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是建党治国的指南

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强调指出：“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三个代表”的提出是面对挑战的决策回应；是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创新；也是无产阶级政党执政观的科学概括、廉明政治观的系统表述。江泽民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政权提出至高无上的标准和要求：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划清了它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政党和非无产阶级政权的根本区别。这一战略决策充分表明了共产党的郑重态度，也是它充满自信的体现。随着时间的迁移，“三个代表”对于立党、执政、治国的指南作用将日益显现。

面对挑战的决策回应

“三个代表的提出，是对我党我国面临的严峻考验的决策回应。它是基于对我党面临的挑战和考验的清醒把握，基于对我党队伍、状况的重大变化的深刻分析而提出的；它表达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充满必胜的坚定信念，同时也是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的体现。在某个角度上说，它是江泽民“忧党、忧国、忧民”的居安思危情结的反映，是他从历史和全局的高度，对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提出的一种警示。江泽民在江苏考察工作时就明确提出党“抵御风险”和“面临各种政治风浪时也能显示出强大战斗力”的问题。关于这一点，从提出“三个代表”的背景中我们可以得到更加深刻的理解。 从国内环境来说，我国既赢得了举世惊羡的业绩，但也存在着制约社会发展的种种深层社会矛盾。回顾我国以往的发展历程，在实现党的正确领导的同时，伴着不少决策失误夹杂其中，因而赢得的成就，其代价是相当高昂的。马克思说过，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只能在既定条件下创造历史。目前中国的现实对中国的发展确实存在着不少难以跨越的屏障，择其要者有：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我国庞大的人口数量导致中国人均资源要素占有率低，资源与人口的矛盾尖锐，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短期内难以有效抑制，这对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增大了极大的困难性。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社会发展的人文环境不佳。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社会转型期的国家普遍存在着的三大难题，即社会失序、道德失衡、政治动荡等问题也不同程度地困扰着我国。这固然有社会转型期难以避免的原因使然，但也有历史积累的深层矛盾的因素的作用。中国目前是世界上超大型的国家和超大型的社会，发展又极不平衡。国家规模本身就是制约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的一个重要因素，大国，尤其是超大型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由此是有不同于中小国家的许多重要特征。因而其管理的难度是举世罕见的。我国社会积累的一系列深层矛盾，使国家管理面临诸多两难性抉择：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要转变“两高两低”（即高收入高资源消耗和低产出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却又受制于人才资本和技术条件的制约，若不尽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势必加剧环境的退化；在产业结构调整上，若以发达国家为追赶目标，迅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则有大量人口无从就业，若照顾人口素质的现状则极需要发展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又势必制约高新产业的发展，从而影响中国跟进发达国家的速度；在现代化进程上，要加快推进社会现代化的进程，难免加剧社会局部不稳定，而把社会稳定置于首位则难免会推迟改革的速度，拖延现代化进程；在法治问题上有乱世用重典之说，但也有法不责众之说，面对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实也有两难之处；在公务员队伍的建构上，要精简机构，但面临着人员分流的压力和部分公务员抵触的阻力，不精简则承受着制度成本增大和行政效率低下的压力。此外，还有诸如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效率与公平、城市二元化结构的调整等等的两难抉择。这一切都对执政党的领导艺术和领导才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亟需要全面权衡利弊并趋利避害，贯彻“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比取其轻”的原则，根据事物本身的规则掌握良好的“度”予以解决。 会议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从总体上说，我们党是有战斗力的，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是好的。这是主流，是基本的方面。看不到这一点，是不对的、有害的。但看不到存在的问题，或者对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估计不足，同样是不对的、有害的……这就向我们提出，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从严治党。如果治党不严，纪律松驰，组织涣散，发展下去不是没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啊！”[2]

