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文史合一”观在文学研究转型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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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新时间：2013-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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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史主义“文史合一”观在文学研究转型中的意义

一、当今社会文化思潮主流的历史及现状

（一）文化研究的产生及发展

在当今西方学术界，文化是人们谈论得较多的一个话题，也是经常出现在许多学者笔下的一个词语，经典文学研究正面临着文化研究大潮的冲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伊格尔顿指出：“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话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这个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圈内颇为时髦的话题实际上属于文化主义的教义。”[39] （P3）“文化研究”已成为一个全球范围的关于“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之后的又一个时髦词藻。这股文化大潮来势凶猛，对传统的文学研究构成了有力的挑战，以致一些传统型的学者担忧面对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冲击，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究竟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和价值，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对文化大潮持乐观、欢迎的态度。早先的文化研究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学术界，其出发点是文学，以理查德德•霍佳特的专著《有文化的用处》和雷蒙德•威廉斯的专著《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为标志。在当今的文化研究诸流派中，影响最大的是始自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该派的创始人是新批评家利维斯，他所开创的文学研究形式又称“利维斯主义”，利维斯的文化研究概念仍以经典文学研究为核心，与当今西方所风行的文化研究是不相容的，但它却往往被认为是当代文化研究应当超越的对象。后来，霍佳特、威廉斯等人的研究就超越了利维斯的经典文学研究的模式，扩大了文化研究的内涵，从注重文学经典逐步转向其它文化形式，其中包括影视制作、文化生产、音乐、广播等通俗文化艺术甚至消费文化。

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文化研究的范围早已扩大了，其走向也出现了多极化的趋势：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批评取向，有后结构主义的消解逻各斯中心的解构取向，也有女权主义者对男性世界持批判态度的取向，更有以削弱和批判帝国主义和宗主国的文化霸权的后殖民及第三世界批评取向等等。可见，文化研究是从文学研究出发，最终又超越了经典文学研究的模式。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在西方后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中兴起的文学批评方法和文化研究有什么关系呢？

（二）新历史主义和文化研究的关系

美国新历史主义批评的领军人物格林布拉特提出用“文化诗学”来形容这一学派的文学批评，认为“文化诗学”比“新历史主义”这一名词更适合形容这一派的所作所为，他们以文化人类学的方式把整个文化当作研究的对象，而不仅仅局限于研究文化中那些我们认为是文学的部分，和“文化研究”者一样，他们大胆跨越各学科界限，广泛借用如精神分析、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各种方法，更重要的在于：新历史主义不是一种宗旨或有系统的理论，而是一种文化批评的实践。因而詹姆逊认为“新历史主义无疑是文化研究的竞争对手，无论从哪个历史角度来看，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都是一脉相承的症状。”[42]（P401）虽然新历史主义批评家的主要成就在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与社会，但事实上，他们对于诸如殖民政策、女权问题、种族歧视、大众传媒等许许多多必然涉及当代的主题，也给予了相当的重视，讨论也往往触及政治层面，而这一切和当今风行的文化研究非常相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些学者又将新历史主义称之为“文化批评”，新历史主义是通过对于当代问题的关注来展开其文化批评的。

新历史主义认为我们称之为隐喻、象征、寓言、再现，尤其是摹仿等文学批评论及艺术作品反映历史事件之间关系的一套熟悉的术语，用来说明当代许多文化现象是不合适的，甚至对于过去的文化也一样无力，因为这些术语只局限于狭义的文学研究，着眼于经典的文学文本，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之间有着复杂的“话语交流”，是一种“文本互涉”、相互生成的关系，文学活动和文学文本不是超历史的审美客体，它们是一定的社会文化、权力、政治结构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文本仅是诸如宗教、历史、哲学、法律、科学文献等众多文本的一种存在形式，“非文学文本”本身也是文本的一种存在形式。因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我们还和以前那样局限于传统的经典文学研究是不适宜的，而应该从关注小文本，即词语、人物、情节、喻意等，转向关注大文本，即阶级、性别、文化、社会、话语及权力运作等层面，实际上，这正是文化研究正在从事的工作，因而我们其实很难将新历史主义完全排除在“文化研究”范围之外。当然，新历史主义的文化研究的前提是将文学文本和各种社会政治、历史背景都视为一种共时性的文化文本，“文史合一”实际上是一种文本合一，在这种共时性的文本基础上进行文本之间的交流、互动、流通、协商。

