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中国外贸风险的管理模型(1)论文

一、引言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体制进行了深刻的改革，外贸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中国外贸存在的一些问题也越发凸显。

为此，必须在深刻认识外贸风险的基础上，建立外贸风险的层级管理机制，以确保外贸的持续稳健发展。 所谓外贸风险是指一国在进行对外贸易的过程中，由于环境、政策等原因给本国企业和公众带来的负面影响所形成的风险。

根据现实经济状况，条件的不确定是每个人面对的实际（贝克尔，2003），因此人类经济社会是时时刻刻由风险伴随的。而Knight（1921）认为风险不完全与不确定性相同。

风险是其所有结果已知、或可以得到每个情形的可能发生概率的情况，这样的风险才有进行管理的可能性。 对于在不断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并逐渐融入WTO框架的我国来说，面临诸多的不确定因素：加入了WTO，就意味着需要在其规则约束下，采用适当的和积极的外贸管理手段以应对其他国家的贸易保护手段，以最小化贸易开放的成本；外贸的发展对不同类型的劳动力的福利的影响会有很大差别，等等。

这些都使得中国外贸开放在长期的收益和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充满了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导致外贸的发展可能在一定时期与潜在最优路径相背离，这其实就是本文所指的外贸风险。 随着历史经验和经济理论的不断丰富，以及信息技术水平的提高，人类识别和评估各种风险的能力大大提高，这些为建立较完善的外贸风险管理机制提供了技术可能。

然而，风险管理意识的匮乏、以及在可控成本下高效率地识别和量化风险的实施难度，阻碍了风险管理体系的构建。 本文在分析中国外贸存在的风险的基础上，借鉴了中国外贸改革的成功经验，同时以心理学作为基础之一，通过风险的识别、基本试验、时机、行动等模块，归纳出一个对外贸改革具有指导意义的风险管理模型。

二、中国外贸风险的描述

（一）短期风险 由于中国长期“重出口、轻进口”的意识影响，对于出口的优惠政策相应较多，再加上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等比较优势，使得中国外贸总额急剧增长，贸易顺差持续扩大，也因此导致中国外贸一直在无休止的贸易摩擦中负重前行。中国已经连续10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对外摩擦还呈现从贸易领域向投资、金融、汇率等领域延伸的趋势。

近些年“中国威胁论”日益升温，就是对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和飞速增长的外贸规模而产生担忧的表现。 巨额贸易顺差导致贸易摩擦增多，直接增加了外贸企业的风险，间接地也会影响生产企业和社会公众的福利。

与此同时，巨额贸易顺差导致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加剧了流动性过剩的局面，成为了宏观调控面临的棘手问题。 外贸规模急剧增长背后，却是中国贸易条件持续恶化，也就是中国出口产品的相对价格在下降。

2005年初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就曾表示：“日本、韩国、东南亚大量的元器件到中国加工、组装后向欧美出口，所以我们对日本、韩国、东南亚都是逆差，而对欧美则有很大的顺差，而实际上我们是‘过路财神’，不能只看外贸总额，更要看到背后财富的分配、利润的分配”。 中国连续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造成对能源、资源的需求大大增加。

中国已经多年来都是石油的净进口国，同时，对主要有色金属，例如铁矿石、氧化铝、镍等的对外依存度也很高。外贸商品品种集中度过高，尤其是一国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大量进口能源、矿产资源、关键技术和设备时，则存在贸易结构风险。

前者价格需求弹性小，而价格供给弹性大，容易陷入低价竞争，后者则价格需求弹性大而供给需求弹性小，如果供给突然中断，会影响国家经济安全。

（二）政策博弈风险 随着外贸的高速增长和经济开放程度提高，外贸的波动与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影响日益增强。加入WTO是一个机遇，但是它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国外贸有了更强的抗波动能力，同时WTO规则对于中国的外贸政策施加了约束，意味着对国家的外贸政策和管理手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按照GATT／WTO的机制设计初衷，GATT的宗旨，是“通过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壁垒，消除国际贸易上的歧视待遇，以充分利用世界资源，扩大商品生产和交换，保证充分就业，增加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提高生活水平”。世界贸易组织继承了GATT的宗旨，并增加了扩大服务的生产与贸易，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等内容。