江泽民多次强调，今后十年是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目前既存在着历史上难得的发展契机，但的确又存在着相当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在面对来自外部国家的比较压力之下，来自有着更发达的生产力和更优越生活水平的外部国家对相对仍然贫穷落后和中国的挑战下，能否抓住目前的发展机遇，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实现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社会全面现代化的完成和中华民族的振兴这“三位一体”的历史任务是摆在全党、全国、全中华民族面前的不可回避的历史课题。这是关乎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要抓住发展良机，消除各种隐患，作为中国的执政党亟需提高自己的驾驭全面、化解矛盾的能力，提高领导水平、执政水平。江泽民“三个代表”的提出正是他面对严峻挑战的决策回应。他提出的直接动因在于从严治党，治理党内存在的各种隐患，这是把中国事情办好的关键。古人云：“忧劳可以兴国，逸豫足以亡身。”“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借用这些话，这种强烈的忧劳意识恰是兴国的精神前提，是消除隐患的政治智慧的凝结。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既是对党的先进性的高度概括，也是从严治党的标准，更是共产党廉明政治观的重要准则。它具有明显的针对性，抓住了立党、执政、治国的根本，是防止党蜕化变质、增强党抵御风险能力的良方妙策，也是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有效措施。这一高层建瓴，总揽全局的战略决策充分显示了江泽民的睿智和远见。

党建理论的创新

西方一位学者曾经说过，凡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先哲们都曾经探讨过，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在新的条件下重新思考，形成新的认识。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恰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思考所形成的新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创新。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问题，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毛泽东邓小平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中都分别作过深刻的论述，并作出他们各自的理论贡献。马克思恩格斯论证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指导思想、一般纲领、策略原则和组织原则等问题，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基础。如斯大林所说，马克思对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提供了关于党的基本要点。”[3]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全面提出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和初步创立了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因此，邓小平对列宁在无产阶级政党方面的理论贡献定位为“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的学说。”[4]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主要贡献在于成功地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样落后的国家如何建党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在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5]邓小平对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突出贡献就在于恢复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并回答了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如何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在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江泽民“三个代表”的论述从新的高度科学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创新。它的创新性具体体现在：它科学地概括和集中体现了共产党的根本性质、根本宗旨和历史任务，这既是从时代和全局的高度对党提出新的严格要求，同时也充分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保持先进性的殷切期望；它是对我党全部历史经验的精辟总结，既对我党以往历程所发挥作用的高度概括和充分肯定，又指明党的建设需要进一步解决的根本问题；它是对我党面临的严峻考验的清醒把握，既满怀着对我们从事社会主义正义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心，同时也蕴含着“忧党、忧国、忧民”的强烈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它对我党肩负着的民族、国家、人民、历史所赋予的重托作了准确的、全面的和完整的表述，提出了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战略思考；它融经济、文化和政治于一体，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标准和要求，高度科学地概括了无产阶级政党执政观和无产阶级的廉明政治观，提出了执政治国的战略思路，成为共产党执政治国的行动指南。

“三个代表”的论述言简意赅，立意深远，具有务实性、时代性、战略性、系统性的鲜明特点。

务实性，就在于它从现实的国际、国内条件出发，把客观现实作为治党治国的基础和依据。

江泽民明确指出，要“坚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战线，坚持改革，锐意创新”。“三个代表”的提出正是对我党我国面临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的务实性的决策回应。正如他指出的，是为了解决党在发展中所面临着的“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在今天中国，党处于关键地位，只要党顺利地解决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定一往无前。务实性还体现于它把人民的根本利益置于首位。这正是抓住了立党和治国的根本。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古往今来所一再昭示的政治铁律，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就使治国立于不败之地。

时代性，就是“三个代表”扣紧时代的大主题，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当今，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发展是时代的核心问题，世界各国无一不加强本国的经济发展。江泽民正确把握时代的脉膊，敏锐地抓住发展这个根本，把发展生产力置于首要位置，并对国家的发展作了合理的布局，涵盖了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各个领域，既重视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又重视文化、规范等主观性因素对生产力发展制度的变迁和利益协调机制形成等方面的重大作用，并强调了社会发展的终极即社会利益的协调，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力求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在理论上精辟地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原则、标准和要求等基本问题。这表明了他能够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也是他的理论富有时代色彩的所在。

