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对社会思想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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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新时间：2013-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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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对社会思想的变化

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是属于上层建筑的内容，它们的变化均根源于经济因素的影响，同时，它们之间也互为作用，社会生活的变迁会引起社会思想的变化，而社会思想的演变也反过来更加促进社会生活的进步。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在对社会生活产生较大影响的同时，也使社会思想发生很大变化，当时的很多学者，如王安石、欧阳修、陈亮、李觏等都对商品经济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甚至成型于宋代的新儒学也受商品经济的影响，对商业具有很大的包容性。

（一）对商业、商人作用的再认识

两宋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使商业和商人的作用从更深、更广的层面上显现出来，这自然在思想界引起强烈反响，当时一大批思想家开始对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进行反省，重新认识商业和商人的社会作用，从商业亦为财富之源、商业富国、工商皆本、商人地位的提高等几个方面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

第一，商业与农业一样，也是财富之源

根植于传统农业自然经济结构之上的中国古代社会，一向贱视商业，“重农抑商”的思想也始终占有主要地位，无论是历代统治者，还是平民百姓，均视农业为本业而轻视商业的发展，甚至以经商为耻。降及宋代，社会经济高度发展，中国开始了从传统农业形态向工商业形态转变的过程，随之人们的生产、生活与商品交换的关系愈加密切，商业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于是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受到很大冲击。当时的思想家们认为，商业是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百姓安居乐业，“行商坐贾，通货殖财，四民之益也”[83]，甚至还认识到了不发展商业的危害，“商贾不行，物价腾踊”[84]。而叶适更从古代政策入手，说明“重农抑商”观念的不合理性。他认为，早在春秋时期各国政府就能“通商惠工，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85]，因此“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86]。既然如此，就应视二者为同一，在发展农业的同时，也不能轻视商业对社会经济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人们各方面的生活需求，繁荣市场，维持国家财政的正常运转。

这里就涉及到农与商的关系问题。农业和商业都是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二者之间并不是彼此孤立的，更不是相互对立和排斥的，而是有着互相促进、互惠互利的关系。虽然农业在中国古代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似乎可以不依赖商业而存在并得到发展，但那毕竟是落后时代落后政策的产物，甚至还可以说是中国封建时代一直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承认农业的基础作用，但以农业取代商业来发展社会经济显然是不可取的，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就是夸大了农业的作用而忽视商业的发展，以为发展了商业就阻碍了农业的发展，实际上，农业生产的发展确实是社会经济的基础，也是商业繁荣的物质前提和保证，它为商业的发展提供原材料、市场和劳动力，如果没有农业的发展，商业也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同时商业的繁荣也能为农业的进一步持续稳定发展创造条件，在互通有无的基础上刺激农产品的生产和农村市场的形成。

首先，商业的繁荣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甚至出现纯粹为商品交换而进行的专业化生产。商品化的农产品包括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其中粮食的商品化最为突出，“夫两浙之地，苏湖秀三州号为产米去处，丰年大抵舟车四出”[87]，将农民多余的粮食运到市场上出售，满足非农业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专业化生产的出现和加强也是商业繁荣的结果，正是由于商品交换的频繁和粮食生产的发展，能为非粮食生产人口提供足够的粮食，所以专业化生产如雨后春笋般萌生出来，为农村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平江府洞庭东西二山，在太湖中，……地方共几百里，多种柑橘桑麻，糊口之物，尽仰商贩”[88]，歙州农户“以茗、漆、纸、木行江西，仰其米自给”[89]，他们的生产行为已是一种明显的商业行为，以至于完全取代粮食种植，成为农民养家糊口的主要手段。

其次，商业的发展也使农民与市场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如前所述，农民的很多生活必需品，甚至包括生产资料均须从市场获得，而农民也进行向市场出售产品的经济活动，显然，市场对农村的经济生活起着一定的支配和调节作用。再加很多农民直接进入市场从事商品交换，更加体现了商业繁荣对农业、农民的影响。既然商业的作用如此重要，传统的“重农抑商”观点就是不合时宜的了，宋代很多思想家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提出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商业与农业均是经济繁荣的基础，二者地位相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同是国家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柱，“官民一家也，农商一事也。上下相恤，有无相通，民病则求之官，国病则资诸民。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辅，而非求以相病”[93]，商业与农业一样是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门，它在繁荣经济、互通有无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不应轻视商业的发展。商业虽然不能增加社会财富的总量，但却能通过市场交换对社会财富实行再分配，在此过程中又可大大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繁荣社会经济，稳定社会秩序，“官民农商各安其所而乐其生，夫是以为至治之极”[94]，所以不应厚此薄彼，扰乱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

