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刘罗锅的叙事结构

宰相刘罗锅的叙事结构 宰相刘罗锅的叙事结构

“不是历史,而是民间传说”,这便是《宰相刘罗锅》创作的自我定位。在每一集的片头,剧编导都在用字幕的形式反反复复强调着这一创作原则。而片尾的主题歌则更像是对该剧创作手法的一种总结和诠释。“我听爷爷讲了一个故事,故事里的事是那昨天的事。故事里有好人也有坏人,故事里有好事也有坏事。故事里有多少是是非非,故事里有多少非非是是。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故事里的事,也许是真事。故事里的事,也许是从来没有的事。其实故事本来就是故事,故事就是故事。”如同歌词中所讲的一样,《宰相刘罗锅》是剧编导对观众讲的一个故事,故事发生在遥远的昨天,所以故事也许是真实的,也许从未有过。所以对于故事的是否真实,观众大概不必过于认真,因为故事不是绝对真实,而是相对模糊的真实。一切都只是故事,是关于刘罗锅,关于乾隆爷,关于和珅的故事。于是,对于故事模糊真实性的认知态度便成了鉴赏该剧的前提条件。如果观众从史实出处是否真实的角度来对本剧进行鉴赏,则背离了剧作原创者的初衷。“故事里有好人也有坏人,故事里有好事也有坏事”。由此可见,人物和情节是该剧叙事结构中两个重要的主干因素,也是我们对该剧进行鉴赏的两个重要的方面。

一、人物角色的三角设置

《宰相刘罗锅》在人物设置上采用了合理的角色搭配、设置。利用角色之间的相互作用来推动电视剧的叙事。其中,角色的三角设置是该剧最大的特点。《宰相刘罗锅》按照正面角色、仲裁者、反面角色来设置角色。刘墉是正面角色,他为民请命,是人们心目中理想的清官。乾隆是仲裁者,他掌握着生杀大权,是最高的权力象征。和珅是反面角色,他拍马溜须、一味钻营,对金钱和权力疯狂追逐,对于百姓则残酷压榨。仲裁者乾隆皇帝处于角色三角的顶端,掌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同为臣子的正面角色和反面角色———刘墉与和珅,则同处于角色三角的下方,享有同等的竞争地位。正是在这种角色三角设置的抽象层次上,人物被体现为一些典型模式中的角色:如争夺(主体、对手;帮助者、反对者),追寻(主体、对象;帮助者、反对者)等。

该剧中正面角色与仲裁者、反面角色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电视剧叙事的主要推动力。正面角色和反面角色以及仲裁者之间相互的动作或行动构成了该剧叙事的主要线索,它们之间的动作或行动决定了故事发展的方向。先来看看争夺模式中主要角色之间的相互作用。争夺是电视剧中比较常见的角色设置模式。在剧作的开始部分,便有一处以争夺为模式的角色设置。六王爷的女儿准备手谈择婿,围棋招亲。此时,刘墉是正面角色,是争夺格格的主体。乾隆既是仲裁者,又是刘墉的对手,与正面角色形成对立。和珅是反面角色,充当乾隆的帮助者,是刘墉的反对者。而争夺的方式则是刘墉与皇上之间进行的围棋大战。当乾隆的皇帝身份被确认后,刘墉不得不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场争夺他如果输了,可能会被杀掉;如果他赢了,照样会被杀掉。面临这种两难抉择如何应对,就成为一种紧绷观剧兴致的角色冲突设计。一面是势单力孤的刘墉,一面是群臣拥戴的皇帝,这场争夺在众臣“皇上圣明”的欢呼中似乎已经作了一个应有的了断,那就是刘墉必输。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刘墉面对巨大压力,依然不卑不亢地赢了乾隆,赢了格格的芳心,最后用“成人之美”感谢了皇上的不杀之恩,了结了这次争夺。正是因为主要角色之间的相互作用,才使得争夺模式下的角色冲突格外引人注目。再来看看追寻模式中的角色设置。追寻模式也是该剧常用的角色设置模式之一。刘墉为民女李秀清申冤一段就是利用追寻模式来进行角色设置。此时正面角色刘墉为主体。追寻的对象是为民申冤的正义。反面角色是和珅、仲裁者为乾隆。反对者是顺天府尹,帮助者是张成、刘夫人。

