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处理模式的维度划分与测量(1)

[摘要]作为在组织日常生活中无法避免的现象之一，冲突之于团队及其成员的影响作用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这不仅取决于冲突的内容和强度，更重要的是如何应对。冲突处理模式的选择不仅直接影响到个人与其他团队成员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个人与团队的绩效和产出。冲突处理模式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主流的二维模型将常见的冲突应对方式分为竞争、协作、妥协、回避和顺从五类，并在此基础上开发了五大经典测量量表——CMS、MODE、0CCI、CMMS和ROCI-Ⅱ。这些测量工具在后续经验研究过程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验证和支持，在对其各自的条款内容、心理测量属性和优缺点进行一番比较之后，可以发现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如信度偏低、效度检验方法单

一、社会称许性偏差影响显著等。基础理论模型的完善与测量工具的修正将成为日后研究的重点之一。

[关键词]冲突处理模式；冲突处理风格；维度；测量量表

鉴于团队成员在能力、认知模式、价值观、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异质性及其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有关目标、决策标准以及行为方式的冲突在团队日常生活中已不可避免；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冲突对个体和团队的绩效存在不同的影响。Thomas认为，冲突本身不是问题的关键，如何处理冲突才至关重要；冲突处理模式的选择会影响冲突的演进和结果，进而影响冲突双方的绩效表现。自Blake和Mouton提出冲突处理模式的概念之后，学术界便掀起了冲突处理研究的热潮，研究的着眼点日益宽泛，研究内容亦日趋深入和全面。本文对近半个世纪以来主流的冲突处理模式二维模型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梳理，并对当前应用最为广泛的五大经典测量工具，即Hall的CMS，Thomas和Kilmann的MODE，Putnam和Wilson的0CCI，Ross和DeWine的CMMS以及Rahim的ROCI-Ⅱ，作了简单的介绍和对比评价，进而指出了有待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

一、冲突处理模式的概念界定

(一)冲突处理模式

冲突处理模式概念最早是由Blake和Mouton在其著作《管理方格》中提出的。他们从“对人的关注一对工作的关注”两个维度出发，将人们应对冲突的主要行为模式分为五类(如图1所示)，即面对(confrontation)(9，

9)、安抚(smoothing)(1，

9)、强迫(forcing)(9，

1)、回避(withdrawal)(1，

1)和折中(compromising)(5，

5)。该分类方法率先打破了传统的单维思维模式，提出了在竞争和合作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的组合，进而为日后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然而，冲突处理模式体现的究竟是个体的行为意图还是行为本身?它们属于权变的沟通策略还是更为高层次的沟通战略?其中是否存在普遍适用的最优选择?众多研究者对冲突处理模式的实质的理解远未能达成统一。

Thomas认为，冲突处理模式体现的是个体的行为意图，是个体期望通过行为达到的目标，为了实现该意图而实施的行为是随具体问题和周遭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的。例如，采用竞争模式就意味着希望“通过迫使对方牺牲自己的利益以达成本方的目的”，而具体的施压手段则是多样的。诚然，在特定条件下，冲突处理模式也可以被视为具体的行为。但在现实环境中，行为并不一定能够清晰传达行为主体的意图，依照行为判断主体采用的冲突模式，而忽视其背后的动机是不合理的。

众所周知，冲突处理与沟通密切相关，因而在研究中准确定位分析层面也显得很重要。“协作”可以是一时的策略选择，也可以是主导双方沟通行为的战略主旨。从意图或倾向角度来看，冲突处理模式更接近于指导冲突双方进行沟通的战略思想；而从行为角度来看，冲突处理模式则类似于一系列的应对策略，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作出不同的选择。

(二)冲突处理模式和冲突处理风格

多数情况下，研究者对冲突处理模式和冲突处理风格两个概念并没有作严格的区分，他们认为两者代表了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只不过视角不同而已：一个是暂时性的冲突应对方法，另一个则体现了相对固定的冲突应对风格；前者通常是情境依赖的，而后者则是个体依赖的。

Kuhn和Poole将冲突(处理)风格定义为“一种持续一致的对待冲突事件和冲突对手的行为导向，其表现为一系列可见的行为，并构成一种固定的模式，具备一贯的、共同的特征。这并不是说个体的行为风格不会改变或个体不会采取其他的行为，而只是强调个体会选择(通常情况下不是有意识的)一组准则来指导他们在冲突情境中的行为，这组准则转化为特定的行为反应就是一种固定的“风格”。Hall也曾提出，冲突处理风格就是个体在冲突情境中偏好采用的行为方式，但这种偏好也会随情境的变化而变化。而今，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用“模式组合”代替“风格”可能更为准确，它不仅反映了个体对各种冲突处理模式的偏好，同时也体现了个体面对的情境和关系差异。本文沿袭了这一视角，将冲突处理模式及其组合作为研究的重点逐步展开。

二、冲突处理模式的维度与分类

早期从事冲突研究的学者普遍采用非此即彼的单一维度，将冲突处理方法划分为竞争与合作两大类。自Blake和Mouton提出方格理论以来，二维分析法就成了研究主流，其效度得到了广泛的验证。尽管最终得出的分类结果趋于一致，但学者们对冲突处理模式维度的具体划分和界定仍然存在显著的差异。

冲突处理模式的二维分析模型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单纯的分类模型，旨在通过两个维度的组合说明冲突处理模式“是什么”，例如“自信—合作”“建设性—参与性”；另一类则是典型的因果模型，旨在通过两个维度的组合解释选择特定的冲突处理模式是“为了什么”或“因为什么”。此类模型强调冲突双方对于不同的冲突结果的心理效价的感知，例如“关注人—关注工作”，“关注关系—关注个人利益”，“关注他人—关注自己”等(见表