第二，发展商业以富国、富民

富国富民思想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影响颇大，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孔子、荀子、商鞅等思想家提出了各自的富国富民主张，他们生活的时代，农业生产率还较低，人口也不多，所以必须保证有足够的农业劳动力才能保障人们的基本生存所需，若是大量人口弃农从商，则势必造成国家的贫困，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才产生了“重农抑商”的思想。发展到两宋之时，在农业生产力提高、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面前，传统思想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于是很多思想家提出了新的富国主张，其最基本的中心思想就是以通商来达到富民、富国、强兵的目的。

北宋时期的李觏最先从财用的角度阐述了富民富国思想，“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盖城郭宫室，非财不完；羞服车马，非财不具；百官群吏，非财不养；军旅征戍，非财不给；郊社宗庙，非财不事；兄弟婚媾，非财不亲；诸侯四夷聘问，非财不接；矜寡孤独，凶荒札瘥，非财不恤。礼以是举，政以是成，爱以是立，威以是行。舍是而克为治者，未之有也。是故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95]，不仅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均与财用有关，而且还将其作为礼、政、爱、威的物质基础，所以作为统治者，必须以富国作为治国之大政方针。如何富国？“夫农工商贾者，财之所自来也。农尽力则田善收而谷有余矣，工尽巧则器斯坚而用有余矣，商贾流通则有无交而货有余矣”[96]，农业、工商业均是财富之源，而在宋代商品经济已有较大发展的情况下，商业富国的思想就显得十分突出，“今日之宜，亦莫如一切通商，官勿卖买，听其自为”[97]，虽是针对禁榷制度而言，但也反映了富国的主张，即通过发展商业来增加社会财富和政府的财政收入，以实现富民富国的目的。因此作为政府来说，理应与发展农业一样促进商业的发展，增强国家的财力。

当然，宋代思想家在阐述商业富国论时，也同样重视农业对国家财政的重要作用，毕竟，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在小农经济占主体的经济结构中，是不可能产生商业先于农业而行的思想的。

第三，“工商皆本”观点的提出

学术界从前普遍认为，“工商皆本”的观点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首次提出的，实际上，早在南宋之时，就有陈耆卿论述了这一观点。陈氏生活于南宋的两浙地区，此地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交易市场随处可见，人们对以经商致富已形成共识，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产生了最早的“工商皆本思想”。“古有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取爵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穑；工勤于技巧，则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货。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不能此四者，则谓之浮浪游手之民”[98]，而士农工商“四者皆百姓之本业”[99]，在这里，他指出士农工商地位相当，自古以来就都是百姓的本业。这一观点的提出，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传统的农为本、商为末的观念提出了挑战。虽然在商品经济繁荣的影响下，陈氏以前的很多宋代思想家都提出过发展商业的主张，但却都没有抛弃“农本工商末”的传统思想，也就是说，他们都没有将商业看作是与农业一样的“本业”，只是从增强国家财力的角度视商业与农业的作用一样，所以陈耆卿的思想是对春秋战国以来“重农抑商”思想的一次超越，为明清时期这一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显然，宋代思想家对商业地位的再认识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商业是财富之源到以商业富国，再到工商皆本，每一阶段思想的提出都是商品经济发展在思想界的反映，而且这三个阶段呈递进态势。正是这些商业思想的逐步形成及其影响，才更进一步促进了宋代商业的繁荣，使宋代社会呈现出与前代完全不同的面貌。

