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扬建国前的现实主义理论

论周扬建国前的现实主义理论

现实主义问题，是周扬整个文艺理论体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在他看来，“中国的新文学是沿着现实主义的主流发展来的。现实主义和文学的功利性常常连在一起。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不曾占有过地位。”陈顺馨认为，周扬的现实主义理论源于“影响的焦虑”，即对苏联文艺变化与国际左翼文学的紧跟。[49]（P93）刘锋杰则指出，周扬对文艺规律的探讨具有受动性、间断性，以及认识的滞后性等特点。他对艺术规律的探讨首先要取决于他是否能超越政治思维的预定性而进入艺术思维空间。他一直在克服着这一障碍，这一障碍也在克服着他。由于这种受动性，周扬文艺思想对于政治环境的依赖性很强，他的探索常常被峻急的政治形势所打断。“周扬把政治置于创作的中心，他完成的是政治文学的证明，尽管他也谈现实主义，但他的现实主义已被政治化。”[50]

以上论述均从整体上把握了周扬现实主义理论（特别是建国后）的主要特点，但综观周扬建国前的理论著作，我们不难发现上述观点难免有所偏颇。因为周扬除了提倡现实主义，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俄苏的现实主义作品外，还逐渐建构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现实主义理论模式。尽管周扬的现实主义理论不免有模仿苏联的痕迹，但它已经与中国当时的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同时周扬也格外注重能够用于指导反映中国现实的、并和中国源远流长的写实传统相一致的现实主义理论。正如朱辉军所说：“周扬正是在现实主义这一点上，找到了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中国现实、中国传统结合的结合点，从而使马克思主义逐渐获得了中国的现实特点和民族特色”。[51]

一、 建国前周扬现实主义理论的嬗变过程以及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

周扬对现实主义理论的探讨，直接源于苏联现实主义理论思潮的影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周扬对现实主义的阐述中，引证的大多是高尔基、斯大林以及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他倡导的现实主义多称之为“新的现实主义”，“先进的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它是与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相对而论的。然而，周扬并不希望中国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仅仅是对苏联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拙劣模仿。他在《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一文中曾经提醒人们，“这个口号（指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引者注）是有现在苏联的种种条件做基础，以苏联的政治——文化的任务为内容的。假使把这个口号生吞活剥地应用到中国来，那是有极大的危险性的。”[52]（P114）这一点足以说明周扬的文艺观念中蕴含着实事求是的品质，反对一味模仿的创新精神。

周扬对现实主义理论的探讨不是一成不变的，他随着时代的变化而相应地调整其理论，真正做到了与时俱进。综观周扬建国前的文艺论著，我们不难发现其现实主义理论有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

周扬的现实主义理论起始于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探讨，这同时也为他后来致力于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的体系预设了方向和奠定了基础。1933年4月，周扬在《现代》杂志上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是国内最早介绍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周扬对前苏联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口号产生的背景做出了恰当的分析，同时也对这一理论的内涵进行了详细的界定和评述。周扬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产生有着坚实的创作基础，它包含着革命浪漫主义的因素并因之使自己“更加丰富和发展”。他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形成是对前苏联极左拉普派“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有力否定。但是，周扬并没有因为强调艺术的特殊性而抛弃辩证唯物论，他同时又充分肯定了正确的世界观对于文学创作具有决定性意义。他说：“巴尔扎克之所以不能达到现实之全面的真实的反映，也就是因为他的世界观的局限性和缺陷的缘故。”在这里，周扬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潜能，极力拓展了它的深度，高度弘扬了它的革命性和科学性方面的优势。虽然这是一篇带有明显译介性质的文章，但周扬对文学创作指导思想的高度重视也可见一斑，这体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所具有的思想和素质。此文既是中国左翼文坛第一次把苏联文艺界尚在讨论中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口号全面介绍到中国来，也是全面清算“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开始。同时这篇文章也充分表明周扬已经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解决问题了。到延安后，周扬的现实主义理论在以前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在《现实主义和民主主义》（1937）一文中，周扬明确指出：“对现实的忠实并不是对现实的跪拜，作家有想象和幻想的最大权利。立脚于现实的作家应当尽量发挥他们的创作的个性，对各种新的形式和手法作大胆的尝试和探求。”[55]（P227）同时他又引用王国维的一句诗“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周扬认为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不是对客观外物的简单模仿，而是通过作家的主观能动性对客观外物进行加工改造，融进作家的主观情感和想象。在此，周扬既强调了形象思维在作家创作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又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作了明确的区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周扬旗帜鲜明地走上了“革命的现实主义”道路。他说：“这种现实主义应当具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为基础，这个世界观并不是单纯从书本上所能获得的，首先要求作家艺术家直接地去参加群众的实际斗争；再一个是它应当是以大众，即工农兵为主要的对象”。[57]（P418）