二、新历史主义对传统文学研究的超越

（一）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的“互文性”

新历史主义所从事的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研究，他们关注的对象是整个文化，这一转变是和新历史主义的理论主张直接联系的。新历史主义恢复了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重新关注历史语境对文学研究的重要性，但是新历史主义并不是要回到历史事实，而只是提供一种对历史的阐释，新历史主义者对那些过去的事实已经没有传统历史主义者所具有的兴趣。可是，新历史主义却始终不能消除人们心头的印象，总给人以一种它就是历史所指的感觉，新历史主义从根本上是凭借了后结构主义的“文史互通”而给人造成这种感觉的，它把客观存在的“历史”等同于文本形态的历史，而这种形态的历史又与文学没有了根本的区别，历史与文学可以合二为一。这样，传统历史主义认为历史语境决定文学文本的观点就受到了冲击，因为历史语境本身也成了一种文本，它与文学文本并不是一种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而是相互证明、相互印证的“互文性”关系，一种文本的产生是一定的“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共同作用或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相互关系也被称为“文本互涉”或“互文性”。所谓“互文性”是来自于解构主义的一个理论观点，它认为所有的文本都存在“互涉”现象，一个文本中的每一个字、词、句或片断都是对这一文本之前出现或围绕着它的周围的其它文本的复制，每一个文本都是对其它文本的吸收和转化，文本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这种互文性关系无处不在，任何文本都是在和其它文本的相互作用之中产生的，文学文本也不例外。

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之间是一种互相吸收和转化的关系，新历史主义就是要研究文学文本与“文化系统”的联系，以一种文化系统中的共时性文本来代替一种自主的文学历史中的历时性文本，新历史主义把文学理解为构成某一特定文化的符号系统的一部分。对于文学与文化的关联方式，格林布拉特认为文学不是作为文化之塔的顶层高居于生活方式和历史，制度的层次之上，而是以三种相互联系的方式在文化的意义系统中发挥自身的功能：一是作为特定作者的具体行为的体现，传统的作者传记型文学研究关注的就是这一方面；二是作为文学自身对于构成社会规范的编码的表现，侧重于意识形态分析文学批评对这一方面尤其关注；三是作为对这些社会规范的反省观照，这一方面的研究趋近于社会学研究。“提出‘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就在于沟通、协调上述三种话语，防止由单一视角的偏执所造成的见木不见林的盲视，以便在文化的整体网络中重构艺术作品，作家和读者生活之间有机联系。”[43]（P97）格林布拉特在《通向一种文化诗学》中，要求在传统的文学批评术语（如模仿、隐喻、象征、寓言、再现）之外寻求能够适应扩大的“文学”观的新术语，可见“文化诗学”虽然致力于恢复文学的外部关系，但其理论重心已从文化中的文学转向了作为文化文本的文学，从而使文学研究发展成为文化研究。

这一点也可以使新历史主义和传统历史主义区别开来，因为传统历史主义虽然也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文学的外部联系上，但是历史、文化仅仅是文学的背景、语境，文学是对这种背景、语境的反映，而新历史主义则认为文学本身就是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文本，它和其它文本互为语境、互相参照。

（二）重构历史文化语境

新历史主义主张“文史合一”，突出其“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的特征，使历史等同于本文，从而改变了历史同文学的关系，它们都是一种话语实践、语言叙述，因而谁也不比谁优越，不再是过去那种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在新历史主义看来，历史叙述具有虚构性，“事件”潜藏在“故事”当中，我们无法直接把握；而文本具有历史性，在虚构中有真实的因素，因此，重构历史文化语境，仅仅通过对历史著作的阅读是不可能达到的，因为“历史”已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像碎片一样散居在各种话语实践当中，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就不能局限于历史话语，而必须打破话语领域的界限，使各种共时性本文互为语境，互相参照，不断在各种话语领域间穿行、振摆。