不过，由于国家间的具体情况差异巨大，因此GATT／WTO在漫长的谈判过程中形成了非常复杂的规则和管理机制，并在不同的成员国之间有形形色色的例外、免责和减让。 Rose（2002）研究了是否GATT／WTO的成员国“系统性地”比非成员国有更开放的贸易政策，也就是试图探讨“加入GATT／WTO”和“更开放的贸易政策”之间是否有必然联系。

Rose用了68种衡量贸易政策的指标（包括反映开放程度、关税、非关税壁垒的指标，以及一些非官方的指标、基于价格或者残差的衡量指标等等），考察了几十个GATT／WTO成员国加入前后的贸易政策，并同非成员国比较，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不存在确切的证据显示多边贸易成员国身份和更开放的贸易政策之间有联系。.并且从关税、非关税壁垒、价格以及开放程度等指标看，GATT／WTO的成员国和非成员国之间几乎没有区别。

在WTO的官方网站上，可以看见这样的言论：“WTO是处理国家间贸易的全球规则的唯一国际组织，它的主要功能是保证贸易流量尽可能平稳、可预见（predictably）和自由”“和更自由的贸易一样重要、也许更重要的是WTO体系的其他原则。例如：非歧视、保证贸易稳定、可预见并透明”诸如此类。

不过Rose（2004）用175个国家战后50年来的双边贸易数据，利用重力模型进行了分析，发现“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说明成员国身份可以增加贸易流量的可预见性”所以尽管WTO的目标确实符合成员国的利益，但是其实现还需要一个漫长过程。各国（包括WTO成员国）为实现贸易平稳增长仍需很多努力。

可见，目前的WTO机制，并不能保证其成员国一定会面对一个更开放的贸易环境，也不能保证成员国的贸易更加平稳。因此，中国人世后，虽然面对着重大机遇，然而也要在其多边贸易框架的约束下，进行更复杂的“贸易博弈”。

随着中国加入WTO的过渡期结束，在大部分产业保护期即将届满、贸易争端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为了以最小的成本履行入世承诺、最大化本国利益，中国必须加快建立和完善既符合WTO规则又符合我国国情的外贸管理体制，实现统

一、规范、透明、高效的外贸管理模式。这对于中国政府和外贸企业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长期风险 外贸开放在长期中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不确定性，这是构成外贸长期风险的主要基础。 首先，从世界贸易发展的历史经验看，贸易开放并不是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充分必要条件，甚至不合理的开放政策可能会阻碍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

19世纪初，美国与拉美处于同一水平线上，都是地广人稀。当时美国保护本国企业的发展，而拉美则大量引进跨国公司，让外国到国内建立分公司。

当时按照比较优势而进行的国际分工，使得巴西成为了香蕉生产基地，智利成为铜的主要出口国。然而。

由于国民经济过分依赖于比较单一的生产结构，使得国际市场相关产品的价格变化对其影响巨大.而买办势力和国际垄断势力对其经济产业的控制使得国家无法再对国内产业进行保护，从而促使巴西等国乃至整个拉美陷入了债务危机。亚洲一些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曾经推行出口导向型贸易政策，当时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创造了“东亚奇迹”。

但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东亚这些国家的经济陷入了长期的低迷。尽管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贸易和金融开放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虽不能断言过渡的开放加剧了经济的脆弱性，但不尽合理的贸易结构和巨额外汇储备，减弱了这些国家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 其次，贸易开放对于经济的增长作用在不同国家间存在很大差异。

