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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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新时间：2013-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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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未来走向

——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

一、建构目标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兴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又带着与生俱来的消极因素。这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交给我们的悖论，在悖论中开辟新的道路，这是我们一代人的宿命。面对着“时尚痉挛般的变化”，我也叹息：“所有的人都腰缠万贯，然而所有的人又都要一无所有。没有谁能忘记自己整个精神的突然贬值，因为它的匮乏太令人怵目惊心。”[50][p7]人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存在，他的需求是多方面的。物质的、感官的满足固然重要，对生命意义的叩问，也是人所不能回避和渴望有所回答的。人类创造了文化，并希望借助这个具有超越现实品性的意义世界来完成自身实现和升华。娱乐给予的只是瞬间的快慰，提升精神境界则是永恒的。人在消遣之外，潜意识里亦需要找寻生存的坐标，需要一种境界，一种恒定的形而上的精神寄托。纵观历史，通观世界，人类既要有一种对在场状态的世俗关怀，又渴望超越在场的东西，追求一种终极关怀。只要人类的良知还没有完全泯灭，就决不应放弃“为历史开新运，为万世致太平”的终极价值关怀。可当代大众文化过度关注对人类的世俗关怀，回避或忽略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文化说到底是为人服务的，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这两种关怀对人的发展来说是不可偏废的。因此，当代大众文化的理想发展方向应该是兼顾人类的这两种关怀，塑造全面发展的人，理想的大众文化产品，应当不仅能使公众获得深刻的感性愉悦，而且能在愉悦中被陶冶或提升，享受人生与世界的自由并洞悉其微妙的深层意蕴；应当不仅仅是为饥饿者暂时“塞饱肚皮”，而是要在快怡的欣赏与美娱之中给予吞食者以启迪和体悟、智慧和力量、熏陶和教育，并有效地实现其灵魂的净化和精神的升华、德操的建铸和人格的矗立。

当代大众文化是一场醉狂的盛宴，然而“醉狂终究要过去，接着便是凄冷的清晨，它随着黎明无情地降临大地。”[51][p97]文化不仅代表一个民族的形象，而且也是社会发展的价值系统、智力资源与人文环境。它的性质与品味，直接决定着社会的发展境界。“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们不仅要对自己负责，同时也要对下一代负责，面对无情的未来，我们有必要对当前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向予以引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大众文化的未来走向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众文化。

二、实践之途

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需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铸就理想支柱，确立正确的价值坐标，对大众文化进行积极引导。任何引导都是一种价值评价，对大众文化的引导也不例外。以何种价值标准来引导大众文化是十分必要的。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大众文化这种商业化的文化简单的用意识形态标准来衡量是不现实的。但是，作为一种文化，它与一般商品又不完全相同，因为它是具有意识形态的特殊商品。我们认为，对待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应当根据党的十五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建设的基本纲领，来确立它的价值坐标参照系。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尽管党的十五大提出的这一文化建设纲领是主要是针对性国家主流文化而言的，并不是针对大众文化的，但是既然我们把大众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来对待，那么，把这一纲领作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建设的坐标就是合理的，切合实际的。按照这一价值坐标来引导大众文化建设，也就是提倡真、善、美的文化，抵制假、丑、恶的文化。这种引导不仅包括文化产品的生产，也包括大众对文本的阅读。这里应处理好两个问题：一是正确处理好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与消费娱乐性二者的关系，把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意义和消费娱乐意义兼顾起来，不可偏废哪一方。二是正确处理大众文化产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辩证关系，要坚持两个效益协调统一的原则，既要重视大众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也要重视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尤其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

第二，营造人文语境，加强大众文化的人文提升。

大众文化自身所存在的各种不足和问题从客观上要求对它的发展过程必须进行调节和控制，也就是对它进行人文提升，对大众文化的人文提升实际上就是对大众文化产品注入人文精神，“所谓人文精神，应当是人的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最高展现。它是在历史中形成和发展的，由人类整个优秀文化积淀、凝聚、孕育而成的精神。……人文精神是人类理性在价值方面的显现，是汇聚于整个人类文化生活的内在灵魂，它以追求真善美的崇高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52]对大众文化的人文提升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国家、社会、文化界协调行动，但就整个文化系统来说，关键是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之间配套联动、形成相互制约与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

