、湘潭、湘乡、新化各县收成亦减少，饥民群聚富家吃排饭[49]。

2．分布地区以邵阳为例。清代后期邵阳地区遇旱较多：道光二十六年(18

4

6)发生旱灾。咸丰二年(18

5

2)大旱，持续2个多月，田地干裂，禾苗枯萎，人民饮水极为缺乏，因缺水而病的灾民无数。同治五年(18

6

6)发生春旱。光绪二十二年(18

9

6)干旱。光绪二十六年(1900)连旱数月，田塘开裂，禾苗枯萎，颗粒无收，贫民饿死无数。次年，主持赈务的贺金声勘查地方情形“饥荒之象，四境皆然，其南乡及小东乡一带则到处成灾，疮痍满目。自去年以来，无分少壮，老弱类多转死沟壑，所余丁口，亦皆饥瘦骨立，难以久活，并有阖门十数口无一存者”[51]。宣统二年(19

10)4月，因上年水、旱、虫灾交乘，四处歉收，米价昂贵，继长沙爆发抢米风潮后，邵阳发生抢米风波[50]。

3．时间分布及持续性

湖南地区旱灾多为夏旱或秋旱，且旱灾持续时间长，有时数月甚至半年无半滴雨水。夏秋两季为一年中的高温季节，酷热难当，而湖南多为水田，如若半月甚至数月不雨，农业生产必然受到很大影响，见下表：

清代后期湖南大旱统计表

年 份 持续时间与灾况 资 料 来 源

道光二十六年（1846） 两月无雨，大饥。 民国《宜章县志》

道光

二

十

六、二十七年（1846—1847） 自上年九月不雨至本年四月乃雨，耕种失时，复伤于螟，岁大歉。 光绪《善化县志》

道光二十九年（1849） 大旱，有90多天无雨，80万亩良田受旱，损失粮食80万公斤，斗米涨到500文，饥民匿山中，见挑米者就抢之。 《武冈县志》

光绪十六年（1890） 连续46天无雨。 《新宁县志》

光绪三十二年（1906） 四月大水，五月大旱，秋冬又连旱110天，禾苗只四五分收成。 《攸县志》

灾情持续时间最长为道光

二

十

六、二十七年（18

4

6、1847）的长善地区旱灾。这次旱灾，从道光二十六年（1846）的秋季延续到次年的四月，跨秋、冬、春三季，延续时间达8个月之久。长时间干旱导致“耕种失时”，而数月高温，又诱发虫灾，禾稼“伤于螟”，本已禾苗耕种失时，又遭虫害，因而这年“岁大歉”。这是时间最长的一次旱灾，从秋天开始一直持续到次年春天。受气候、季风等因素的影响，旱灾时间也会推迟和提前。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的旱灾，比常年提前，出现春旱。值得一提的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是湖南遭受特大水灾的年份，大水之后，又出现春旱，秋冬连旱。天灾接踵而至，“天气寒燠不时”，忽而“炎暑酷烈”，忽而“凉若新秋”，有关人士认为当时的“疫症之来实由于此”[54]。

（三）清代后期湖南其他灾害

水灾、旱灾之外，其他自然灾害也是清代后期湖南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虫灾、风灾、雹灾、冰冻、地震、疫病等自然灾害，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

1．虫灾

①虫灾种类及特点

据资料记载，出现的虫名有螟、螣、蝗、蝻、毛虫、包虫、蛾、蚱蜢等等。成灾有记载的，蝗25次、螟4次，蝻3次、螣2次、飞虫、包虫及飞蛾、蚱蜢各1次。在这6种称呼中，有同种异名。《诗经•小雅》上就有“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其中，“《小雅》螟、螣、蟊、贼、犍为文学，曰四种皆蝗也。[55]”而蝻为蝗幼虫，蚱蜢，稻蝗的一种，湖南历史上的虫害以蝗虫为主。

从地域分布来看，蝗害遍及全省，但亦有多发区与罕发区之别。蝗灾主要分布于干旱少雨的湘东地区。包括浏阳和衡邵丘陵地带，湘北的岳阳、常德、长沙的蝗灾也时有发生。浏阳：道光二十六年（1846）“旱，螟螣生。[56]”

