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把现在的噪音调成背景轻音(外一篇)

经典,把现在的噪音调成背景轻音(外一篇)

卡尔维诺提出了经典的十四条定义。

“一、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没读过某部经典的人不好意思，小小的虚荣心让他把“读”修饰为“重读”。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读完全部经典，没有读过某部经典太正常了。

而且，经典一点也不歧视迟到的阅读：“二、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对读过并喜爱它们的人构成一种宝贵的经验；但是对那些保留这个机会，等到享受它们的最佳状态来临时才阅读它们的人，它们也仍然是一种丰富的经验。”

在不同的时期读经典，意义不同。青少年时代，每一次阅读都是第一次接触一个世界，如同在现实中接受新鲜的经验一样。许多年之后，也许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读过的书，可是它已经把种子留在了我们身上，它持续地在我们身上起作用，虽然我们未必意识得到。“当我们在成熟时期重读这本书，我们就会重新发现那些现已构成我们内部机制的一部分的恒定事物”。所以，“三、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本身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

尽管如此，卡尔维诺还是认为，年轻时候的阅读往往价值不大，“这又是因为我们没耐心、精神不能集中、缺乏阅读技能，或因为我们缺乏人生经验。”基于这个理由，一个人在成熟的年龄，应该有一段时间去重新发现曾经读过的重要作品，这个时候他会欣赏或者说应该欣赏更多的细节、层次和含义。“四、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

与此相应，“五、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

“六、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永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所以第四条才成立。

“七、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带着先前解释的气息走向我们，背后拖着它们经过文化或多种文化（或只是多种语言和风俗）时留下的足迹。”这一条是第五条隐含的意义的复杂化表述，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就容易理解得多了：“如果我读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恶魔》，我就不能不思索这些书中的人物是如何一路转世投胎，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

“八、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它不断在它周围制造批评话语的尘云，却也总是把那些微粒抖掉。”

“九、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我们越是道听途说，以为我们懂了，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就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

“十、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个名称，它用于形容任何一本表现整个宇宙的书，一本与古代护身符不相上下的书。”

“十一、‘你的’经典作品是这样一本书，它使你不能对它保持不闻不问，它帮助你在与它的关系中甚至在反对它的过程中确立你自己。”

“十二、一部经典作品是一部早于其他经典作品的作品；但是那些先读过其他经典作品的人，一下子就认出它在众多经典作品的系谱中的位置。”

问题是，在今天，种种关于经典的“正面”论述——当然包括卡尔维诺的论述——都有可能被当成阅读的说教，耶鲁大学的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在《西方正典》一书的中文版序言里重申，“我们正处在一个阅读史上最糟糕的时刻”，“我们正经历一个文字文化的显著衰退期。我觉得这种发展难以逆转。”在这个“经典悲歌”的时期，布鲁姆无比“哀伤”。卡尔维诺却并不是那么愤怒和无奈，这两条说得很好：

“十三、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它把现在的噪音调成一种背景轻音，而这种背景轻音对经典作品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

“十四、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哪怕与它格格不入的现在占统治地位，它也坚持成为一种背景噪音。”

必须说，人应该知道他是在哪里、在哪个位置上阅读经典的。卡尔维诺假设了一种幸运的读者，他可以把

阅读时间专诚献给经典作家和作品，他的阅读和当代生活的任何世俗方式——如为报刊写评论，谋取大学教授职位，等等——无关，他甚至可以避免读报纸。这样幸运的读者也许存在吧，绝大多数人却不是，而且这样的阅读也未必合理。“当代世界也许是平庸和愚蠢的，但它永远是一个脉络，我们必须置身其中，才能够顾后或瞻前。阅读经典作品，你就得确定自己是从哪一个‘位置’阅读的，否则无论是读者或文本都会容易漂进无始无终的迷雾里。因此，我们可以说，从阅读经典中获取最大益处的人，往往是那种善于交替阅读经典和大量标准化的当代材料的人。”

也可以说，阅读经典，一方面需要把经典里面蕴藏的信息读出来，读到当下的世界里来，读到你自己身上来；同时，也需要把当代的信息读进去，把你个人的信息读进去，读到经典里面去。这个当下的世界和当代的信息，这个你个人，就是你在你的位置上所感受和意识到的，不必幻想你是在桃花源。这就是为什么，你要知道你是在哪里读经典。

书的价值和价格，还有人对书的感情

要是你还不能决定是否花一个晚上读读里克•杰寇斯基（Rick Gekoski）这本《托尔金的袍子》（王青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那么你就花两分钟看看我这里复述的故事好了。

作者是个珍本书商人，他在一九八八年春季的待售书目录里列出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一九五九年伦敦版，作者签名本，标价三千二百五十英镑。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看到后给他写了一封信，说如果你那本能标价那么高，“那由他签赠与我的巴黎版该价值几何？”一九五五年的巴黎版才是真正的首版，而且这正是珍本书商所称的“关联本”——作者题赠给另一位名人的书。四千英镑，他从格林那里把《洛丽塔》带了回来。第二天上午，一位朋友来访，对着《洛丽塔》两眼放光，开了张九千英镑的支票，把书带走了。故事还没有结束，一九九二年，他以一万三千英镑再次买进那本书，但不久又转手。过了十年，二〇〇二年，那本书在嘉士德拍卖会上现身：两万六千四百美元。