刘墉化装入顺天府替李秀清讨还公道,要求顺天府尹释放蒙冤被抓的李秀清,并要求严惩杀人凶手馗海。顺天府尹由于受和珅暗中指使,所以不管是非曲直更加恣意妄为,将刘墉痛打五十大板后打入大牢。刘墉被打入大牢,追寻正义受阻。此时,必须要有帮助者来解救,才能使刘墉转危为安,才能使追求正义的行动继续进行。于是,刘墉的仆人张成进入顺天府的大牢将刘墉解救。此时知道刘墉身份的顺天府尹大惊失色,不得不将案件的实情和盘托出,并指出由于受和珅的指使才使得案子一错再错。到此,顺天府尹已经失去了反对功能,而具有更大反对功能的和珅作为反面角色登场了。刘墉将顺天府尹的供词给和珅看,和珅表示自己尚不知情。于是刘墉便以自己不上朝为名,逼着和珅答应把自己的小舅子馗海打入大牢。这时,追寻正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只是把馗海关入大牢并不能完成追寻正义的进程,只有把馗海绳之于法才算有个了结,于是,仲裁者乾隆引入其中。听说刘墉被打,乾隆亲自登门拜访,以示关心,在刘墉家中碰到了前来求情的和珅。刘墉欲擒故纵,先奏请皇上嘉奖和珅深明大义,能够大义灭亲斩杀自己的小舅子。

皇上非常高兴,此折恩准。刘墉再奏诛杀徇私舞弊、包庇罪犯的顺天府尹,再得皇上恩准。正当皇上准备与刘墉谈谈书法之道,刘墉又掏出了第三本奏折。皇上被刘墉一本本奏折烦得够呛,本以为刘墉负伤在床无折可奏,可以享享清闲,特来谈谈琴棋书画之道轻松一下,没想到刘墉依然保持“一日三本”的风格,一气之下准备打道回府。如果皇上回宫,那么馗海的案子依然无法定夺,于是刘夫人挺身而出,以为皇上做莲子羹为由,留住了皇上。刘墉趁机奏请皇上将逼人致死的馗海绳之于法。和珅向皇上求情,说馗海是自己的亲戚,求皇上网开一面。皇上要刘墉看在和珅的面子上放馗海一马。刘墉则利用皇上“要奖和珅则必杀馗海”的这个结论巧妙地将馗海杀掉。到此为止追寻正义的行动似乎应该全部结束了,因为馗海已被正法。但剧编导却没有就此打住,而是让角色之间继续进行着矛盾的冲突。

乾隆对刘墉挑自己话根的做法十分不满,他利用刘墉的逻辑反问刘墉,“如果我让你死,你是不是也去死呀?”和珅听到这句话后立刻添油加醋,欲置刘墉于死地。刘墉无奈,只得答应皇上,自寻死路,便问皇上想让他怎么死法。皇上开玩笑让他投湖自尽,然后便与和珅下棋为名,不动声色地观察刘墉这次如何脱身。泡完澡之后的刘墉,跪倒在皇上面前,说自己本已投湖自尽,但碰到了同是投江的屈原大夫。因自己不愿把乾隆比作昏庸无道的楚怀王,所以挣扎着又活了过来。一番话说得乾隆喜形于色,于是赦刘墉免死无罪。至此整个追寻过程才全部结束。当然,争夺模式和追寻模式之间的区分也不是完全绝对的。有时二者之间是相互交叉的,争夺模式中会掺杂着追寻正义的成分,追寻模式中也会夹杂着争夺的痕迹。角色的设置不仅使人物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引人观看,还使得荒诞的情节得以合理地引入。