长沙、善化：道光二十七年（1847）“自上年九月不雨至四月乃雨，耕种失时，复伤于螟。岁大歉。”咸丰七年（1857）“秋冬旱，飞蝗蔽天，行捕蝗诸法。”同治三年（1864）“秋旱，飞蝗食竹。[57]”

临湘；咸丰八年（1858）“旱，飞蝗蔽天”[58]。

巴陵：咸丰六年（1856）夏秋大旱，“蝗伤稼，蝗蔽天，竹木叶食尽。[59]”

安福：咸丰七年（1851）夏旱“飞蝗蔽天”[60]。

这种旱蝗密切相关的现象，考其原因，主要是降水量的多少对蝗虫，特别是对蝗卵的孵化有很大影响。蝗虫产卵场所主要分布于河边、湖滨及近水一带。这些地点时盈时涸，利于虫卵的孵化，是蝗虫繁殖的最佳场所。如果夏季干旱少雨，河滩水位低落，荒地大片裸露，则为蝗虫的繁殖创造了有利条件。再则，高温少雨，特别适合蝗虫生长、繁殖。因而，大旱之后，蝗虫繁殖力增强，虫口密度升高，灾害程度加剧。

②危害程度

虫灾发生频率虽逊于水、旱灾害，但危害程度决不亚于二者。蝗虫具有超强的远距离飞行的本领，且具有群集性，因而所到之处，禾稼无不啃啮殆尽，所以自古以来就有“水灾一线，旱灾一片，虫灾无边”之说，可见虫灾危害之巨。

咸丰七年湖南蝗灾灾情表

地区 灾 情 资 料 来 源

攸县 忽有食禾蚱蜢入境，其数几万，晚稻俱损 同治《攸县志》

龙阳 蝗飞蔽天。 光绪《龙阳县志》

安福 蝗飞蔽天。 同治《安福县志》

湘阴 螟生伤苗。 光绪《湘阴县图志》

醴陵 蝗入境，食禾苗竹叶俱尽，遗种遍野 民国《醴陵县志》

湘乡 飞蝗入境，竹叶被吃食殆尽。 同治《湘乡县志》

益阳 县境蝗虫成灾，竹林受损严重。 同治《益阳县志》

衡阳 飞蝗入县境，蓦民出谷易蝗蝻 同治《衡阳县志》

2．风灾、雹灾、冰冻、疫病

据有关资料统计，现将清代后期道光、咸丰、同治和光绪、宣统年间其他自然灾害发生的次数统计列表如下：

清代后期其他自然灾害统计表 （单位：年次）

朝代 风灾 雹灾 冰冻 地震 疫病 总计

道光 6 6 4 8 2 22同治 8 11 3 2 2 26

光绪 15 15 6 5 11 52

宣统 1 3 / / 1 5 说明：表格中数据根据《湖南自然灾害年表》（湖南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及各县志综合。

湖南除水、旱灾害之外，其他自然灾害也比较频繁，几乎每年2次。水旱与风、雹、冰冻相互交织，给湘省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①风灾：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永绥厅“大风吹折教军厂演武厅并坏民居三百余家”[64]。咸丰三年（1853）善化“二月初四日，东乡大风，折树毙人。[65]” 光绪十四年（1888）湘潭“袁家河市面上居数十尽毁，唯一庐存焉。[66]”

②雹灾：道光二十六年（1846）会同“三月十四日夜，大雨雹，重约八九两，触坏树木无数。[67]”咸丰五年（1855年）醴陵“春三月十三日，大雨雹，是日未刻，有烈风暴雨从西北来，雹大如卵，密如线，纵六七十里，横二三十里，木拔屋坏，毙男女数十人[68]”同治七年（1868）靖州“七月二十八日大雨雹。（坏瓦无数）[69]”

③疫病：道光二十九年（1849）“全省大疫至明年四月乃止，死者无算”，“方疫之作也，死者或相枕籍，同善堂及各好善之家施棺以数万计。夜行不以烛者，多触横街死人，以致倾跌。盖其时饥者，元气已尽，又加以疫，人人自分必死，尝见有扶杖提筐咨且于道，忽焉掷筐倒地而死者。有方解裤遗矢蹲而死者，有叩门呼乞，倏焉无声而死者。[70]”同治二年（1863）保靖夏，米贵，“八月大疫。[71]” ⑤冰冻：咸丰十年（1861）保靖冬大雪凌，“乡间树木压折者无算”[74]。 咸丰十一年（1871）宁乡“大雪冰厚尺雪”，光绪十三年（1887）宁乡“大雪冻冰月余”[75]。

