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减排承诺意义重大-综合新能源论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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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新时间：2013-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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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减排承诺意义重大-综合新能源论文(1)

中国承诺到2020年，把碳排放强度（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45%。外界对此褒贬不一。

我们认为批评家们对中国的指责是错误的，并将在本文中揭示，他们的批评缺乏常识和背景知识。他们的谬见并非纯粹的学术争论：他们的批评为美国国内反对采取行动遏制气候变化的人提供了庇护，是阻碍有效的气候行动的冒险之举。

无论以什么标准衡量，中国承诺的减排目标都是颇具力度的。在经济史上，除了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如此大幅度地削减与能源有关的温室气体排放。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在法律上约束自己实现这样的目标是令人惊讶的，它体现了中国对气候变化的担忧。对中国的减排目标的批评，部分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它允许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继续上涨。

中国政府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能源服务水平低，亿万中国人仍然过着贫困的生活。目前，美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至少是中国的4倍。

奥巴马总统支持美国到2020年减少碳排放将近20%的目标。如果中国履行其哥本哈根承诺，美国也执行奥巴马总统提出的减排目标，那么到2020 年时，美国的人均碳排放量仍将是中国的2倍。

1美国以中国为借口拒绝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是不诚实的行为。虽然如此，对中国而言，接受温室气体排放的上限并努力把碳排放减少至零，仍然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分析家暗示，中国政府可能在2025年接受一个碳排放总量的限额，并在此基础上，到2050年实现减少30%或更多碳排放量的目标。然而目前，中国为避免灾难性气候变化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执行它已经提出的哥本哈根减排承诺。

对中国2020年减排目标的批评既缺乏建设性，又有失公允。如果这些批评不是以冷嘲热讽的方式掩人耳目、逃避责任的策略，那就只能用学术懒惰或条件反射性的“抨击中国”来解释了。

为什么中国的承诺意义重大对中国减排目标提出的主要批评是：它仅仅代表了现状，或者说延续了当前的政策、措施和发展趋势；可以这样认为，它只体现了“一切照常进行”的态度，除此之外毫无新意。我们可以证明，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首先需要说几句题外话，解释一下中国的碳排放强度目标。在这里，碳排放强度是指单位经济产出（国内生产总值，亦即GDP）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

由于中国的大部分二氧化碳排放是燃烧化石燃料而产生的，所以碳强度跟能源强度紧密关联。一个经济体的碳强度关系到能源的最终使用效率、高能耗重工业占经济产出的比例，以及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行为。

尽管中国消费者在住宅和汽车上消耗的能源要少得多，但中国的能源强度和碳强度仍然相对较高，因为其工厂的效率相对较低，同时重工业在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能源强度和碳强度每年都可能改变。

经济学家用“能源消费弹性系数 (energy-GDP elasticity)来表示这种关系。简言之，就是能源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的比值。

如果经济增长翻了一番，能源消费也翻了一番，那么这个比值（即所谓的 “弹性”）就是“1”。尽管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通常均值为1.0至1.5，但在整个经济史上，发展中国家都典型地表现为能源消费的增速快于 GDP的增速。

GDP翻一番往往意味着能源的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增长一倍甚至两倍。有说法称，“中国的哥本哈根目标只要求维持其当前的政策，而并未提出新的要求；中国除了继续实施其已经采取的措施外，无需再做别的事。

” 如何看待这一说法呢？它是不正确的（见图1和图2）。中国的哥本哈根目标将要求其碳强度每年减少4%。

如果未来10年中国的GDP年增长率为8%，那么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必须是0.5；但如果GDP年增长率仅为6%，弹性系数就必须仅为0.33。中国的减排目标不依赖于GDP的增长。

如果GDP增长速度慢，该目标将会更难以实现。中国的减排目标承担着政治上的风险，其原因是：GDP增长将增添效率更高的新基础设施，增长速度越快，高效率的新资本设备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就越大。

如果经济增长缓慢，则要求报废现有的资本设备。简而言之，这意味着更多的现有工厂将被迫关闭。

过去，中国的确曾在一段长时间内大幅降低了能源强度（和碳强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像所有计划经济一样，对能源的浪费十分严重。

改革、重组、能源短缺和极其严格的管理，使中国得以迅速降低了能源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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