Slaughter（1998）分析了贸易对人均收入的贡献在国家间是否收敛。他比较了战后的几个主要贸易一体化集团中的国家在贸易自由化前后的人均收入的收敛模式。

然而他的实证结果显示：贸易自由化没有触发人均收入收敛，在贸易自由化前，贸易集团的国家间还显示出人均收入收敛的趋势，但是贸易自由化后，没有任何迹象这种收敛速度在加快，甚至似乎贸易引起了收入分化。Arvind、Subramanian和Wei（2003）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GATT／WTO机制对于世界贸易具有很强的正面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很不平均的。

对于工业化国家，它具有很强的增加进口的作用（可能接近68%），然而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的促进不大；但是，随着发达国家的进口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也相应增加。并且，那些在乌拉圭回合后加入的新成员比之前加入的老成员，进口的增长更快。

Kazuo等（2002）利用H－O两国模型，研究了贸易的不确定性。他们引入了“产业分工的外部性”概念，推导结果认为世界市场的均衡路径存在不确定性：在要素密集的一定条件下，同样的初始条件会有多种均衡路径：如果将国家问初始的要素禀赋占比与均衡时的要素禀赋占比、分别排序，则一种均衡路径收敛于的长期均衡中，国家问的两种排序情况会发生改变（也就是一些国家占有的禀赋比例比初始状况时的比例增加了，而另一些国家减少了），而另一种均衡路径保持了原先的要素禀赋占比（也就是每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占比不变），但是收敛于的均衡状态与第一种情况不同。

他们的研究暗示了从初始的要素禀赋状况出发，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国际分工，在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要获得国际市场均衡存在不同的路径，并且可能收敛于不同的均衡状态，也就是一个国家在长期可能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

三、风险的识别 根据严谨的心理学研究，风险感觉论认为人们对于风险境况的反应直接地受情绪影响，比如担忧、害怕或者焦虑。对于风险的纯粹的情感认知，不会导致抵御风险的行为，只会导致情绪波动。

因此，有效风险管理最大的障碍可能就是心理因素，公众往往看不到他们面临的最大风险，而是更倾向于关注那些表面很重要、实际上无关紧要的风险。只有当风险通过识别能够被发现、衡量以及分担时，才能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程序。

例如人寿保险公司正是通过提醒人们注意他们去世时间的不确定性，才能使得人们意识到风险管理的重要，结果之一是保险公司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

（一）心理层面的风险意识 只是政府管理层和理论界能从统计指标上对风险加以识别，这对于建立一个外贸风险管理模型来是说远远不够的。只有当经济个体（企业和个人）意识到了他们所面临的风险后，他们才不仅会采取措施来规避这些风险，而且对那些能够有效处理风险的制度措施也会给与完全的支持。

但是识别问题是心理因素，而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因为个人心理往往看不到面临的最大的风险，而是更倾向于关注那些表面上很重要但实际上无关紧要的风险。

例如人们对保险的态度就反映了这种心理，即公众对将来会面临更大的身体、疾病、失业等风险往往不感兴趣，而是更加关注眼前的暂时波动，因此大众的意识识别曾阻碍了人寿保险、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的诞生。 另外企业和大众往往更加关注短期风险，比如经济评论家对未来6个月至1年的经济形势预测更感兴趣。

因此管理部门、媒体应该对于讨论经济生活中面l临的长期风险给予更多关注，这并不是说应该对未来持负面和悲观态度，而是可以对经济个体的心理进行引导，使其关注更重要的长期不确定性。辅以一种可行的风险管理机制来处理这些风险，这样才有助于降低风险。

因此在进行外贸风险的识别工作中，更要关注那些长期风险，比如上文中提到的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的风险、影响外贸和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风险，而不能仅仅关注一时的外贸指标或者汇率的变动。进行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时候。

还要特别注意短期和长期的协调问题，一些管理风险的措施在短期内可能会满足公众关注短期风险的心理，得到支持或响应，但长期看来可能会导致未来更大的风险，造成长期危害。

（二）将风险显性化和数量化 对外贸风险，特别是长期风险，是否可以通过建立市场或设计产品、制度等方式将其显性化?是否能够通过金融创新的方法建立一个能够交易风险的市场，特别是交易未来长期风险产品的市场一，因为金融市场最大的效用就是管理风险。比如，是否能够建立一个类似于股指或汇率的指标变动体系，来显示我国外贸风险程度，通过将风险分类，选取反映经济安全、企业效益或人们生活质量等内容的主要指标设计出风险显性化数据。