战略性，就是“三个代表”的论述把握着党的建设乃至国家治理的全局并具有前瞻性。

“三个代表”解决的不是党的具体组织措施，也不是国家的行政细节，而是关乎着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的关键问题，即我党的兴衰成败、国家的发展前景和民族的振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协调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廉明政治、民主政治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社会主义价值的体现和落实，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从治党的角度看，他从新的历史高度概括了党的先进性的标准和要求，按照“三个代表 种价值理念，它要求政府必须回应社会和民众的基本要求并积极采取行动加以满足；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建立保证政府责任实现的控制机制。江泽民“三个代表”的科学论断贯串其中的核心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既是对共产党的要求，也是对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的要求，它指明，我们党和人民政权的一切工作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都是为了实现好、发展好和维护好人民的利益，任何脱离群众、任何违反群众意愿和危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实现、发展和维护好人民的利益，是我们党和政府的全部任务和政治责任。党和政府的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实现发展和维护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既是人民政权的价值观念，也是构建责任政府政治体制的目标和要求，同时还提供了人民评价执政党和政府工作的优劣、好坏、是否称职的明确准则。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的一个弊端就在于政府责任的缺失，失职、渎职行为的泛化。认真落实江泽民“三个代表”的要求，无论是使我国责任政府的构建和完善，抑或是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政治责任感的增强和提高乃至发挥人民群众检查、督促和监督执政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都具有极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它将会加速我国确立责任政府和责任政治的进程并必将大幅度提高我国的行政效率。

最后，“三个代表”提出实现、发展和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具体要求，这对进一步明确我国国家机关的职能分工和协作以及更好行使国家权力同样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权力是统一不可分割的，但这并不否定国家机关的合理分工，使之更好地履行国家职能。现代国家机构通常分工为立法、行政、司法等不同职能部门。在政治过程中，这三个不同职能部门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如何使之统一协调并发挥各自的作用是政治管理的重大课题。

以我国为例，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其作用在于集中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要求将其转化为国家的法律和政策作为政治管理的准则。在政府的政治过程中，这是确定和发展人民群众利益的基本环节。国家行政机关的任务是负责执行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其职能的实质在于实现立法机关所确定的利益，它的活动过程也是利益实现的过程，这与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最为密切，因而它在政治过程中占主导地位。司法机关的作用是解决社会存在的各种利益冲突，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致受侵犯。在某个意义上，司法机关的活动是利益维护过程，即运用权力、程序和体制维护立法机关所确定的利益，也即维护国家、集体和人民的利益。一旦发生利益受到破坏和违背时，司法机关便可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通过对我国政府各机关在实现、发展和维护好人民群众利益中的不同作用的分析，说明了我国政府机关都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但在实现和维护人民利益方面发挥各自独特的作用。“三个代表”明确指出了党和政府要更好地实现、发展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这较之以往笼统地说代表人民的利益的提法更加准确、更加细致、更加全面，体现了这个提法是在认真分析政治过程的基础上才作出的表述。它不仅是对国家机关的总体要求，同时也使各政府部门的职责更加明确，按照这个要求，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和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在立法方面，应更好地体现如何发展人民的利益的要求，坚决制止部门利益干扰立法的现象的滋生；各级行政机关应更多地切实办事，以便更好地实现和发展人民的利益，消除把政府当作赢利工具的现象；各级司法机关应更好地维护人民的利益，制止各种侵害人民利益的行为、并消除司法腐败等现象。

我们当务之急就是在认真学习“三个代表”的基础上，把“三个代表”的各项要求认真落到实处，使“三个代表”的“应然性”逐步在中国转变为“实然性”的现实。一旦实现这一点，中国将超越历史的辉煌。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39.

[2]江泽民.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0—4—2

(1).

[3]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615.

[4][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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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