第四，商人地位的提高

既然商业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如此重要，那么对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又应持怎样的态度？宋代思想家们认为，为了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增强国力，就应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保护商人的合法经营。此外，商人的政治地位在宋代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宋以前的各代王朝政府均严禁商人入仕，及至唐朝前期，政府仍以法律形式规定：“工商之家不得预于仕。”[107]这一政策既降低了商人地位，严重打击了他们经商的积极性，又阻碍了商人群体的扩大，从而影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都起了十分消极的作用。宋初也曾沿用此一旧制，禁止商人参加科举考试和做官。但由于宋代社会经济随后发生深刻变化，旧有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在淳化年间，“国家开贡举之门，广搜罗之路”，允许商贾中的“奇才异行”者应举，以至于“工商之子，亦登仕进之途”[108]。政府政策的这一改变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不仅扩大了统治基础，加强了统治力量，而且直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叶适也反对禁止商人进入统治集团的传统观点，他认为应该允许工商业者参政议政，使他们参与到国家的统治中，加强统治力量，“其要欲使四民世为之，其理固当然，而四民古今未有不以世。至于烝进髦士，则古人盖曰无类，虽工商不敢绝也”[109]，范仲淹则更进一步提出，“有逐处富实之家，不为商旅者，必须以利劝之……有万贯者与上佐官；三万者京官致仕”[110]，为发展商业以增加政府收入，建议以官爵劝诱人们经商。这些思想的提出，说明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人们对商人地位的认识已有了很大变化，从前视商人为贱民，甚至不准着华服、乘马车，发展到宋代允许商人入仕，甚至不惜以授以官爵来鼓励人们从商，封建士大夫的思想发生了历史性转变。而这一转变又更加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使宋代社会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可见，由于宋代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引起了思想家们对商业和商人地位的重新思考，不仅传统的贱商观念开始发生改变，而且人们还将商业视为和农业一样的国家财富之源，因此为了发展经济，必须重视商人地位的提高，给予他们应有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激发他们经商的积极性，这样才能不断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二）对政府行为的思考

在商业繁荣的背景下，宋朝政府应有怎样的行为？是不是还维持旧有的“重农抑商”政策？思想家们同样也对此进行了思考。他们认为，“天下安危系于财用虚实”[111]，既然财用的虚实如此重要，政府就应该实行发展生产、增强国家财力的政策，具体到宋代特有的社会状况，他们要求政府实行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措施，以实现国家财政的好转，改变捉襟见肘的窘迫景况，其表现主要有保护商人的合法权益、反对禁榷制度以及限制大商人、鼓励中小商人等三个方面。

第一，保护商人的合法权益第二，反对禁榷制度茶盐通商与否，不仅仅只是政府具体经济政策的调整问题，同时也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下统治者是否能够适应的问题。宋以前虽也有商品经济的发展，但都比不上宋代商业发展之深、之广，尤其是在思想领域引起广泛的变革。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统治者无所适从，表现在茶盐之法上，就是禁榷与通商的激烈斗争。很明显，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禁榷制度已成为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严重桎梏，既害国又害民。许多有识之士为此提出各种驰禁的改革方案，概言之，基本上均是主张由商人自由经营，然后国家以税收的方式分利，这样既保护了商人的利益，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又可使国家不出运置之费而坐收其利，可见驰禁通商是宋王朝顺应社会经济现实所能采取的最有效的措施，当积极实行之。同时这些有识之士还身体力行，在他们任官职期间，实行了相应的通商措施。如范仲淹在为陕西宣抚使时，“罢榷酤予民，又奏免府州商税”[121]，王安石实行新法，在采矿方面改变了以往强制劳动的服徭役法，采取招募“冶户”开采，以实物缴纳百分之二十的矿税，其余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122]的新措施。由于他们能站在发展社会经济的高度探讨禁榷问题，充分认识到“利不可专，欲专而反损”[123]的道理，所以才能提出适应社会发展的弛禁通商观点。

第三，限制大商人，鼓励中小商人不仅如此，他们还使这一保护中小商人的商业思想在实际中得到了运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王安石在新法中所推行的工商贸易政策，其核心即为扶持中小商人，使他们在同行业的经营中有均等的机会。如市易法就是针对大商贾的垄断而实行的一项改革措施。宋代的大商人，同官府相勾结，取得了大城市贸易的垄断地位。当时，各种商业都组成了“行”，官府强制纠人入行，而各行的交易均由大商人把持，运进大城市的各种商品，必须通过各行才能销售。把持各行的大商人极力压价收购这些商品，然后以高价转售给同行的中小商人。王安石实行的市易法的主要内容，就是由市易务收购滞销商品，并贷款给中小商人，让他们向市易务赊购商品，使原来垄断城市贸易的大商人不能乘人之危，这种官营商业和中小商人结合的方式，维护了中小商人的利益，打击了大商贾对城市贸易的垄断，“兼并之家，如茶一行自来有十余户，若客人将茶到京，即先馈献燕设，乞为定价。比十余户所买茶更不敢取利。但得为定高价，即于下户倍取利以偿其费。今立市易法，即此十余户与下户买卖均一”[128]，王安石以茶行为例说明了市易法在保护中小商人方面的作用。显然，这一政策旨在通过限制大商人的垄断、活跃中小商人的经营活动来发展商品经济，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两宋时期的思想家们在商业方面的思想和主张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在思想领域的反映。宋朝虽然在政治和军事上呈积贫积弱之势，但经济上却远较前代发达，尤其是商品经济更是空前繁荣，这种社会经济状况自然引起了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重商思想的兴起和发展。在这些思想中，无论是商业和商人地位的提高还是人们对财富的追求，以至于对政府政策的建议，都表明思想家们对当时社会经济的矛盾已有相当的认识，尤其是注意到商业发展与政府财政、甚至国家安危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来分析社会问题。他们的思想已突破了传统思想意识的束缚，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对后世的启示作用。