“文史合一”使任何局限于单一文本分析的做法显得陈旧、落伍，而使在各种文本之间穿行、振摆的分析和阅读本文的方式成为必然。但是，新历史主义批评在共时性文本间的振摆或阅读，与传统历史主义对“历史背景”的考察有极大的区别。传统历史主义者对历史背景与本文关系的考察，其目的是想说明本文对历史背景的反映程度以及此本文之所以是此本文的历史必然性，而新历史主义则认为文学是在文学之外的各种文化要素系统结构中生长、发育的，因而也必须从这一文化系统中综合地返回到文学研究自身，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注重以文学为重心的文化系统研究，认为这种研究乃是文学研究的根本性前提条件，而且这种文化系统并不是指各种要素孤立地存在，而是各种要素间相互作用、相互生成、相互塑造的动态的“势态”，文学文本的意义在这种“势态”中被敞开，并对它所从走出的文化系统产生动力，这种文化系统结构也就是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文化语境，新历史主义者强调“文史合一”，他们对共时性文本进行阐释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本文世界去重构历史文化语境，以重新勾勒出作品当初产生时的社会文化语境。

格林布拉特认为“……文学批评，因而也必须意识到自己作为阐释者的身份，同时有目的地把文学理解为构成某一特定文化的符号系统的一部分；这种批评的正规目标，无论多么难以实现，应当称之为一种文化诗学。” [44]（P79-80）新历史主义在对文本进行阐释时，往往在文学文本和历史文本之间穿行、振摆，从中发现过去从未注意的历史事实，从而重建和恢复了那一时期的历史文化语境，也使得这种文学批评的方法充满了一种文化色彩。

新历史主义标志着文学研究的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任何执着于文学作品各要素之一的研究，任何一种单纯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都被当成新历史主义的“结构性语境”的一元而被推入历史。此时，文学不再仅仅只具有审美欣赏的功能，而具有一种大文化功能，新历史主义注定摆脱不了和文化研究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新历史主义通过这种对历史文化语境的重构，揭示出历史事实中的新的内涵，具有一种意义生成的功能，给身处于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以新的启示，这应该就是新历史主义的现时代价值所在。

结语

新历史主义的“文史合一”观是文学理论史上关于文学和历史关系的论述的一种新的发展，不仅是强调了历史和文学之间的联系和相似性，而且能引起人们对历史和文学二者各自的性质的思考，因而具有更多的学理方面的意义。人们究竟应该将历史当成一种科学文本还是当成一种文学文本来阅读呢？在这里，历史文本所具有的“话语叙述”的性质肯怕是人们回避不了的，但是，这样一来，历史就会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既像是科学文本又像是文学文本，人们还能再相信历史吗?这应该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

另外，在我的论文写作中，对新历史主义和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述，应该是可以更加深入和具体一些的，但是一方面自己手头掌握的材料不够全面，另一方面由于自己学力功底尚浅，所以写得比较粗略，如果假以时日，通过自己的继续学习，相信自己应该能够更好的驾驭。

注释

[1]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3][6][19]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4]考莱布鲁克．新文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5]弗莱．批评的剖析[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

[7]尚书•尧典[A]．中国历代文论选[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9][10]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A]．刘世德．中国古代小说研究[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1]钱钟书．谈艺录[M]．上海：中华书局，1984．

[12]亚里士多德．诗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14]伊思•瓦特：小说的兴起[M]．上海：三联书店，1992．

[15]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16]陆贵山．中国当代文艺思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17]格林布拉特．走向文化诗学[A]．维塞尔．新历史主义[C]．纽约，普特莱奇大学出版社（英文版），1986．

[18]朱立元．现代西方美学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