商人，当然讲的是交易，而交易，就有价格的高低起伏。但珍本书的价格，至少在这本书里讲的珍本书，似乎只是一路攀升。为什么呢？如果仅仅是个买进卖出的交易商，就未必讲得清楚了。

这本书的作者还是个文学行家，他在牛津拿到博士学位后，到一所大学教二十世纪文学，后来辞职专做书商，经营文学珍本，背后还是有专业功夫。所以他讲的故事，一半是交易，令人头晕目眩的价格高歌猛进；另一半是，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被承认之前，不受待见的屈辱、出版的一波三折、问世之后出人意料的成功，等等。对文学史了如指掌，又能把教书匠枯燥乏味的知识变换成活灵活现的情境进行叙述，再加上交易（价格是这个时代最牵动人心的东西了），而且是他本人参与其中的交易，这些“大作家与珍本书的故事”，就真的很好看了。

当然，如果你不是对书有感情的人，你也不会觉得好看。作者对书有感情，对他生意范围的二十世纪文学更是情深意切，所以说起一本书的前世今生，才会情动于衷，感慨系之，而不仅仅是精彩刺激的故事而已。 感情也和估值有关。在他看来，卡夫卡《审判》的手稿拍卖高达一百万英镑，“这还是便宜的：因为那笔钱连一幅贾斯伯•琼斯的劣作也买不到。”所以，当“垮掉的一代”代言人凯鲁亚克《在路上》的手稿拍卖的时候，嘉士德开足了马力大肆宣传，以求打破纪录。这份手稿是宽九英寸、长一百二十英尺的打字稿，展开来就是一幅长卷，看上去可不就是一条路。最终成交价是两百四十三万美元。买家打算带着这部长卷手稿，沿着凯鲁亚克当年的路线重走一遍，这个决定恐怕也有感情的因素起作用吧。

作为一个书从手上流进流出的商人，感情这个东西还真是个问题。“你承受不起多愁善感的代价，决不能和经手的书有太多感情瓜葛，发生太过深刻的联系。除非你腰缠万贯，否则你经手的书都不值得长久留存，无论你多么爱它们也不行。‘爱’这个字在此可能有些煽情，我使用它也有点犹豫不决。但是，每过一阵子就有一本书冒出来，散发出透彻肺腑的吸引力，让你爱不释手，甚至为之心荡神摇，六神无主，无法割舍。”不断经历留存和割舍之间的感情挣扎，这生活，真够折腾的。

总有决不割舍的，在作者，是《尤利西斯》。一九二二年二月二日，乔伊斯生日这天，在巴黎寓所接到了刚刚印出的头两册书。出版这本书的，是一个年轻的美国女士，在巴黎左岸开“莎士比亚书店”，此前还没出过书呢。《尤利西斯》第二版的一本在二〇〇二年创下四十六万美元的高价，是当时二十世纪文学作品拍卖的最高纪录。“我拥有（是珍藏着）首版《尤利西斯》七百五十册中的一册，上面有乔伊斯的签名。”他不但不会卖它，而且不会碰它，不会去翻开来读，为了保持它的品相：“只要我一天不去翻开来读，它的品相会一直完好地保存下去。都活了这么大年纪了，我一直都能屏牢了不去碰它，可真是我人生的一大快事。”这种体验，算得上特别吧。

如果像我这样一个读者，可以从作者所谈论的二十部名著的珍本中选一种自己最喜欢的（当然了，只是说说而已，买是买不起的），我毫不犹豫会选——在作者最喜欢的二十世纪书籍中“名列第二”的——T•S•艾略特的《诗集》，一九一九年出版，寥寥数页，封面如一幅油画。这本书是由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她丈夫雷纳德开办的霍加斯出版社手工印制发行的。这里的故事表面上平静如水，水面之下却可能暗潮起伏。我指的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制作这本书过程中的心理状态。一九一七年，伍尔夫夫妇买了一台印刷机、一套字模、制版框、活字盘，弗吉尼亚开始了半职业化的印刷工生活：“检字、排版与印订书籍对弗吉尼亚具有一定的疗效，这一切把她从文学创作时紧绷的想象工作中解脱出来。”说得更明确一点，这有助于防止弗吉尼亚神经崩溃反复发作。曾经有一年的时间，《尤利西斯》的书稿因找不到印刷商就躺在伍尔夫夫妇家中，当然他们也没法接这个活，因为，按照弗吉尼亚排印的速度，要完成这个工作，差不多要四十七年之久。一九一八年，他们和一个白天在银行工作、晚上写诗的美国青年一拍即合，出版他只有几首诗的诗集。《诗集》共印制二百五十册，定价两先令六便士。“过去这些年里，我经手过五本不带签名的一九一九年版《诗集》，最近的一本售价是一万英镑。每一本书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有一本是红色布面花纹装订的，一本是蓝色布面花纹装订，另外三本是大理石花纹纸面的，但都稍有不同。每当我闭上眼，它们每一本的模样就会在我眼前清晰地浮现，而我依旧怀念它们，仿佛是我一手抚养成人的孩子，待它们长大后，就放手让它们到世间去闯荡。”

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它的物质化的形式（珍本、普通本、首版、签名本，等等）的价格，人对文学价值的发现和认识，对书的物质化形式的感情，这是不同层面的问题，通常我们都是分开来谈论的。这本书的作者却把这些不同层面的东西交织在一起，交织出五彩斑斓的书的身世和命运。他是一个很好的“说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