（三）商品经济对儒学的影响

宋代儒学上承先秦、汉唐，下启明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阐释了儒学经典，不仅丰富了传统儒学的理论，而且使其能适应具体历史环境的发展，在中国儒学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期。按照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的理论，任何思想意识的出现都是建构在相应的社会物质基础之上的，新儒学的产生即是如此。如上所述，两宋时期商业的发展十分迅速，引起了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反映在学术思想上，就是儒学的创新和发展。

第一，新儒学的诞生和发展

宋代新儒学的诞生和发展有诸多原因，本节仅就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作一简要论述。商品经济的繁荣为宋代文化的复兴奠定了基础，这种影响不仅及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而且也使当时社会具有一种开放的特质，文化的冲突、交流、融合十分频繁，而哲学思想是文化的核心或者说是中坚，在文化整体中起主导作用，宋儒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上承汉唐儒学经史、诗文的传统而加以融合，并恢复、弘扬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术自由的风气与魄力，吸收、消化其他学派的思想，促使儒学哲学化，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新儒学的诞生和发展过程。宋王朝的统一是新儒学得以崛起的契机，政府宽宏的文化政策以及对知识分子宽容、尊重的态度，再加佑文措施的实行，是儒学兴起的政治环境，而商品经济的发达则是儒学复兴的经济环境，它大概包括下面三个方面的内容。最能反映宋代教育事业发达的是书院教育。当时的书院教育十分兴盛，无论南北各路，均开办有不少书院，这些书院绝大部分是私人出资兴建的。“应天府民曹诚，以赀募工就戚同文所居造舍百五十间，聚书千余卷，博延生徒，讲习甚盛”[135]，范阳人窦禹钧在自己家的南面建立一所书院，共有四十多间房间，藏书数千卷，聘请儒士讲授，并为贫寒之士提供费用，以至于“凡四方之士，由公之门登贵显者，前后接踵”[136]。书院是地方教育的场所，培养了大批士人和名公大臣，弘扬了儒家文化，为宋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它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往往在商品经济越发达的地方，书院就越多。如两浙路是南宋经济发展的中心，这里的书院数量也最多。《续文献通考》卷50《学校考》中列举了22所著名书院，其中有9所在两浙路，占了近一半，这不能不说是经济的因素在起作用。

显然，在宋代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商品经济的作用不可低估，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和文化交流的频繁，而教育的相对开放和普及，又为儒学的复兴培养了大批有用之人，其中书院的发展，则为新儒学各大流派自由讲学提供了场所，从而大大推动了学术文化的发展。

其次，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旧的等级制度的崩溃，任何人只要努力读圣贤书，通过科举考试均可为官，这就更加刺激了儒学的复兴。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形势下，统治者要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就必须扩大统治基础，改变旧的门阀制度，再加富商大贾也要求政治上的平等，于是宋代的科举考试开始取消门第限制，凡读书人，不问出身贵贱均可应试，这就使得读书求仕之人越来越多，“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137]，此即新儒学产生的社会土壤。同时，考试的内容也有了变化，由从前的重诗赋改为经义、诗赋、策论并重，并有提高经义、策论的地位之趋势，“自嘉祐以来，以古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于熄”[138]，而经义、策论则是属于儒学的内容。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等级制度的崩溃，使科举考试呈开放之势，网罗天下英才，高官显位又吸引了大批人士读书、应试，考试内容也趋向于儒学经义、策论，所有这些因素都为新儒学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再次，商业的繁荣也促进了印刷事业的发展，书籍数量猛增。宋代商品交换十分频繁，其中当然也包括书籍的买卖，以营利为目的的书坊、书市在市场中随处可见，出售的书籍中经、史、子、集俱全，再加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应用，使书籍数量成倍增加，从而打破了世家大族垄断书籍的现象，一般平民百姓也很容易买到书籍，景德年间国子监祭酒邢昺就说过，书的版本“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史正义皆具，臣少时业儒，观学徒能具经疏者百无一二，盖传写不给。今板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时之幸也”[139]，苏轼也说，“余尤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140]，可见，在宋代书籍得到了很广泛的流传，从而为文化的普及和儒学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上述三点是新儒学复兴和发展的外部原因，正是有了这样的经济环境，也就是有了商品经济的大发展，才促进了儒学向更适合现实社会的方向转化。

