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阿姐鼓》剖析90年代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

毕业论文 内容提要：本文以歌曲《阿姐鼓》为对象，剖析90年代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探讨在深入全面的社会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文化的可能和困惑。

主题词：《阿姐鼓》 流行歌曲 中国文化 90年代

我们以这张唱片中的首领（主打）歌曲《阿姐鼓》为主要分析对象，以下除特别说明外，称《阿姐鼓》，即单指歌曲《阿姐鼓》。

1、从记忆到寻找

《阿姐鼓》，是从"我"关于"阿姐"的记忆开始的：

我的阿姐从小不会说话

在我记事的那年离开了家

因为"阿姐从小不会说话"，而且"在我记事那年离开了家"，"我"对"阿姐"的记忆就近似于无记忆。换言之，"不会说话"和"离开了家"，作为"我"关于阿姐的记忆的全部原始材料，构成了对这个记忆本身的两个基本的否定性前提。在这两个前提下，"我"对阿姐的记忆是1个被原始性地禁锢的人生奇点：1个没有语言而且1开始就终结了的生命。

《阿姐鼓》是90年代文化的1个隐喻。这个隐喻暗示了1种普遍的文化心理：记忆是从无记忆开始的，记忆就是记忆的丧失。在当代中国历史进程中，从80年代进入90年代，是1个长期封闭的社会从初步进行改革开放走向改革开放的深化的进程。虽然，"改革"仍然是1个远未完成的社会计划，并且每1次具体措施都面临着重重阻碍，但它向各层次各角度的加速延伸，已经构成了1个基本的社会动力，同时，也就构成了1个普遍的社会心理动机。企业生产，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个体劳动，由"大锅饭"中的"铁饭碗"改变为市场经济中的"合同工"，而且，这不仅是经济生产行业改革的措施，而是全社会体制改革的总趋向──在今天，"下岗"，已经开始触击到每个在岗公民的神经。也就是说，改革的深化，打破了已经根深蒂固的个体对集体或国家的稳定的依赖感，取而代之的是必须自足自力的"个人"观念。另1方面，面向世界的开放，把1个无限的世界天地推到人们的面前，面对这个无限的天地，个人所获得的自由和他所面临的失落，是等值的。改革逼使个体确立"个人化"的自我意识，开放把"个人"投入大世界的无限性中。正是个体被带入这种个人化存在的无限性，使他的自我记忆失去了根基，从而原始性地成为无意义，无内容，即自我丧失的精神癔症──情结。

"我"关于阿姐的记忆，因为无内容，是1个不能展开的情结，它必然发展为同样无意义、无内容的思念。"从此我就天天天天的想啊，阿姐，呀"，这种空洞的思念，只能是自我无限欲望的冥顽的表达。因此，所谓"1直想到阿姐那样大，我突然间懂得了她"，是"我"布下的1个自我掩饰的虚假的叙事策略。因为，从无内容的记忆衍生出来的思念，是不可能达到对阿姐的理解的──阿姐是永远的记忆之谜。所以，在这个叙事策略中，自我掩饰是双重的：1方面，掩饰了"我"的欲望，另1方面，又掩饰了"我"的欲望本身的空洞。这个双重掩饰，使"我"对阿姐的记忆和思念，成为对阿姐的再度魅化，是为"从此我就天天天天的找啊"铺路的。它使"我"的寻找有1个似乎是合情合理的根据，或来源。

在《阿姐鼓》中，记忆、思念和寻找，很自然地被编织在有序的时间链条上，先后展开。记忆产生于阿姐离家前，思念开始于阿姐离家后，寻找则是"我"长到阿姐那样大之后。这个顺序，不仅展现了3者之间先后承续关系，而且展现它们的因果关系。但是，因为前提的虚无，即"我"对阿姐的记忆就是无记忆，是记忆的丧失，这个线性的时间关系缺少内在联系，而必然破裂，并且无结果。因此，《阿姐鼓》的时间展现了1种异变的时间逻辑：记忆的丧失和无边的思念，意味着时间的断裂；冥顽的寻找则把破碎的时间纳入无意义的循环。这种时间逻辑，是由多次变调和转调中被加长的过渡来表现的。也就是说，由于过度的曲调切换，音乐与叙事的统1体被解除了，音乐不再是对叙事的表现或补充，而是对叙事的割裂：可以无限循环的割裂。反之，也可以说，无历史联系性的叙事本身只能是相互无关联的片断，同样无关联的音乐片断则是胶合它们的粘剂。