因为风险是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所以可以借鉴期货的思路将外贸市场未来不确定的风险显性化。必须解决如何更好地将长期风险显性化的方法，让经济个体更生动、形象地体会到外贸市场长期风险的问题。

定义风险的总量，关键是以某种合理的方法将风险量化。之后，将量化的指标汇总成总量概念，然后参与外贸活动的政府、机构和个体可以据此制定合同加以防范。

四、基本实验：心理原则和政府主导 如何通过技术、心理、制度、文化等各种因素对风险进行有效管理和化解，使得每个人生活在一个安全、稳定和真正富裕的社会中，是进行风险管理的真正意义所在。风险管理需要通过有效地控制投机风险。

建立以长期风险分担为基本准则的制度，并且强化其在制度上的合理性。 我们不仅要为制度选择合适的名字，同时也要科学地设计这些制度，使它们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保证它能解决那些我们想避免的基本风险；它必须足够广泛，能够影响人们的福利底线；它必须进行合理的设计，不能因为没有遵循可靠的原则而在未来遭到失败。

但是如果只有抽象的原则，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如何设计出针对风险的管理制度。鉴于经济活动的复杂性，不可能精确设计出、并在第一次实施的时候就完美地发挥作用的模型，因此需要进行必要的基本实验，通过分析实验结果而最终逐步完善和修正管理模型，在现实生活中，从一些小型实验开始，最终获得了能够改变人们经济生活的制度创新。

发展中国家有着更大的进行实验的动力。 政府能够亲自或者提供经费帮助进行这种基本实验，比如我国开始的一系列外贸体制改革，就是一种政府主导的实验，用通俗的话讲是“摸着石头过河”。

在政府主导的这个实验中，中国外贸体制经过20多年的改革，虽然尚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实验的结果是值得肯定的，它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 如今面对外贸中存在的风险，如何设计制度、实施政策来进行管理；如何让企业和公众树立起风险管理的意识和行动动力，也同样要本着实验的态度。

首先认识到实验必然是长期的、艰巨的；认识到改变公众的思维模式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因此对实验效果的评价也要更多地考虑长期指标，而不是短期的波动指标，要在长期实践中考察实验结果。以下列举部分当前在外贸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几个具体例子。

试验

（一）：完善出口退税制度，实行有目的、有差别和有选择的贸易政策。 2003年10月13日，为适应中国出口贸易增势强劲、人民币升值压力巨大的情况，国务院发布《改革现行出口退税机制的决定》，下调了绝大部分商品的退税率，并建立中央与地方共同负担出口退税的新机制，从2011年起，以2003年出口退税实退指标为基数，对超基数部分的退税额，由中央和地方按75：25的比例共同负担。

此举对于减轻中央财政的负担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然而由于同期国际油价飙升的影响，中国外贸在2011年第一季度出现了10余年来的首次逆差，可以说此次试验的平抑出口的作用超过了预期。

并且由于一些出口大省出口的很多产品并非本省生产，出口退税的分担方式大大增加了出口大省的财政负担。因此2005年8月，针对出口退税新机制运行成效及问题，国务院发出《关于完善中央与地方出口退税机制的通知》，对新出口退税政策进行了调整，主要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出口退税分担比例，国务院批准核定的各地出口退税基数不变，超基数部分中央与地方按照92.5：7.5的比例共同负担；并规范了地方出口退税分担办法。