二、情节的荒诞化处置

该剧形成“戏说”风格,其中情节的荒诞化处置功不可没。也正是因为成功颠覆了传统历史正剧“情节必出于史实”的创作手法,才使得观众在观看之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宰相刘罗锅》在一开始有一段西洋乐团演奏的情节段落,为全剧的情节设置作了铺垫,从而奠定了全剧情节荒诞化设置的整体基调。在欣赏完巴赫的小步舞曲后,和珅奉旨对洋人乐队的演奏进行点评。首先夸奖“拿洋鞭”的指挥,说他人很勤快,手里一直在不停地比画,脑袋瓜都冒汗了。然后表扬了吹笛子的小妞,说人家腮帮子一直鼓着,非常尽力。还有拉小提琴的,一会儿一块拉,一会儿自个拉两下,也比较勤快。有立就有破,对于拉“大风匣子”(大提琴)的乐手,和珅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理由是那个乐手太懒,高兴的时候就锯两下,不高兴就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有时候干脆拨两下就草草了事。对于和珅的评论,乾隆加以补充道,说西洋音乐虽然好玩,但也只不过是小打小闹,绝非音律正宗,于是便带领这些洋乐手欣赏了一曲能代表天下音乐之正宗的中国古乐。这一情节段落便是在不伦不类的东西乐器合奏中轰轰烈烈地结束了。这种漫画式的跨文化误读,在奠定全片情节荒诞化的同时,更重要的作用是引出了反面角色和仲裁者这两个角色。剧编导通过这两个角色对中西文化最初碰撞所作的点评,不动声色地把角色设置和情节铺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荒诞的情节不但使观众认识到了和珅的愚蠢可笑,也让观众看到了乾隆的盲目自大。所以一开始就对大臣、对君王定了性,和珅只是个溜须拍马、胡说八道的佞臣,而乾隆也不是个知人善用、明察秋毫的明君。

刘墉巧谏乾隆整顿科举一段也体现了情节的荒诞性设置的创作原则。刘墉因受和珅所害未中科举,于是趁乾隆巡查之时,将考场“贡院”的大匾改为“卖完”,引得乾隆大怒。六王爷将泄漏的试题交给皇上,皇上大惊失色,决定亲自测试中榜举子。他给第一个考生出了个上联,“一行征雁向南飞”,得到的回答是“两只烤鸭往北走”;他让第二个考生以“正月”为题,即席赋诗一首,不想那名考生竟唱起了淫词俚曲;他让第三名考生断案,而这名考生却站到椅子上去咬自己的鼻子。无奈之下,乾隆宣布重新举行科考,以确保优秀的人才得以选拔。就这样,故事中的“是是非非”与“非非是是”被夸张、变形到近似荒诞的程度。而这种夸张、变形使得观众在本来应当沉重的历史中享受到了“戏说”的快乐,也正是这种夸张和变形奠定了《宰相刘罗锅》的喜剧风格。在汪中直的建议下,乾隆大兴文字狱的情节段落将这种情节的荒诞化设置发挥到了极致。乾隆大兴文字狱,被错杀的文人不计其数,致使街道上店铺招牌已无全字,人们不敢说话,只得用手势比比画画。六王爷教育刘墉要做到“知之为不知,不知为不知”,刘墉无奈之下只得用装哑巴的形式进行反抗,于是在朝上不再说话,而是用手比比画画,指指点点。

剧作者巧妙地利用饮酒作为环境来完成情节荒诞化的设置,六王爷酒后传道,刘墉酒后解词。传道人的醉醉醒醒,更使得“难得糊涂”成为乱政下明哲保身的处世原则;解词人的醒醒醉醉,也使得曲解诗意的文字狱更显得荒唐可笑。老百姓都不得不保持沉默,检查视听的官吏也无事可做,无人可抓。这时,大街上只剩下毛驴的鸣叫声。当得知自己的臣民已经被逼到了道路以目的地步时,乾隆决定微服私访,体察实情。不想陪伴自己查访的和珅却因说了句“明儿”,被官府抓去痛打一顿。无奈之下乾隆接受了刘墉的建议,杀掉汪中直以谢天下。参掉汪中直后,剧编导似乎还有些不过瘾,又设置了刘墉参乾隆的情节。当刘墉参皇上宝座之上“正大光明”的匾牌时,皇上赶忙用手捂住了刘墉的嘴,告诫众臣今后不得再提此事,这时一场焚书坑儒的闹剧才终于结束。情节的设置不是随意设置的,不是为了荒诞而荒诞的,是为了更好地突出和体现剧中的主控思想而设置的。也正是因为这样,才使得“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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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荒诞情节包装下的人生思考