90年代文化的时间性，正表现出这种无整体性关联的片断化和片断的无意义重复。因为，失去了记忆，也就是说，从历史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寻找被赋予无限性而绝对化了。寻找的绝对化表现为，不仅寻找原则上解除了先在的制约（原则上1切都是可以的），而且寻找在根本上不再有任何既定的方向。在这种绝对化中，寻找成为真正的个人行为，而且是面对世界无限性的个人行为。在80年代的潮流涌动之中，追随或者反对，人们总是围绕某个或某类主题而动；因此，80年代是1个充满激情的时代。转进90年代之后，整个文化失去了基本主题，仿佛是1次盛大的夜宴之后，满街散游着兴尽寻归的醉客。多元主义，这个后现代理论祭起的口号，成为醉客们随遇而安的自慰的托辞。时间，就在这里消逝了，或者，被打散为相互无联系的片断。每个人都在努力，但每个人的努力都是重复着投入无限虚无的徒劳：整体不再与个人打照面，而发展变成为完全抽象的，与个人漠不相关的统计数据。可以说，正是基本的时间感的破裂，导致了90年代文化精神的普遍疲软；因为在缺少内在联系的时间片断中，生命对于个体必然是1种"不可承受之轻"。这种"不可承受之轻"，使个体不可逃避地精疲力尽。以经济学家的头脑来衡量，1个年代为1个世纪作准备，当然是低成本高利润的。但是，这种投资留下的空白，当然也是不再能够填补的。这个空白，就是社会文化心理被超前预支之后的精神空白。在《阿姐鼓》中，阿姐、老人与"我"，3个人物构成了1个凝固的3角形，这个3角形，阻止了"我"进入历史文本的可能。结果，在这3角形的静止的对应关系中，阿姐、老人与"我"都被抽象为可无限重复和替代的空白质点：在歌曲的结束段中，祈祷变成了摇滚乐的狂欢，不仅老人，而且阿姐和"我"都消逝在这个狂欢中。这，就是90年代文化的精神空白的表象。

对于这个空白的表象，碎片涌动的时间停止了。

3、 阿姐：距离，或者死亡

"阿姐鼓"，在西藏的文化传统中，意味着1面以纯洁少女的皮做的祭神的鼓：人皮鼓。这是现代西藏早已废除了的酷刑。歌曲《阿姐鼓》则以这个被废除的酷刑为叙事文本（背景）。对于这个文本的处理，歌曲的创作者采取了双重立场：1方面，以西藏传统的宗教教义，即"生死轮回"观念来稀释少女牺牲的残酷；另1方面，又以现代人对这个传统的超越感来审美化地远眺这个残酷。因此，"阿姐鼓"在歌曲中幻现出的是1个绚丽如梦的死亡历史的审美风景，在这个风景中，前现代的蒙昧残酷因为晕染了当代文化诗学的光辉而炫耀人心：悲惨消逝的阿姐在美丽的鼓声中重现了！天边传来阵阵鼓声

那是阿姐对我说话

而且不仅如此。在鼓声中重现的阿姐，获得了语言和美：阿姐在音乐中复活。与前面唱段沉郁的叙事风格不1样，以现代吉它伴奏的这个唱段，是极富抒情风格的轻悦意味的。如果说，前面唱段的叙事风格携带着古老西藏生死凄迷的高原寒意，那么，这个唱段就表现出90年代中国大陆西式的明丽恬腻的夏夜情调。这是《阿姐鼓》中发生的生与死的转换，这个转换，把死亡展现为1种诱惑──音乐的美学力量让我们不得不接受：死亡产生了美。

在这里，我们看到创作者对待"死亡"的矛盾心理。1方面，"死亡"被直接作为叙事的内在动机，另1方面，"死亡"又被推向远景，被淡化，甚至消除。也就是说，歌曲表现出创作者"倾心死亡"和"逃避死亡"的双重态度。这个双重态度，使创作者只能在1定距离上"接受"死亡。对于创作者，"阿姐鼓"所包含的死亡，具有时间（古代与现代）、空间（内地与西藏）、文化（汉文化与藏文化）3大距离。这3大距离，使"阿姐鼓"的死亡意义不仅如高原的空气1样稀薄，而且变成了纯粹的神秘迷人的审美景观。因此，可以说，对于创作者，"阿姐鼓"的死亡意义的真正价值（魅力）在于它是1个超距离的死亡。距离，在这里起了绝对作用。进1步，可以说，在歌曲中，死亡的意义，就是距离的意义：因为死亡构成了对于生存的绝对距离。所以，创作者对死亡的双重态度，是以距离的绝对意义为指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