试验

（二）：加强出口贸易限制措施。 我国加入世贸后有两起重要的出口贸易限制措施：

（1）我国在2011年初实行的焦炭出口贸易限制措施。当时，为了给国内蓬勃发展的钢铁业和能源工业提供原料，中国商务部开始颁发许可证限制焦煤出口。

并从同年5月24日起，对出口的焦炭及半焦炭、炼焦煤，一律停止增值税出口退税。这使得国际焦炭价格飞速上涨。

后来在中国焦炭的主要进口商欧盟的强烈反应下，达成国维持对欧盟的出口量的协议。

（2）纺织品出口限制措施。2011年12月12日，商务部宣布将从2005年1月1日到2007年12月31日起对包括外衣、裙子等六大类31种纺织品从量计征出口关税，涉及产品达148项。

此政策的出台既是适应宏观调控与中性财政政策的需要，抑制纺织业的投资过热现象，也是对别国反倾销诉讼的反应。但这些措施并没有起到预期的目的，国外对纺织品还是连连设限，同时国内企业对该措施也不满意，商务部在2005年6月1号取消了大部分产品的出口关税。

试验

（三）：汇率升值、降低出口退税、鼓励进口多管齐下。 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按照汇改时8.1J的汇率计算，截止2007年6月底，人民币累计升值幅度已接近7%，并且升值预期仍然强烈，汇率升值速度呈加速趋势。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公布《关于调整部分商品进出口暂定税率的通知》规定，自2007年6月1日起至2007年12月31日期间，对209项进口商品实施较低的暂定税率；另据了解，国家还拟拿出部分资金用于支持进口，对进口资源性商品和重要设备的贷款进行贴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的《关于调整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规定，从7月1日开始，我国开始实行新的出口退税政策，553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被取消，2268项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的出口退税率进一步降低。

这次调整共涉及的2831项商品约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37%，2011年以来国家先后9次对出口退税进行结构性调整，此次是范围最广、幅度最大的一次。 上述几个案例，第一个是为了保护国内资源和环境而采取的主动措施，而后两个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国外的压力，目前对于这些措施的成效，尚存在争议。

对外贸限制措施的具体实施效果，应本着试验的态度，客观对待出现的风险和取得的成效。中国在多年的外贸体制改革进程中，可以认为是已经进行了很多次“试验”，积累了经验，也总结了一些不成功中国政府为了在WTO制度框架下，继续深化外贸体制改革，保持外贸与国民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必须尽快学习和灵活运用在WTO规则下的更加复杂的外贸管理手段。

五、时机 风险分担原则，即当风险被识别后，就知道巨大的不确定性存在于哪里，并且发现了对于经济活动中的不同对象具有不同的风险，这时必须有针对性地通过制度或合同设计对风险进行分担。有效的风险分担是面临较大风险时有效的处理方法。

只有不同经济单位承受不同程度的风险，其风险分担才有意义。例如：在外贸活动中，政府、外贸企业、生产企业承担的风险就不相同，因此这时候风险分担才有意义。

为了使企业和大众更清楚地识别或意识到风险，除了政府的主观努力和传媒的作用外，合适的时机也是至关重要的。随着我国经济粗放型增长发展到了瓶颈阶段，依靠加工贸易拉动经济增长的困难逐渐增大，我国人世的调整期基本结束，各行各业将面临巨大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开始更深地融人世界经济，外贸的进一步开放将使得中国和世界的互相影响作用加强，中国经济也更容易受世界市场波动的影响；中国外贸量的持续增长使得贸易摩擦大大增多，对双边和多边关系都有影响；中国虽然是一个贸易大国，但是离贸易强国还有很大距离，有沦为“世界工厂”的危险……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正处于拐点附近，而外贸也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使得政府从管理上、企业从具体经营上以及公众从普通生活上都有了切身体会，这正是认识风险的最好时机。

例如，美国1929年经济大萧条时期也是公众对风险问题讨论最热烈的时期，它导致了许多个人风险管理的创新。

六、行动 政府不能只是创造出交易新风险的场所，期待人们开始交易，而是政府应该在公众使用新的风险管理工具的背后起到推动力量，积极使风险管理的想法深入人心，这种公共提倡的任务是全社会进行风险管理的关键和前提。只有公众从个人出发具备了风险管理的意识并主动采取行动，再加之政府和社会建立日臻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以及更有效地控制风险，才能够获得更佳的效果。