那么，引起了上述变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时代的压力是促使周扬现实主义理论产生转变的主要原因。早在《现实主义和民主主义》一文中，周扬就曾指出，“我们并不主张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但是两者的关系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社会情势急激变化的时期，这种关系尤其明显，……中国是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每个有民族良心的作家都不能对于政治采取超然的态度。”[58]（P228）到延安后，周扬主要活动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在这里，文艺的服务对象是广大的农民群众，对文艺有新的需求。而文艺工作者与这种新的需要存在不相适应的状况，在这种情形下，周扬根据《新民主主义论》与《讲话》精神，强调表现新人物、新世界，强调继承民族民间文艺传统，创造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

其次是受苏联文艺思想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影响。夏衍在1991年论及周扬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他（指周扬——引者注）受苏联文艺思想的影响，后来是受毛主席的《讲话》的影响。他的文艺思想，可以说基本上是受苏联的影响。”[59]（P44）三十年代，是整个世界向左转的时代，中国的革命者从苏联得到鼓舞，以苏联为榜样，革命文艺运动的参加者们也不例外。周扬虽然算不上是中国介绍和研究俄罗斯和苏联文学的专家，但他这方面的工作，当时是合乎时代潮流、适应社会需要的。到延安后，周扬对于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伟大作用有了足够的认识，同时，毛泽东又十分器重周扬，因此，“富有感情的周扬同志对毛泽东同志不仅怀有崇敬感，而且怀有知遇感”。[60]

第三，周扬自身的原因。周扬从踏上文坛开始，就喜好急功近利的现实主义作品，同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也不可能远离政治。朱辉军指出，“当时代的需求和领袖的意志要求他转向政治时，他的过渡也就十分自然和顺当了，尽管这期间也会在内心产生矛盾和冲突，但社会责任感、艺术欣赏倾向以及时代的压力和领袖的意志马上就把这些矛盾和冲突压抑下去了”。[61]所以周扬一开始便自觉地向国际普罗文学看齐，他凭着自己的优势，以翻译走上中国文坛，翻译成为他重要的文学实践，也是他理论的来源与依据。他对革命文艺的最初认识来自美共作家高尔德的作品。后来周扬又从英文转译了一批苏联作家以及匈牙利作家易烈希的作品，作品中一批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形象，以及其中强烈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对周扬的文艺思想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周扬早年曾经接受西方哲学的影响，留日期间又接触了那里的革命文学。他时刻关注国际左翼文坛尤其是苏联的文艺动态、文艺政策。因此，在他担当“左联”领导人之后，更是自觉地把中国的左翼文学纳入国际的大潮中的。

二、周扬建国前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

如果对周扬的现实主义理论作进一步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周扬在批判地继承外国（特别是俄苏）的现实主义理论的同时，对它进行了系统地改造，逐渐建构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

（一）周扬建国前的现实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

高度重视和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艺发展观和实践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和显著的优点，这有助于我们区别苏联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异同。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周扬在介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清算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错误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了发展的观点与实践的观点。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静”的现实主义的最大分歧点，就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在发展中，运动中去认识和反映现实的。他引用了卢纳察尔斯基的一段话来加以说明：“看不见发展的过程的人是决不会看见真实的；因为真实并不是不变化的，它并不是停顿的；真实是飞跃的，真实是发展的，真实是有冲突的，真实是包含斗争的，真实是明日的现实，而且它是应该从这一方面去看的”。[62]（P110）

