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博物学文化

英国的博物学文化

欧洲近代以来的科学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今天占统治地位的数理实验科学，它将数学方法与实验方法有机、内在地联系在一起，旨在寻求现象背后的机理；另一类则是博物学，它的涵盖范围更广，有朴素形态，也有较为精致的形态。近代英国人在两种科学上都作出了突出性贡献，实现了阶段性的巅峰式综合。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完成了数理实验科学的第一次大综合，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则到达了博物学研究的最高理论形态。遗憾的是，数理科学传统日益壮大并保留了下来，而博物学则不断分解、萎缩，逐渐退出了科学舞台。但不可否认，博物学在英国近代科学文化史上，曾经获得了与数理实验科学相近或相似的地位，甚至某些时期，在人员参与、活动范围、成果数量、受重视程 度和社会影响力方面远远超过后者。因此，科学史研究不应厚此薄彼，轻视或忽略博物学在近代科学发展中的地位，而应该努力反映出当时博物学的真实发展盛况。

厘清演变脉络，追溯博物之源

博物学在英国近代科学发展史上如此恢弘壮观，堪称18世纪的“大科学（BigScience）”。英法两国是欧洲近代史上最强劲的对手，在政治制度、社会思想、哲学思潮等各个方面都展现出巨大的不同，沐浴其中的博物学也自然展示出了各自的特色。总体来看，英国近代博物学更加重视经验，博物学家更多地致力于野外观察和收集工作，出版著作也多以描述不同个体的物种为主；而法国则更加重视理论创作，思考物种背后的关联。于是有学者认为，正如《百科全书》代表着法国启蒙运动一样，大英博物馆也是英国启蒙运动的典型成就。当然，这里只是强调两国各自的侧重点，不是要否认英国博物学家在理论层面的贡献，或者否认法国博物学家的观察或采集活动。

在中世纪，英国就有许多人开始非常仔细地观察自然界了。12世纪后期的杰拉尔德（GeraldofWales）就极为精确地记录了鸟类和鱼类的特征。但整个中世纪，这种系统观察活动并不多见。直到17世纪晚期，博物学活动才变得连续，数量多了起来。如特纳（WilliamTurner）、雷（JohnRay），通过辛苦的观察，描述了大量的动植物，并时常与欧洲大陆的博物学团体相互交流。1551年，特纳出版了《新草本植物志》（犃犖犲狑犎犲狉犫犪犾），该著作是英国植物学史上的里程碑，它开创了按照科学方法精确观察植物的新阶段；雷则吹响了英国近代博物学复兴的号角。他指出：植物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是一个在一切学科上都日新月异的时代，尤其是在植物学方面：从普通百姓到王孙贵族，所有人都急于寻找新的花卉，来装饰他们的花园或庭园；植物采集者被派往遥远的印度，他们历尽千辛、跋山涉水，探寻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带回隐藏的物种。雷出版了大量博物学著作，如《不列颠植物纲要》（犛狔狀狅狆狊犻狊犕犲狋犺狅犱犻犮犪犛狋犻狉狆犻狌犿犅狉犻狋犪狀狀犻犮犪狉狌犿）、《植物学新方法》（犕犲狋犺狅犱犘犾犪狀狋犪狉狌犿犖狅狏犪），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17世纪末18世纪初正值英国启蒙运动的兴起，博物学在这一时期复兴并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首先，英国有着最强烈、最持续的经验论传统，主张通过对自然现象的仔细观察和研究来认识世界，而不是从先验的第一原理出发，通过演绎而得出真知。中世纪的英国经院哲学受亚里士多德影响较小，于是，英国率先在经院哲学家内部发展出重视经验科学的思想。罗吉尔·培根（RogerBacon）认为，“没有经验，就没有任何东西可被充分认识”，“一切事物都必须被经验证实”。他论证了实验科学的优越性，强调了经验对认知的必要性。英国的经院哲学很快衰落，继之而起的新哲学抛弃了传统的守旧、思辨，从中吸收了重视经验的因素，便诞生了近代的经验论立场。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Bacon）不仅大力鼓吹新的科学实验方法，更是将博物学纳入到了他的科学认知过程当中，认为博物学是通向新形式自然哲学的基石。他著名的归纳法分为三个阶段，收集足够多资料、分类列表、谨慎归纳，其中收集资料主要是博物学家的工作，之后的皇家学会遵循培根的思想，保持着博物学研究传统。布鲁克斯（Richard Brookes）在1763年出版的《一个新的精确的博物学体系》（犃犖犲狑犪狀犱犃犮犮狌狉犪狋犲犛狔狊狋犲犿狅犳犖犪狋狌狉犪犾犎犻狊狋狅狉狔）中高度赞扬了博物学，“其他科学要么结果可疑，要么建立在纯粹的思辨之上，只有博物学，每一步都是实在和确定的”。