国家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总体方针，要求优化出口结构、积极扩大出口、发展服务贸易、完善公平贸易政策。这是国家针对我国外贸出现的风险或潜在的风险，提出的总体目标和原则。

在其指导下，各级政府和企业应把握此良好时机，进行政策和措施的实验，真正推动我国外贸体制趋于完善，不断减少外贸风险，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目前亟需采取的行动包括：

（一）树立我国外贸的“大国战略”原则 顺应中国经济的发展需求，中国外贸也应建立相应的“大国策略”：首先，外贸要积极为增加国家安全服务。其次，中国外贸应该采取积极措施，为降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态势服务，为建立多极化的世界经济格局服务。

为此，应该努力降低贸易的地区结构的集中度，在政策上鼓励企业开拓其他市场，尤其是独联体、拉美、东欧的市场。对于比较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积极开展适当的援助。

通过经济往来带动文化交流，构建双赢或共赢的局面。最后，中国要在世界外贸中发挥大国职责。

积极捍卫国际公则和法理，积极参与国际贸易的相关规则的制定。在国际贸易事务中，要积极运用自己的影响力，维护公权和公平贸易。

（二）加强对于WTO知识的普及和相关人才的培养 各国在WTO规则允许范围内，采取了更为隐蔽和复杂的贸易保护方式，而对其规则不够熟悉的成员国，在博弈中十分被动。我国从2000年开始，已经陆续进行十余起进口反倾销调查，但是总体来看，我国目前在公平贸易方面的手段比较单一，还不能灵活有效地运用WTO有关协议中的保护条款及其框架内许可的非关税壁垒措施。

其主要原因在于很多企业对于WTO相关规则不够熟悉、相关人才非常缺乏。商务部和各地相关部门、以及大型出口企业，应该联合经贸类、法律类高校，通过委托培养、培训等形式，大力培养相关人才。

（三）建立健全中介组织和行业协会，加强其信息预警和教育培训功能 加强行业协会、进出口商会、各种中介咨询机构的建设，借助其信息和培育渠道，及时收集并发布外贸风险指标，例如国际相关价格、标准和规范、大宗订单、贸易条件、国际形势等方面的市场信息，以及国家政策倾向与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的相关信息。这样，可以减少企业搜寻信息的成本，防止企业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遭受损失。

同时，普及国际规则和相关法律知识、协调行业竞争、推进行业技术进步的功能，维护进出口企业和行业的整体利益。并且在应对贸易摩擦时，可以将应对主体从企业转变为行业协会，形成合力以更有效地应对。

（四）对进出口关税、出口退税率实行动态和结构性的调整 对一些资源性产品、国内需求大以及对国外市场冲击较大的出口产品，在不违反WTO规则的前提下，参照纺织品出口的做法，征收出口关税或者临时性关税，甚至自主设定临时性的出口配额，以减少恶性竞争，保证国内供应，保护贸易利益；对国内供应不足的资源、能源、短缺的技术和关键设备，实行较低的进口关税、暂定税率甚至零关税。对具有较大竞争优势产品、供给垄断产品、低价竞销和易引发反倾销产品、资源性产品和高耗能高污染产品，采取降低甚至取消出口退税的措施，提高出口价格，保护贸易利益和资源环境。

（五）实现外贸政策的理念转变，从价格补贴转为真正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 中国长期受出口导向的影响，政策上倾向于利用退税、补贴等价格手段扩大外贸规模，然而，在目前亟需从量变转为质变的时候，政策应该着眼于能够提升企业的长期竞争力的方面。例如，设立创新基金和知识产权专项资金，支持国内企业的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出口和技术创新。

加快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制订和完善，切实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推动我国知识产权的管理体制与国际接轨。另外，对于大量聘用外来务工人员的大型外贸企业，国家可在政策上鼓励企业设立子弟学校，解决工人的后顾之忧，提高熟练工人的保留率，这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长期竞争力，同时也可以加快城市化进程，使外贸发展有益于缓解地区发展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