1)。基本上所有的因果模型都将影响冲突处理模式选择的因素作了极端的简化，以达到分类的目的。因此，有必要在此基础上，对冲突模式选择的前因变量作进一步的考察研究。

总体而言，诸如“自信—合作”、“关注自己—关注他人”之

类的分类指标看起来更像一个维度的两极，其相对独立性仍有待考证。Desivilya和Eizen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维度划分方法：建设性—参与性。其中，建设性／破坏性(constructive／destructive)维度针对的是冲突处理行为潜在的结果，即行为对双方关系的影响；而参与性／回避性(engagement／avoidance)维度针对的则是冲突处理模式的直接性，即正面的回应或是间接的回避。也有部分华人学者从本土文化根源出发，结合儒家思想所提倡的“和谐”观念，提出了贴近东方人行为特征的冲突处理二维模型。黄光国采用的是“维持和谐—达成目标”两个维度，这与此前描述的二维模型比较类似，其核心在于区分了东方人“阳奉阴违”的典型行为。他认为东方人为了维护关系，不会当面提出异议，所以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合作。梁觉等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价值型和谐—工具型和谐”维度划分方法，旨在通过分析人们对两种存在本质差异的“和谐”的追求，来揭示冲突回避行为背后隐藏的文化内涵。诚然，该模型的关注焦点从个人层面上升到了群体层面，但实质上它仍围绕着“关系—目标”这一对核心矛盾展开。

根据二维分析法得出的冲突处理模式通常有五种，即竞争(competition)／支配(dominance)／强迫(forcing)、协作(collaboration)／整合(integration)／解决问题(problem-solving)、迁就(accommodation)／顺从(obliging)、回避(avoiding)和折中(compromise)。竞争模式的基本假设是“零和”，采用该模式的个体(群体)只关注自己的利益得失而不惜牺牲他人，甚至会利用自己的权势、地位胁迫对方，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己方利益的最大化。协作模式的基本假设是“双赢”，这意味着对自己和他人利益以及双方关系的高度关注，采用该模式的个体(群体)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与对方交换信息，探讨对策，致力于达成双方都满意的结果。迁就模式则意味着对他人利益和双方关系的高度重视，宁愿牺牲自己的利益也要帮助对方实现目标，只求对方满意。采用回避模式的个体(群体)往往表现出对模型两个维度变量的漠不关心，他们通常选择保留自己的意见，回避对抗。而折中模式一般处于二维模型的中间位置，它意味着“有所求必先有所予”，在作出适当的让步之后得到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

尽管具体的行为方式可能有所不同，迁就和回避两种模式都旨在通过间接、迂回的方法减少冲突双方的分歧；而折中和协作两种模式则侧重于强调双方的共同利益，以达到平息矛盾的目的。基于各种模式之间存在的高度相关，多位学者对五因子分类模型提出了质疑，进而总结出了冲突处理模式三因子分类模型。迄今为止，尚未发现针对两类模型的对比分析研究，因此很难断言哪一种结构更符合实际，这也是值得研究者关注的方向之一。

三、冲突处理模式的测量

(一)常用测量工具

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学术界掀起了冲突处理模式研究的高潮，先后出现了五大经典测量量表，即Hall的冲突处理测量量表(ConflictManagementSurvey，CMS)，Thomas和Kilmann的分歧处理测量量表(ConflictManagement-of-DifferencesInstrument，MODE)，Putnam和Wilson的组织沟通冲突测量量表(OrganizationalCommunicationConflictInstrument，OCCI)，Ross和DeWine的冲突处理信息(传递)风格量表(ConflictManagementMessageStyle，CMMS)，以及Rahim的组织冲突测量量表(第二部分)(OrganizationConflictInventory-Ⅱ，ROCI-Ⅱ)。

1、CMS

Hall基于“关注个人目标—关注关系”两个维度，将冲突处理模式分为竞争、顺从、回避、折中和协作五类。在此基础上开发的CMS总共描述了12种冲突情境，每种情境下各有五种可能出现的反应，分别对应五种冲突处理模式。测量结果体现了个体在面对自我内心冲突、人际冲突、团队内部冲突和群体间冲突四种情境时，对各种冲突模式的偏好。情境设计是CMS区别于其他四大量表最突出的优点。

2、MODE

Thomas和Kilmann基于“自信—合作”两个维度，将冲突处理模式分为竞争、协作、折中、回避和迁就五类。MODE包含了30对条款，一共60个陈述句，如“我提出一个中间方案”，“我告诉对方我的想法，并征询他／她的意见”。被访者需从中挑选出与自己在冲突情境中的行为最相符的句子；如果没有，则选择“最有可能采取的行为”。因此，很多时候MODE测量的是“行为意图”而非“实际的行为”。该量表最大的特点是采用了自我参照数据(ipsativedata)，通过自我比较揭示个体的行为偏好。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社会称许性偏差对测量结果的负面影响，但同时也因为统计处理方法的局限而无法广泛应用。

3、OCCI

Putnam和Wilson在Blake和Mouton的分类模型的基础上，重新将冲突处理策略分为非对抗(采用迂回、间接的方法缓和冲突双方的矛盾)、问题导向(针对问题本身，强调冲突双方的共同利益，寻求共同目标)和控制三类。由此得出的OCCI包括30个条款，例如“在与上级争论的过程中，我把他提出的问题和我的意见整合在一起，作为新的方案提出”。该量表将“风格”或“模式”的概念转变为“策略”(strategy)概念，侧重于评估个体在特定情境中对不同沟通策略的偏好。

谈汉民族文化心理对古代诗歌修辞的影响

从体验论看汉语“吃”的转喻和隐喻认知模式及其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