其次，自然神学的再度崛起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英国近代博物学的复兴。自然神学根源于古代，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者盖伦的著作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它的影子；特别是波埃修斯那本著名的《哲学的慰藉》，在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从宇宙的设计中论证上帝的存在。自然神学将“理性”与“自然”联系在一起。在中世纪，它是指不借助于《圣经》，而只用理性就能发现真理的领域，比如那些主张设计论的论证。随着新兴自然哲学成就的增长，从自然中所发现的设计论论据，逐步取代了先验的宗教证据。大法官培根、主教威尔金斯（JohnWilkins）、实验科学先驱玻义耳（RobertBoyle）等皇家学会的早期创立者认为，创造物与《启示录》一样，可以揭示上帝的存在。玻义耳甚至声称“狗腿结构中所表达的技能要比斯特拉斯堡钟所展现的技能更加美妙”。苏格兰的经验主义哲学家洛克（John Lock）也热情地宣称“自然的作品处处都在充分证明一个神”。于是，能够展现上帝存在及其属性的自然神学，便在科学文化及道德开化方面更加重要起来。人类可以从神的创造物的性质，比如丰富性、完美性、精妙性或者和谐性中去寻找其存在的证据和属性，这便促进了学者对自然的认真观察和详尽描述。从雷的《神在造物中展示的智慧》（犜犺犲犠犻狊犱狅犿狅犳犌狅犱犕犪狀犻犳犲狊狋犲犱犻狀狋犺犲犠狅狉犽狊狅犳狋犺犲犆狉

如果据此认为博物学证明上帝的存在是自然神学研究的唯一方式，那就错了。在17、18世纪，运用理性在宇宙中寻找证据证明上帝的存在，博物学并非最好的方式。诚然，博物学家可以在自然界中发现数以万计的理由，比如可以通过鸟羽的艳丽与精妙的结构，动物摄食器官与食物的完美契合，或者鱼类眼睛对水下生活的适应，来彰显上帝仁慈的设计。但与之相比，来自天文学的论证似乎更能令人信服。只是博物学具有自身的优势：只要认真观察，一个未受过正规科学教育的神学家也能推动学科发展；但是若没有接受过严格的数学训练，就几乎不可能发现天文学规律。

再次，林奈分类与命名体系使博物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18世纪中叶，林奈体系传入英国，很快便得到了一些大博物学家的认可。切尔西药用植物园园长米勒（PhilipMiller）、剑桥大学植物学教授马丁（ThomasMartyn）、博物学家哈得孙（WilliamHuddson），医师李（JamesLee）、达尔文（Erasmus Darwin）都接受并传播了林奈思想。一方面，林奈体系是根据植物的雄蕊、雌蕊等性器官的形状与数量进行分类，更易于标准化操作，因此，之前博物学备受批评的模糊性和不精确性特征，在这种新体系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解决。博物学开始在皇家学会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一些博物学家自信地认为，博物学与自然哲学一样，可以用于探求自然之规律。 博物学活动的普及促进了出版事业的发展，介绍植物学、园艺学等相关主题的著作，特别是关于英国本土植物学的著作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例如1762年，哈德孙以林奈分类体系为基础，出版了《英格兰植物志》（犉犾狅狉犪犃狀犵犾犻犮犪），史密斯（JamesSmith）和他的植物绘画助手索尔比（JamesSowerby）出版了16卷的《英格兰植物学》（犈狀犵犾犻狊犺犅狅狋犪狀狔）。博物学著作的出版数量从18世纪后半叶开始持续增长。

最后，英国收集型博物学的繁荣与帝国扩张事业息息相关。英法“七年战争”的结束标志着英国第一帝国的形成。从此，英国海上力量得到了进一步增强，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确立起了霸权地位。为了保持英国的优势地位，获得更多的原材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大英帝国借助自己庞大的海上力量，不断派出舰队去寻找新殖民地。1768年，为了观察金星凌日，皇家学会向王室和政府提出申请，希望组织一次南海舰队，去塔希提岛记录这一稀缺的天文现象。乔治三世和海军部批准并资助了这次探险活动，但他们却另有目的，海军部给库克（JamesCook）船长的任务是寻找南大陆并绘制地图。随船前行的还有年轻的博物学家班克斯（JosephBanks）及其团队。他在这次活动中采集到大量的植物标本、种子，并绘制了大量具有科学价值的博物绘画。探险活动彻底地改变了班克斯的生活，也改变了英国科学的发展方式。这位年轻、坦诚的博物学家后来成为了国王的朋友，并担任了伦敦皇家学会的主席，皇家植物园邱园的园长。作为英国科学最强有力的管理者之一，他说服英国政府，使他们相信，投资科学研究事业将有利于国家的商业扩张与帝国扩张。