如同片头主题歌中歌词,“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秤杆子挑江山,你就是那定盘的星”,《宰相刘罗锅》体现了民贵君轻的思想,其角色设置和情节设置原则都是为这个主控思想服务的。然而该剧并没有停留在一般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忠臣、逆贼式叙事模式上,而是通过对三个主要人物之间相互的审判来完成对为君、为臣、为百姓的思考。

首先是刘墉对乾隆的审判。二人在澡堂里赤身相见,展开了一场太上皇与草民之间的对话。乾隆是君,刘墉是臣,二人本无法建立一个平等的对话环境。但剧编导却利用二人同洗桑拿的机会,把他们的剧中角色和人生角色暂时双重卸下。二人不再是君王和臣子,而是两个赤身相见的人。这种平等对话氛围,使得乾隆有机会向刘墉吐露心声,感慨着自己高处不胜寒的境遇。刘墉也有机会对乾隆的功过是非进行评说,评说的标准也不再受以往君臣身份的限制,民贵君轻的思想在此得以猛烈地释放。刘墉劝乾隆做真人胜过做假神。可泡完澡之后,君还是君,臣还是臣,太上皇还是太上皇,草民还是草民,真人继续做着真人,假神也还继续保持着假神的身份。

其次是乾隆与和珅对刘墉的审判。刘墉是个为民请命、敢于直谏的好官,但就是这样一个好官,是否能有一个好的结局?刘墉晚年的牢狱之灾有点像西天取经的第八十一难,他必须经过这一难才能修得正果。这一难让他真正明白他所面临的是,究竟要让皇上一个人得到幸福,还是让天下的百姓得到幸福?天地之秤,老百姓才是秤砣,只有时刻把老百姓放在心上,才能保证大好的江山社稷;只有让老百姓都过得幸福,才是为君、为臣最终的幸福。

最后是刘墉对和珅的审判。在狱中和珅念念不忘太上皇的恩宠,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顽强的辩解。在临死的时候,他终于尝到民间的酒香,也终于理解了为民的快乐。他想用自己的所有财产来换取粗茶淡饭的平淡生活,可是刘墉告诉他悔之晚矣。每一个人的结局都是自己设定好的。

在电视剧的结尾部分,刘墉告老还乡,在返乡路上一时兴起,与小儿玩起了弹球游戏。游戏的最后,一身布衣的刘墉几分智慧、几分狡黠地回眸。刘墉在回想什么呢?是在回想这场弹球游戏的胜利,还是体会那耗尽他大半生的官场斗争的胜利?又抑或在感叹自己终于脱下了那身沉重的官袍,重新换上了能让他自由自在的那身布衣?一切也许都有可能,一切也不必成为可能,因为布衣而来然后又布衣而去,这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着太多寓意的故事。刘墉的回眸一笑,打破了剧中人物与观众的界限,打破了剧编导与观众的界限。

于是“背弯人不弓”的刘罗锅在这里成了一个隐约的象征。面对着这个充满着功名利禄的世界,我们应该如何选择?究竟要像刘罗锅那样,为民请命,舍弃名利,坚持自我,做个“背弯人不弓”的人,还是像和珅那样玩弄权术,追名逐利,丧失自我,做个“人弯背不弓”的人?什么是功,什么是名?什么是奸,什么是忠?什么是傻,什么是精?那些是是非非中的帝王将相和平头百姓,究竟要如何面对命运的摆布?恐怕谁也说不明白,也许答案就在荒诞不经的情节之中。如同曹雪芹的感慨,“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既然说不明白,倒不如索性只“留下多少好故事,讲给后人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