在强调发展观点的同时，他又认为“世界观这个东西是在作家的努力及其社会的全面实践中发展的。”[63]（P108）因为“决定艺术家的创作方向的，并不完全是艺术家的哲学的观点（世界观），而是形成并发展他的哲学，艺术观，艺术家的资质等的，在一定时代他的社会的（阶级的）实践。”所以，作家应该在实践中与发展着的现实取得有机的关联，使自己的主观和客观的潮流相汇合。对于现实的绵密的观察和研究，可以领作家走向正确的世界观。他从实践的角度接受了恩格斯的现实主义创作实践可以纠正作家世界观的缺陷的观点，“历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的作家在实践中观察，研究，分析现实的结果，往往违反了他们固有的世界观，达到了艺术上正确而有益的结论。”[64]（P157）因此尽管周扬在早年接触过比他的同辈人相对较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籍，但他从来没有拘泥于理论的束缚，他的文艺思想主要着眼于中国革命文艺的实际问题，如关注民生，关心民众，心系文艺的大众化等等，这在发表得较早的《关于文艺的大众化》一文中已初显端倪，以后在《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新的人民的文艺》等一系列文论中不断得到重申与深入探讨。他于1944年编选出版《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的序言，是紧紧抓住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理论核心即文艺为人民大众这一理论主题展开的，这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从而也是周扬的文艺思想的内核。这种注重生活实践以及注重生活实践的主体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使得周扬的文艺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实践观与阶级论、人民意识的结合，这包含了一种因时而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文化品质，从而做到努力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一股具有努力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维内驱力。

正基于此，周扬在探索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过程中，努力做到了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在一起。离开这一点而对周扬文艺思想所作的探讨都毫无意义。

（二）周扬建国前的现实主义理论的内在体系

现实主义作为一个历史的、发展的范畴，它应该而且必须随着现实生活和文艺实践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更新与发展。笔者试从周扬的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出发，探寻周扬建国前的现实主义理论内在体系。

1、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有论者认为，周扬所说的“生活”与政治密切相关，即生活的本质或具象化了的政治，他的“生活观”往往和政治纠结在一起。[67]笔者对此表示认同。早在1932年，周扬在《关于文学大众化》一文中就明确指出：“大众文学的内容应该是什么呢？不管题材的复杂性，我们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描写革命的普罗列塔利亚特的斗争生活”。[68]（P27）抗战爆发后，他又说：“在今天……文学的最大使命就是在各方面来反映和鼓吹这个抗战，影响并教育群众来参加这个神圣的战争，要达到这目的就需要把文学和民族自卫战争更密切地结合起来”[69]（P237）。所以他认为要成为一名作家，“首先当然是要有生活，然而却决不可以为一有了生活，便万事大吉了。更重要的，是要有认识生活，表现生活的能力，一种思想的和技术的武装”。[70]（P329）因此，从整体上说，周扬的“生活观”主要指人民生活、时代生活或政治生活。除了强调文学的真实性之外，周扬也没有忽视对民族形式的改造与利用。“民族形式”这一口号最初由毛泽东提出。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做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他指出，要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结合起来，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76]（P534）1940年1月，毛泽东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77]（P707）周扬接受了毛泽东这一论点，并运用到文艺上的民族形式问题讨论中来。他说：“用简洁明了的文字形式，在活生生的真实性上写出中国人来。这自然就会是‘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就会是真正民族的形式”。[78]（P302）在此，周扬把民族形式看作是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问题，没有把旧形式与民族形式与“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等同起来，因此，周扬的看法为当时许多文艺家所接受。

2、重视作家的主观能动作用

周扬历来重视作家的主观能动作用。早在三十年代初周扬与苏汶的文艺论争中，就已贯穿着这一思想。在《文学的真实性》（1933）一文中，周扬认为苏汶的“镜子反映论”“完全否认了认识的主体（作家）是社会的、阶级的人这个自明的事实。”并指出，作为认识主体的人，是随现实而变化发展的，现实和认识，客体和主体，是在社会及其实践的发展过程中找到它的辩证的统一的。[79]（P60）在朱辉军看来，“这对于象周扬这样的客观论者来说，实在是太出人意料了”。[80]