班克斯对博物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1768—1771年班克斯在“奋进号”上的博物学探险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此，海军部的探险船队邀请博物学家来参加便成了惯例，这极大促进了英国科学家对海外植物的了解和认识。其次，班克斯以伦敦索霍广场的住宅为中心，借助王室、政府、东印度公司以及全球殖民地的力量，建立起全球性博物学网络，在增进博物学认识的同时，不断进行着动植物移植实验，将博

物学和帝国扩张相互促进的“博物学帝国主义”模式推向前进。

另外，人文形式博物学也对英国博物学的复兴和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与帝国式、重探险、追求远方动植物的博物学家相比，他们更重视当下，更重视自己生活所在的乡土。刘华杰教授在《博物人生》中归纳了该类型博物学的特征：一批热爱大自然、仔细观察大自然的作家，生动地描写自然景物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类作品，既有科学意义也有文化意义，它们真实记录了人与自然的对话。怀特（GilbertWhite）的《塞耳彭自然史》是这种博物学的典型代表。怀特在书中用书信体的形式记录了自己对家乡气候、地貌、鸟类、物候、人口等事物的长时间考察，尤其是对鸟类，他有着更系统的观察，还曾在皇家学会的《哲学会刊》上发表过关于鸟类的博物学研究。怀特的这本著作成为英语世界印刷频率第四的图书，塞耳彭也因此成为闻名世界的小村庄。法布尔的《昆虫记》、梭罗的《瓦尔登湖》、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等誉满天下的名著都是这类博物学的后续之作，它们不仅传播了有趣的知识细节，更涤荡了人类灵魂，让读者在其精妙的文字世界里，感受人与自然的亲近。

博物文化与博物学史研究

深厚的思想文化背景和特殊的社会状况共同缔造了英国近代博物学的伟大复兴。今天，传统博物学作为一门学问已经基本退出了学科体系，博物鉴赏不再是王公贵族和政府要员所推崇的文化活动，推动近代博物学发展的重要机构也具有了新的功能，但在生活中，博物学依旧是大众了解和贴近自然最喜闻乐见的形式之一。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者也开始关注博物学的历史地位、形态、演变以及对现代生活的借鉴意义。

邱园（KewGarden）和自然博物馆（NaturalHistoryMuseum）是博物学研究者的“圣地”。邱园位于泰晤士河畔，18世纪时曾是皇家园林，国王乔治三世与园长班克斯一起，把它建设成了世界闻名的动植物移植和交换中心。他们借助英国强大的海军力量，将殖民活动与博物学实作结合在一起，从全球各地收集到大量的珍奇物种。乔治三世管理邱园期间，总共引进新的物种7000余种，其中大部分是班克斯筹划和推动的。现在，邱园依旧进行着动植物学研究和教育，只是研究方法和营运方式有所改变。许多学者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开始关注邱园的历史。如德斯蒙德（RayDesmond）的《邱园史》（犜犺犲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狋犺犲犚狅狔犪犾犅狅狋犪狀犻犮犌犪狉犱犲狀狊犓犲狑），作者从18世纪初期开始，全面介绍了邱园的发展历程；另外还有艾伦（MeaAllan）的《胡克在邱园》（犜犺犲犎狅狅犽犲狉狊狅犳犓犲狑），介绍了胡克担任园长时对邱园的贡献，梅比（RichardMabey）的《邱园之花》（犜犺犲犉犾狅狑犲狉犻狀犵狅犳犓犲狑）则追溯了画师以邱园花卉为对象的艺术创作史。