第二，儒学开放体系的形成

宋代商业的繁荣，使许多新的社会生活现象不断出现，这些现象对人们的思想意识产生很大影响，人们改变了从前狭隘、闭塞的观念，认同了生活中很多新的因素，形成了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而商业经济本身与中国传统的农业相比，又属开放型的经济模式，在这一模式中，人们之间商品交换的发展促进了社会交往的日益频繁。对于政府来说，旧的统治思想已不能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他们也需要一个新的理论来稳定统治。于是宋代思想家顺应这一现实，改变了旧的思想意识，以开放、创新的思考方式创建了新的哲学体系，此即新儒学。可以说，新儒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体现了罕见的开放精神和创新精神，它以《论语》、《孟子》、《易传》、《中庸》、《大学》为主干，通过对原始儒家的“元典”作创造性的诠释，同时吸收释、道哲学的精华，建构了新儒学的哲学体系。这些都表明新儒学具有兼容并蓄的特征。第三，义利观的变化

义利观的变化是新儒学对传统儒学的一种超越。如前所述，商业的繁荣必然刺激人们对财富的追求，这样就使传统的义利观发生了改变。传统观点认为，物质财富（即“利”）与仁义道德（即“义”）是对立的，追求物质财富与仁义道德相背而行，非君子之所为。宋代思想家们驳斥了这种观点，认为“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144]，追求财富与入仕求名本质上并无区别，不应有高低贵贱之分，因此义、利之间应该是平等的，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求得功名是人生一大幸事，同样，以获取财富为目的的商人经商成功也是可喜可贺的一件大事，应同等对待。此外，这两者之间还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利在则义存，利亡则义丧”[145]，没有离开物质财富的所谓“仁义道德”，所以应该“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146]。从前君子耻于言利，而李觏却认为：“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147]利为人之所需，求利理所应当，与义并无矛盾，为什么不能言利呢？可见宋代思想家已经认识到“利”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改变了从前的要义不要利的假道学思想，并将这二者结合起来，义利共生，之所以出现这种新的思想，显然与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商品交换的频繁使人们的生活和思想意识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对财富的欲望和追求更改变了他们的思想意识，他们已不可能离开“利”来谈论“义”了。更有甚者，王安石还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148]理财居然合乎“义”的要求，成为国家政事的重要内容，为政者只有理财确当，才能发展社会经济，增强国家实力，改变宋朝政府财政捉襟见肘的现象。那么如何理财？王安石提出“以义理天下之财”[149]，即通过发展生产来增加社会财富和政府的财政收入，从而实现民富国强的目的。在这里，更加强调了利的重要性，与传统观点大相径庭。

实际上，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儒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可能展开论述，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现在很多人所认为的儒学排斥商业发展的观点，在宋代似乎并不如此，当时不仅有很多儒学士子经商，而且他们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业商并非抛弃儒学思想，他们对儒学思想有一种天然的向慕，经商只是为了使儒学思想更加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环境，使之能包容经商之道，并且不少儒学思想家还为此而努力探寻，这不能不说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作用。

三、结语

总括而言，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从社会生活到思想意识，从普通民众的群体意识到思想家的哲学思想，无不深深打上了商品经济的烙印，这是宋王朝有别于其他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的重要特征。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导致的社会生活、社会思想的变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对后来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来说，具有开启先河的作用。宋以前，商品经济不发达，人们的生活和思想意识与商业的关系不大，宋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社会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且一直朝着反传统的轨道在不断迈进，新的生活方式、新的观念、新的思想的出现成为以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这个角度说，宋代商品经济对社会生活、社会思想影响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对商业的作用和影响估计过高，宋朝政府毕竟是一个封建专制政府，其“重本抑末”的基本经济政策未变，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始终限制着商业的发展，相对于其他王朝来说，宋代对商业的政策是宽松的，但它是有限度的，也就是说，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一个度，政府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允许其发展超出这个度，所以，宋代的商业贸易是不可能自由发展的，当然也不可能完全改变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经济结构，在其影响下，当时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的变化也不可能超出封建专制的轨道，这是我们在探讨宋代商品经济影响时所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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