到1936年，周扬在《现实主义试论》中批判了孟式钧把主观对客观的关系完全看成被动的并对客观的盲目力量给予过分夸大的思想，肯定了艺术家主观力量在创作中的作用。“虽说周扬只是侧重于认识主体及其世界观的作用方面，但他对作家艺术家主体力量的肯定，在中国文艺理论的初创时期是功不可没的。”[81]在以上论述中，周扬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创作主体。对于作家而言，反映生活不是直观的、被动的，作家与生活，主体与客体始终处于辩证的矛盾运动之中，周扬将创作过程概括为作家与生活的“格斗”过程，通过体味和评论王国维“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理论，批判了创作上的自然主义，深入阐释了“格斗”的含义。周扬借用了一个生动有趣又饶有理论色彩的比喻：“一大堆潮湿的干草垒在那里，里面有火在潜燃着，却烧不出来，尽是在冒烟，这样酝酿又酝酿，于是突然一下子，完全出你意外地，火从里面着出来了，火舌伸吐着，照得漫天通红。这个火就是融化了客体的主观，突入对象的热情。借用王国维式的表现法，叫做‘意境两忘，物我一体’。这是创作的最高境界。”[83]（P329）这样，作家还应具备认识生活，表现生活和分析生活的能力，具有一种艺术创造力。周扬对创作主体的理解，最根本的一点是强调其主观能动性在创作中的作用，强调反映生活、表现生活不是机械照搬。“较之30年代初，周扬的主体理论已出现了突破，没有仅仅停留在认识主体的世界观的角度，而深刻切入了创作主体的最本质层次。”[84]

然而，周扬这里所论及的创作主体主要是阶级和党派的主体，或者说是理性化和社会化的主体。纵览他建国前的全部文章，你很难发现创作主体丝毫非理性和非社会性内容。周扬的创作主体是符合阶级性、党性等共性规范的主体。因此，他明确指出，新的现实主义“要在形象的形式中，描画出现实的完全的真实的光景，作家就有通过现实的社会的实践去和劳动阶级结合，把劳动阶级的世界观变成自己的世界观的必要。”[85]（P107）从这里我们不难发现，作家个体的感性生命被周扬无情地摒弃于理论视野之外，作家的艺术修养等被他置于次等和从属地位，而作家“完整的，各部一致的，没有内在矛盾的世界观”却被他抬到“第一等重要的位置上”[86]（P159）这在无形中以世界观的先决性取代了现实主义的规定性，使现实主义变成了一个依附于世界观而存在的、失去了作为艺术方法独立存在的空洞概念。

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周扬在论述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并没有把世界观的决定作用绝对化而忽略艺术的特殊性。他在批判“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错误的同时指出，“虽然艺术的创造是和作家的世界观不能分开的，但假如忽视了艺术的特殊性，把艺术对于政治，把艺术对于意识形态的复杂而曲折的依存关系看成直线的，单纯的，换句话说，就是把创作方法的问题直线地还原为全部世界观的问题，却是一个决定的错误。”[87]（P106）作家的世界观是通过艺术创作过程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表现出来的。艺术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以形象的思维反映现实生活，“若没有形象，艺术就不能存在。单是政治的成熟的程度，理论的成熟的程度，是不能创造出艺术来的。”“艺术家是从现实中，从生活中汲取自己的形象的。所以，决定艺术家的创作方向的，并不完全是艺术家的哲学的观点（世界观），而是……在一定时代的他的社会的（阶级的）实践。”[88]（P105）可见，周扬是从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观点把握世界观的先决性的，在那个情绪容易激动的时代，能够对这个敏感问题做出如此冷静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周扬对庸俗社会学和阶级论的警惕和怀疑。

3、主张以形象反映现实，塑造艺术典型

作家究竟怎样从客观的社会生活出发，如何在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多更优秀的文学作品呢？周扬对此也做出了回答。周扬认为“文学必须当作文学来处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形象化、典型化创造人物形象的创作思路，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得到了实质性的阐释。