自然博物馆原是大英博物馆的一部分。19世纪末，坐落于伦敦南肯辛顿区（SouthKensington）的新馆建成后，就从大英博物馆分离了出来，主要负责与博物学相关的部分。它是一个集公众教育与科学研究为一体的单位。展览区分为生命馆和地球馆两个大部分，借助先进的现代科技手段，自然博物馆将动物、植物、矿物、人类等各个主题惟妙惟肖地展示给观众；教育部门和讲演厅对珍奇物种的形象介绍则让游客在感官享受之余，认识到了更多自然界奥妙。博物馆内存有世界各地的标本约7000万件，书刊几十万种，还有大量的手稿和绘画。每个部门中都有职业科学家，他们不仅负责馆中的日常科学活动，还会承担某些研究任务和教学任务。科学家多与英国的高校合作进行专业研究，博物馆入口处有一家大商店，图书多是这些研究人员的成果。这里的科学家都掌握了充分的资料，因此其著作多翔实有趣，如《植物分类学史图书与图鉴》（犅狅狅犽狊犪狀犱犘狅狉狋狉犪犻狋狊犐犾犾狌狊狋狉犪狋犻狀犵狋犺犲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犘犾犪狀狋犆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收集指南：收集和保存植物的方法》（犐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狊犳狅狉犆狅犾犾犲犮狋狅狉狊：犇犻狉犲犮狋犻狅狀狊犳狅狉犆狅犾犾犲犮狋犻狀犵犪狀犱犘狉犲狊犲狉狏犻狀犵犘犾犪狀狋狊），《大英博物馆馆藏中的英国动物标本清单》（犔犻狊狋狅犳狋犺犲犛狆犲犮犻犿犲狀狊狅犳犅狉犻狋犻狊犺犃狀犻犿犪犾狊犻狀狋犺犲犆狅犾犾犲犮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犅狉犻狋犻狊犺犕狌狊犲狌犿）等。

大学中也有许多的史学家、文学家、动植物学家，开始从不同的侧面进入博物学领域。剑桥大学历史学院斯帕丽（EmmaSpary）所编的《博物学文化》（犆狌犾狋狌狉犲狊狅犳犖犪狋狌狉犪犾犎犻狊狋狅狉狔）是博物学思想史研究的基础之作，她回答了博物学史的研究意义，分三部分介绍了博物学如何从朴素的业余爱好发展成为一门精致的科学学科；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历史系教授德雷顿（RichardDrayton）所著《自然之政府》（犖犪狋狌狉犲’犌狅狏犲狉狀犿犲狀狋）论述了18、19世纪博物学与农业、国家财富的关系，深入探究了当时植物研究机构与权力共生和相互促进的演进史；1999年约克大学的斯塔尔（AnnShtEir）出版了《培育女人与科学：花神的女儿与1760—1860年英格兰的植物学》（犆狌犾狋犻狏犪狋犻狀犵犠狅犿犲狀，犆狌犾狋犻狏犪狋犻狀犵犛犮犻犲狀犮犲：犉犾狅狉犪’狊犇犪狌犵犺狋犲狉狊犪狀犱犅狅狋犪狀狔犻狀犈狀犵犾犪狀犱，1760—1860），著作介绍了18世纪下半叶19世纪上半叶百年期间英国女性从事博物学活动的盛况。另外，一些学者以英国近代著名博物学家为对象，研究他们的博物学活动。如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雷文（Charles Raven）的《博物学家雷的生平与著作》（犑狅犺狀犚犪狔，犖犪狋狌狉犪犾犻狊狋：犎犻狊犔犻犳犲犪狀犱犠狅狉犽狊）介绍了雷的主要博物学活动，分章

评述了雷在植物、鸟类、昆虫、爬行动物、化石等方面的贡献，并在最后一章考察了博物学与神学在雷的著作中的体现。

科学史专业也正在给予博物学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范发迪在其名著《清代在华的博物学家》中指出，博物学史研究俨然已经成为科学史中的显学。例如，较之以前的科学史著作，近几年出版的《剑桥科学史》（犜犺犲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犛犮犻犲狀犮犲）增加了对18世纪博物学和航海探险的描述；剑桥大学的法拉研究了17、18世纪博物学与帝国扩张的关系史。剑桥大学著名科学史家谢弗（SimonSchaffer）教授采用福柯式的概念分析方法，将博物学界定为一种科学实践方式或研究方法，而不仅仅指研究对象为动植物的学问，借此解释了为什么赫舍尔（WilliamHerschel）将自己的某些天文学工作称之为博物学，将自己的身份定义为博物学家。杜伦大学的奈特（DavidKnight）教授曾是英国科学史学会的主席，主要研究18世纪的化学史，十几年前开始关注博物学研究。他说，他们这一代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博物学研究推向科学史的主流阵地。

学术机构组织了主题多样的博物学研讨会，共同探讨博物学的研究进展、研究方法。2012年4月27日，皇家学会组织了纪念博物学家里斯特（Martin Lister，1639—1712）逝世300周年研讨会，会议主题为：历史走进生活：17世纪的博物学、医学与“新科学”（HistoryComestoLife：SeventeenthCentury NaturalHistory，Medicineandthe“New Science”）。与会人员多来自博物馆、图书馆、大学，其中以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参会人数最多。同年9月，皇家学会召开了“绘画艺术与博物学”的会议，主要探讨视觉绘画在近代博物学发展过程中的学术价值，以及反映在绘画中的博物学理论。所有这些方面反映出，英国博物学史的研究已经在学术机构中生根发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