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跨文化音乐之通补

中西方跨文化音乐之通补

中西方不同价值观造就彼此音乐于历史发展过程中既有某些相似之处，同时也呈现出诸多不同点。以下笔者将详细地分析中西方音乐的相同点与不同点。

1. 二者的相同点：

1.1 民间音乐之社会实用性：

在人类社会的初级阶段，人们总是在与大自然的斗争当中创造出各种奇迹。生产力的提升使我们文化活动在原始社会中呈现出戏剧性的变化，“人们自发的音乐冲动与创造力”使民间音乐应孕而生。在中西方社会中，民间音乐最初存在于乡村并具有社会实用意义。“古希腊时代的祭祀歌，饮酒歌以及结婚歌等，反映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世纪时期的游吟诗人将“群众们的希望与兴趣用歌声表达出来”，他们的创作伴随市民阶层壮大而产生且少受宗教的束缚。在我国民间音乐中，从早期《诗经》，《楚辞》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清商曲及至唐宋以后盛行的山歌，曲子，叫声，小曲甚至于明清时代成熟的戏曲，曲艺等综合艺术皆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伴随人们生活的变化而变化，丰富了人们的社会生活。可见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民间音乐产生于人们的生活，其以抽象化的语言将人们对生活的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中西方社会中，音乐也广为统治者与宗教利用，中国的统治者在公元前1058年就制定了礼乐制度，用森严的等级制度调和社会各阶层间的关系。音乐在其中起到协调作用，西周在宫廷中产生的雅乐，一方面用于“重要的仪式以歌功颂德”，另一方面“将礼乐结合一作为维护社会秩序巩固王朝统治的手段”。我国宗教音乐在历史上有着辉煌的历程，佛教变文不仅服务于教义传播，还孕育了说唱艺术。除此之外，道教对音乐也相当青睐，道教音乐“伴随宗教仪式而用，以仪式为根基与摇篮”，由此具有一定的程序并根据其程序连缀成套曲，“道乐形式本身是一个完整和谐的有机体，体现出无冲突的宁静，柔弱美感，接近美学范畴中的优美”，其照本宣科式的传承使之保留下大量的历史印记从而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至今依然是我们宗教音乐中难得的瑰宝。

在欧洲中世纪由于教会在政治领域占重要地位，音乐打上宗教之烙印，从格利高里圣咏到奥尔加农，皆宣扬着宗教之神圣。作为宗教活动重要组成部分，许许多多僧人在创作中总结出影响后世的音乐理论，像规多发明的四线谱，教会调式的广泛使用等，此时许多乐师开始根据日渐成熟的音乐理论创造新的乐器，相继出现了管风琴，维奥尔琴，肖姆管，萨克布号等乐器并逐渐形成了不同声部的乐器家族。这些成就对西方专业音乐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从此我们不难发现，统治者与宗教将音乐作为维护自身统治或宣扬教义的工具，一方面缓和了社会阶级矛盾，另一方面又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我们能从这些宫廷、宗教音乐中找到历史的足迹。

1.3 凝结着共同的音乐本性

由于“音乐本质乃客观可分析的乐音物理运动于人的情感运动的异质同构关系”，这使得由不同旋律走向，节奏特点构成的音乐会给予我们以不同的感受。而相同节律特征的音乐就能给予我们相同的感受，如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中的“双人舞”场景，那优美抒情婉转动人的旋律打动着全世界人的心而成为脍炙人口之佳作，我们的《茉莉花》以那恬静典雅之旋律影响着世界。由此不同国家的音乐都以“节奏，音调，速度与力度作为基本表现手段并以一定的音阶调式与结构组织乐音活动”，从而使得音乐能在世界范围内突破语言的限制将人们的思想感情最直接表现出来。

2. 二者的不同点：

2.1 专业音乐与民间音乐的差别：

受西方理性主义思想影响，“各个艺术样式间有各自的理论体系作为具体艺术样式的指导思想”，早在古希腊时期（大约公元前6世纪），欧洲就出现了音乐学校，同时诞生了泰番德尔，莎孚等音乐家，伴随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音乐活动开始有了理论的指导，许多音乐家根据理论进行音乐创作，并在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新的理论。许多欧洲音乐家按照相应理论进行音乐创作，20世纪后作曲家更受到科学实验影响而在音乐创作上进行各种尝试。相比之下，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民间音乐则具有强大生命力。尽管我们曾出现过一些著作，如燕南芝庵的《唱论》，王骥德的《方诸馆曲律》等，这些著作恰恰鼓励人们“自由灵活地随机应变，充满生机活力地即兴表演”。我们的民间音乐以可塑性及社会实用性在民间广泛流传，变化。