周扬认为，艺术的特殊性是形象思维。“若没有形象，艺术就不能存在。单是政治的成熟的程度，理论成熟的程度，是不能创造出艺术来的。”[89]（P105）这句话是十分深刻的，因为它道出了政治与艺术的辩证关系。在周扬看来，政治、思想固然重要，但既然是艺术，这种政治和思想就必须通过具体的生活事件，艺术地表现出来，形象地融化在作品中。空洞的说教，即使再高超，也不是艺术。从本质上说，艺术是幻想的事业，是创造的结晶。这种幻想和创造都是在形象的空间进行的。

早期的周扬是把文学的形象化问题与艺术形式连在一起的。在《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一文中，周扬讲了恩格斯对“文学的技巧”的看重、高尔基对“文学技术”问题的重视，继而说“作家为获得高度的表现技术，即，为达到更完全的形象化的努力，是正当的、必要的努力”。[90]（P107）这里所提及的“文学的技巧”、“文学技术”、“表现技术”主要属于艺术形式的范畴。尽管把形象化与表现技术联在一起实在牵强，但周扬对艺术形式的重视可见一斑。

周扬的典型理论主要是对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信中所提出的命题“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91]（P683）的具体阐释。与恩格斯一样，周扬对“典型性”的界定也基于“真实性”，并将其纳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典型化看作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重要特征。周扬对典型的最初论述基于恩格斯“这一个”的名言。从具体个性的“人”出发，结合自己的理解，在中国文艺界较早地认识到了典型的“独特的个性”，并且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个性对于典型构成的重要性以及个性与人性的矛盾统一关系。但在典型的创造上，周扬并没有一味盲从，对这一问题他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他指出“典型的创造是由某一社会群里面抽出最性格的特征，习惯，趣味，欲望，行动，语言等，将这些抽出来的体现在一个人物身上，使这个人物并不丧失独有的性格。”并认为“典型不是模特儿的摹绘，不是空想的影子，而是作者用丰富的想象力把实际上已经存在或正在萌芽的某一社会群共同的性格，综合，夸大，给与最具体真实的表现的东西。”但是，他又认为，写本质的真实就是要选择典型，“在杂多的人生事实之中选出共同的，特征的，典型的东西来，同这些东西使人可以明确地窥见人生的全体。这种概括化典型化的能力就正是艺术的力量。”[92]（P160-161）从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周扬所看重的依然是典型的社会性、思想性和阶级性，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典型的特殊性和丰富复杂的个性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显然，这种界定并不符合恩格斯的本意。庄锡华指出，周扬的“由某一社会群里面抽出最性格的特征，习惯，趣味，欲望，行动，语言等”，“体现在一个人物身上”，大概也会使人物丧失其独有的性格——个性的。[93]周扬这样理解，除了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政治文化日趋“左”转，受时代思潮的制约与影响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对“真实性”的认识上，混淆了“艺术真实”与“本质真实”的关系。这种失误，虽可以理解但令人遗憾。

4、把浪漫主义融入现实主义理论体系在周扬看来，“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在发展中，运动中去认识和发展现实的”[95]（P110），从运动和发展中描写客观现实，一面要写出种种否定的肯定因素，一面要反映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揭示社会主义胜利的本质，以鼓舞人们为更美好的将来而斗争。他说：“进步的作家要在历史的运动中去看现实，从现实中找出在时代的发展上具有积极意义的方面，而且要把那方面的未来的轮廓表现出来。他不但要描写现实中已经存在的东西，而且他要描写现实中可能存在的东西。”[96]（P127）从这一思想认识出发，周扬认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在本质上并不是对立的，是可以结合，而且应该结合的，它们自身就“常常互相错综，渗透，和融合”。[97]（P153）现实主义不但不拒绝，而且要把浪漫主义作为它的本质的一面，成为它的一个要素，一个构成部分。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写生活中发展的、运动的、本质的现实，而积极浪漫主义则“具有充实现实，照耀现实的作用”，二者结合，能加强文学反映生活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在三十年代的黑暗时代里，周扬把浪漫主义纳入现实主义理论体系，提倡二者的紧密结合，会使现实主义文艺在揭露黑暗的同时，给人们指明前进的方向，鼓励人们的斗志。从某种意义上看，周扬倡导这一创作取向，是无可厚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