首先，加强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品味提升。

精英文化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人文知识分子创造、传播与分享的文化。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和付诸实践，人文知识分子很快从社会前台整体性地退到了幕后。加之人文知识分子自身的分化，社会上理性的批判和正义的呼声日渐稀薄，这从客观上使大众文化的负面效应能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但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精神历程业已证明，大众文化绝非神话，它或许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暂时的欢娱、释放需求，却不能解决现代人普遍的焦虑，压抑、躁动以及对任何事物都了无兴趣的深层问题。因此，知识分子重建引导社会发展的精神世界并非一厢情愿、徒劳无益之举。再则，人文入知识分子自古以来便是社会理性与良知的保持者，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仍然应该秉承这一光荣的传统——自觉摆脱对所谓“权威”的依附，不人云亦云；自觉抑制金钱的诱惑，不唯利是图；自觉保持与大众的距离，不媚俗讨好，持之以恒地发出理性的匡正之声、正义的批判之言，使大众文化的世俗性与娱乐性持之有度，不至于跨越“雷池”。同时，人文知识分子应当千方百计地向大众“推销”文质并茂、雅俗共赏的文化精品，真正让精英文化在文化市场上“三分天下有其一”。

其次，充分发挥主流文化的主导和规范作用，保障大众文化健康有序发展。

主流文化反映着国家的根本意志、文化趋向和价值观，它的积极功能的充分而全面的发挥是保证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进步和民族团结的精神因素，是促进当代中国社会顺利转型、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成功的鼓舞力量。改革开放以来，主流文化经过解放思想和改革创新，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宏大与包容，主旋律的弘扬与“多样化”的实施并行不悖。同时，主流文化以通过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实现了对大众文化的有效调节和控制，将大众文化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确保了国家意志的实现和意识形态的统一。但两者之间的平衡和协调还未达到理想目标，失调、摩擦和对峙还有所表现，“主旋律”的权威性受到削弱，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大量以暴利为目的的黄色、黑色文化现象。必须大力弘扬主流文化，发挥主流文化的主导和规范作用。对大众文化引导规范，保障大众文化健康有序发展，是维护国家形象和长远利益的严肃任务。

最后，加强社会审美教育，提高大众的审美素养

大众文化的负效应之所以能滋生蔓延，固然有其自身的因素，但与大众的某些低级趣味的推波助澜也不无关系。马克思指出：“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53][p94]这启示我们，大众的审美层次提高，文化消费观念的改变，文化消费结构就会随之而变，审美价值较高的文化商品的地位便会攀升，从而敦促大众文化的生产者主动地“升级换代”，提高大众文化商品的“含金量”。总之，大众审美素养之高低直接影响大众文化的面貌与品味。所以，全方位、多层次、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大众的审美教育已势在必行，这不仅是教育、宣传部门的职责，也是全社会的责任，因为它已经涉及到民族素质的问题。各级文化部门尤应以高度的使命感、创造出大量的思想健康、艺术精湛、形式多样，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真正做到为人民大众服务。当然，至关紧要的是各级政府应逐年加大投入，以文艺下乡，城市雕塑、街头报栏、村社画廊等途径，大力提高群众的审美素养。

第三，制定健全的文化市场法规，引导大众文化顺利发展。

文化是一个国家形象的象征。在我们的社会，文化建设必须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相匹配，不仅如此，文化建设还要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提供价值导向和智力支持。一个国家的形象往往通过文化直接体现出来。因此，制定健全的文化市场规范，是维护国家形象和长远利益的严肃任务。