2.2 音乐基本要素的侧重点不同：

世界各国之音乐离不开三大要素，即音高旋律，复调和声与韵律节奏。这三大要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有机体。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对音乐三大要素之侧重点伴随着社会发展必然产生不同点。相比于西方注重复调和声，我国偏重于音高旋律。因此在我们的集体创作中为体现出旋律的优美性，时常避免不协和音程出现，我们集体创作实践注重无半音五声音阶为基础的音乐旋律，偏音大多作为经过音以及用于音乐异调终止时使用，这样的旋律总体来说避免不协和音程产生的尖锐音响，使音乐旋律具有较强的歌唱性。

同时中国音乐之终止式与欧洲的终止式有较大差别，欧洲调式音就是乐曲的煞音，而中国之煞音则相对有多变，走出所谓理论的束缚。

音乐线性思维造就了丰富多彩的音色，在其中体现得最明显的当属戏曲丰富独特的唱腔了。我国传统大戏曲中，就按照地域划分为昆山腔，高腔，梆子腔，皮黄腔等，还有许许多多地方戏曲采用的唱腔更是丰富多样，有的大戏曲还结合了多种唱腔增强其戏剧性的表达效果。除了戏曲唱腔方面体现出我们对旋律音色之注重外，民间器乐演奏中也同样体现出来，作为我们常用的吹管乐器的笛子就因音色划分为南北两派，北方以音乐风格“刚健雄强，慷慨激昂”的梆笛为主，南方则以音乐风格“典雅清丽，宁静优美”的曲笛为主，两种笛子的演奏技法不尽相同，同时两者演奏之曲风也有所不同。线性思维扎根于自然经济为主导之下的小农生产模式，在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的影响下，不同的人对事物看法不同，价值观多样性就此显现，给予个人充分发挥个性的机会，当然吾国之音乐就在个性化的集体创作中变得丰富多彩，形象各异。

相比之下，欧洲的音乐更加注重纵向的和声思维，不同的声部之间形成了有机的统一体各司其职，加上乐器音色的高度融合，于是乎欧洲合奏合唱，重唱等艺术异常繁荣，其深深扎根于工业分工的基础上，伴随欧洲工业化进程而不断发展。

通过对中西方音乐侧重点之比较，我们通过这一现象也察觉了中西方间相对差异较大的文化背景以及社会发展情形，中西方音乐在人类艺术史上发挥的美学欣赏价值与历史文化价值确是值得我们全世界人赞叹的。

结论：

纵观中西方音乐之异同，我们不难发现音乐作为人们对客观世界最直接的反映，在描摹出人们感情生活，折射出社会生活以及被统治者与宗教组织利用等方面，中西方国家的音乐有着相同的实用功效，都伴随着社会生活而存在发展。但是由于中西方社会在历史，人文，地理，政治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造成了中西方人之价值观与世界观不尽一致，这势必使中西方音乐在侧重点方面出现较大差异。

鸦片战争后，西方的价值观开始影响中国，公式化，理论化的学科意识渗入到中国社会方方面面，音乐也不能独善其身，在欧洲的音乐理论传入我国后，我们也一直在进行专业音乐民族化的探索，从早期的赵元任，冼星海，马思聪等，到建国后的吴祖强，杜鸣心，朱践耳等，再到现在的谭盾，瞿小松这些先锋派作曲家，他们在探索将西方创作技法与中国民间音乐相结合的过程中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我们在探索中决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更不能在教条性地引进西方创作技法，“通过输入外来文化发展一种音乐文化，对于该文化是错误的”，我们需要保留民间音乐本源。近年的一些专业音乐家像瞿小松与郭文景，他们在专业音乐创作中设法保留大量民间音乐元素，特别是郭文景，他的交响合唱《蜀道难》就用到川剧高腔以及帮腔，并且按照“依字行腔”的原则进行创作，整部作品即包含西方管弦乐队交响性的音色效果也不失中国民间音乐之神韵，不失为我们专业作曲家探索中的一个成就。

中西方音乐的差异如今正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而日益缩小，经济的全球化带来音乐上的交融，我们在面对这一契机时，应当坚持理性思想，对国外的文化采取“拿来主义”，使它们能有效为弘扬我国传统文化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