历史上的虫灾、风、雹、冰冻、瘟疫、地震等灾害，常常与水旱灾害交织。自然灾害的并发性所造成的危害远远超过单一灾害的危害。咸丰三年（1853）“正月大凌，二月大雨雹，秋旱，飞蝗食竹[76]。光绪元年（1875）三月十二日，靖州大雨雹，“五月初五日寅卯时地震”，五月“大水二次”，“

十

一、十七日出蛟数处，坏田无数”，六月“大风拔木”，“七月初四雨雹、大风拔木。七月初八日大雨雹。[77]”

（四）清代后期湖南灾害发生的原因

灾害频繁发生，所造成的危害时强时弱，时大时小，受灾范围也时宽时窄，具有某些不可预知性。弄清灾害成因，以便使我们逐渐找到减灾、防灾的对策，清代后期湖南灾害的形成有如下因素：

1、客观的地理条件与气候条件

地势地貌直接影响区域内的气候条件，对孕灾环境的形成与变化起着直接作用。湖南特有的地势地貌，决定了洞庭湖水系水流方向、水域分布及孕灾环境。

湖南的地势地貌有如下三个特征：

①南高北低。湖南为“丘陵之国，东西南三面多山，东北一隅多水，湘、资、沅、澧汇于洞庭。[78]”湖南三面环山，中北部地势平坦，整个地势呈“马蹄”形，极有利于南下冷空气侵入，形成严寒、冰冻等恶劣天气。另外，在南高北低的独特地势下，洞庭湖区成为全省的低洼中心，接纳四水，吞吐长江，，整个水系呈扇形分布。，洞庭湖成为长江的调蓄器，若遇四水及长江水上压下顶、内外夹击之时，遭受洪涝灾害势在必然。③岭谷相间，丘陵盆地交错。

湘资沅澧四水分别贯穿一些盆地。如湘江流域就有长沙-平江盆地、醴陵-攸县盆地、茶陵-永兴盆地、湘乡盆地等等，其中以衡阳盆地为最大，各盆地水系以湘江为中轴汇入其中，使整个湘江水系形成树枝状水系。处于盆状地形之处的州县常遭洪涝灾害侵袭。这种状况在湘资沅澧四水中时有发生。

湖南地处东南内陆，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冬季干冷少雨，春季雨水较多，夏季高温湿润，秋季干燥高温，受东南季风、西南季风、副热带高压及西风带环流的综合影响，形成春温多变，寒潮频繁，春夏多暴雨，夏秋干旱，冬季冰冻等灾害性天气。

2.四口南流与江湖关系的变化四口南流是清代后期湖南历史上的一大灾难，此后，每届汛期荆江洪水以建瓴之势奔涌而下，湖区居民生命财产付之一洗，数百里汪洋一片。与此同时，荆江四口携带大量泥沙入湖，加速了洲土及垸田迅速增长。藕池、松滋决口之后，“荆江之水横决而南，挟泥沙以趋洞庭，以致湖身频淤淀”，到同治末年，安乡、华容、南境与龙阳二县交界处，淤垫成洲，时人称为“南洲”。“水至积于土厚，水落则芦柳丛生。始则附近居民析薪刈苇，弋取微利，或播种杂粮，以资糊口。”“近来愈积愈宽，广袤几二百里可垦土地。”湖南巡抚庞际云，卞宝第先后派人勘察，并招民试种，龙阳、沅江等地破垸失业之民趋之若骛，纷纷迁往南洲围垸垦种。王文韶“于去任时亦将该洲大概情形奏明在案。”到光绪十八年（1892）湖南巡抚吴大澄奏请设立南洲直隶厅时，划定南洲南北纵84余里，东西横120余里，域内共计民田130000余亩，官田89200余亩，和芦田63300余弓[82]。

四口溃决，江水汹涌而下，入湖水量剧增，对湖区形成极大的洪水威胁。同时泥沙俱下，泥沙淤垫，加速了湖区洲土和垸田的增长，为湖区水灾带来隐患。

3.人口增长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

清代后期湖南人口发展简表

年 份 人 口 数 资 料 来 源

道光二十年（1840） 19,891,000 《湖南近150年史事日志》咸丰元年1851） 20,648,000 光绪二十八年（1902） 23,6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