首先要对大众文化市场进行规范。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市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文化体制的改革，文化产业的兴起，文化市场才逐步发展起来。文化市场的形成，为大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同时，我们也看到，当前文化市场还不成熟，存在着许多市场行为不规范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采取行政手段和法制手段相结合，通过对文化市场行为进行规范，使其健康有序的发展。其次，要制定正确的文化政策和文化发展战略，为大众文化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和良好的政治环境。在这方面，我们也需要借鉴其它国家的有益的经验，以提高我们的文化管理水平。这在当今世界文化交流日益增多，文化思潮瞬息万变的情况下尤其必要。

第四，坚持综合创新原则，博采一切优秀文化之长。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发展的动力，在建设有中国特色大众文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综合创新的原则，正确处理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同传统民间通俗文化、西方大众文化的关系，把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建设成为立足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继承传统文化优秀遗产、面向世界开放的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

我们在大众文化发展上坚持综合创新，就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必须排除盲目的东方文化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的狭隘主义文化观，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开放胸襟、容纳古今的兼容态度博采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之长，以打造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另一方面，必须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根据当代中国的实际需要来吸收、取舍传统民间文化和西方大众文化，树立一种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的时代意识，弘扬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科学地辩证地对待各种大众文化资源，创造既有民族特色又体现时代精神的集世俗关怀和终极关怀于一身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众文化。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的建构是切实可行的，它既有时代性又有民族性。它的时代性表现在能够站在文化发展与文化交流的前沿，博采外域文化之长；还表现在由于处于多元文化格局的时代，具有了兼容性的品格，从而与其它文化相沟通，吸收有利于自身发展壮大的因素。它的民族性则表现在能从五千年古老文明中吸取健康发展的营养，继承包括革命大众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并加以创新；还表现在它深深根植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土壤之中，是大众生活方式在文化中的自觉追求和表现，并将随中国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时代性使它保持不断创新的强劲势头，民族性则使这种创新具有深沉的内在功力，形成自己鲜明的特色，在世界大众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

结语

行文至此，本文的写作也可以暂告一段落。

通过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理论史的梳理、功能论的探析以及价值判断标准的厘定，立足现实和时代的视野，至少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兴起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实践，因此说它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大众文化的发展壮大又对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中国文化的真正现代化起到了巨大的历史推进作用。同时由于转型时期文化秩序整合的不健全以及当代中国大众文化自身的局限性，也带来了诸多不尽人意的负面效应。

价值论是当今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也是难点问题，价值判断标准的厘定是价值判断科学合理的前提性条件。我们以历史原则和道德评价双管齐下，以事实判断为基础，本着现实的眼光和客观的态度，给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作价值定位。由于这一评判标准的合法性还是一个有待深入挖掘的问题，因此，评判标准的合法性地位的确立将是日后有待攻克的难关。

如同大众文化在当代中国还只是刚刚兴起一样，我们的大众文化研究也只能是刚刚起步，对其价值定位也只能是探索性和尝试性的，充其量只是我们的一家之言。如果能通过我们的研究尝试而引起更多的人关注大众文化，研究大众文化，给大众文化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建设性意见，那么我们的初衷也就达到了。

注释：[2]（英） M. Arnold,Potery and Prose,London:Ruppert Hart Daus,1954.

[3](英)安德林. 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4][5][38][39] 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 洪佩郁、蔺月峰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0.

[6] 吴士余. 大众文化研究[M]. 上海：三联书店 ,2001.

[7] （美）D. Macdonald,A theory of mass culture, in Mass Culture , edited by B. Rosenberg and d. M. White, New York .

[8]（美）詹姆逊. 马克思与形式[M].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5.

[9]参见（美）丹尼尔•贝尔.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 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 1989.[11] （英）迈克•费瑟斯通. 消费主义与后现代主义[M]. （刘精明译）, 北京：译林出版社, 2000.

[12][41]徐贲. 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6]（英）伊格尔顿. 当代西方文学理论[M]. 王逢振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17](美)邓肯•米切尔. 新社会学词典[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18]（美）纳思•瓦尔马. 现代化问题探索[M]. 北京：知识出版社,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