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结构经济学为经济发展开出正确药方了吗？

新结构经济学为经济发展开出正确药方了吗？

对经济持续增长和国家繁荣的探索成为令世界各国经济学者和政客着迷的目标，这一问题又是如此宏大，以至于“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他就很难再去思考任何其他问题”[1]。林毅夫教授近来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框架便是经济发展理论的又一次探索，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宾塞所言，《新结构经济学》是一部真正重要且富有雄心的作品，它通过联系经济增长与产业发展为增长提供了微观上的动态结构。该理论尤其为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转型和政策制订描绘了蓝图并且提供了技术性操作步骤，许多蜚声海内外的经济学家对此书都不吝赞美言辞。众所周知，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政府主导的指令性计划经济都由于过于理想主义而破灭，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的作用已是不可或缺，但政府究竟应发挥何种作用和如何发挥作用却仍然有待深化认识，林毅夫教授给出的依据比较优势和因势利导原则为政府操作提供了可供选择的菜单，同时也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和争辩，围绕它的争论将使新结构经济理论成为焦点，也必将促进经济发展理论的进步。

一、经济发展的事实 这样的发展历史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以下两点经验：（1）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增长或发展模式，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决定因素因时、因地而异；（2）长期的、可持续的稳定增长优于短期的、不可持续的高速增长。事实上，二战后经济增长率超过7%、持续增长超过25年的经济体只有13个，它们分别是博茨瓦纳、巴西、中国、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马耳他、阿曼、新加坡、中国台湾和泰国。其中博茨瓦纳、马耳他和阿曼的人口规模非常小，另外10个国家无一例外地遭受了经济减速、停滞甚至倒退等不同程度地衰退[3]。宾斯旺格就曾认为全球的必要经济增长率是1.8%，而只要这一稳态增长能够得到长期维持，其作用和效果便是惊人的。但在现实中人们常常陷入对增长地疯狂迷信和追求，导致“增长强制”和“增长无法停歇”[4]，结果经常导致各种可持续难题。

二、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渊源和发展脉络

在考察现实的基础上，理论界也展开了关于经济发展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经济发展思想最早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对国家财富的讨论，近代以来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围绕国民财富的论战成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源泉，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基础，随后，一大批经济学家通过理论或数理模型构建了引致经济增长的因素和具体机制。

（一）经济增长理论的脉络

1.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亚当·斯密强调劳动分工在财富创造和生产当中的核心作用，分工程度加深促进了专业化和交换范围的扩大，从而扩大并繁荣了市场，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马克思据此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5]。强调自由竞争从此成为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传统，对于国家干预则向来持谨慎或排斥态度。但自由竞争的强大力量在成就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辉煌的同时也逐渐瓦解了自由竞争本身，垄断性组织随之出现，经济和社会系统开始复杂化，政治力量不可避免的强大起来，政府不得不在经济增长过程占据一席之地。 3. 内生增长理论。在继续探索经济增长源泉的过程中，许多经济学家试图以新的生产函数形式替代新古典生产函数，在新的生产函数中可以实现报酬递增，他们试图以此内生经济增长。②Arroer（1986）通过修正模型解决了知识的内生性问题，③但由于知识的外部性特点，经济增长最终还是要诉诸于政策干预，垄断竞争现象也伴随发生[10]。Barro（1995）论证了政府生产性支出活动的外部性，进一步巩固了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11]。于是内生增长模型彻底打破了经济学中自由竞争的传统信念。 概括各种思路，内生增长模型认为增长取决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又是知识内生积累的结果，因而增长得以在经济系统内部产生，而不像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那样是外生的。但新的问题随之出现，技术的外部性造成企业的私人收益率低于社会收益率，最终的均衡必然是非帕累托最优的，此时就不可避免地需要通过政府干预和适当的政策来促进和鼓励企业对技术创新的投资，而对政府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不同经济学者之间又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总体而言，新制度经济增长理论可视为对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重新回归，并且在形式化和分析工具、方法上都进一步加深和拓展了古典经济学的认识。但新制度经济增长理论内部各分支存在的分歧也很大，一些固有的矛盾和缺陷也有进一步修正和理论深化的余地。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在于制度的变迁，当人们已经认识到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如此巨大，那么制度又从何而来、如何变迁？Hayami，Ruttaa（1985）在研究农业发展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诱致性制度变迁”假说，认为制度变迁本质上是一个价格现象，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改变了预期收入的现值，进一步诱发了根据最大化行为调整的制度变迁，政策制定和产业选择必须适应当地资源禀赋才能取得经济增长[16]。但Bromley认为该假说有同义反复的嫌疑，理由在于资源禀赋本身是由制度安排如产权界定的[17]。因此，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最多解释了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对于制度变迁的供给仍然有待深化。而国家和政府在制度供给中无疑发挥重要作用，Buchanan（1962）在构建公共经济学框架时考察了宪政规则对经济体系的影响，着重从个体行为、决策及其互动中分析政治活动和经济过程[18]。Acemoglu分析了民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真实影响机制，认为产权和政治权力等因素决定市场均衡，进而决定经济的增长[19]。但在解释制度供给时人们却经常陷入无尽的循环。

（二）经济发展理论

经济发展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原本并不能全然割裂，但主流的经济增长理论在欠发达地区的适用性却非常有限，客观上促成了欠发达地区在追求经济增长时另起炉灶，从而使经济发展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分道扬镳。 以上各种理论秉承结构主义思路，基本上都强调通过国家力量迅速而深刻地改变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和产业结构，实现向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转变。在该种思潮的指导下，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往往通过国家大规模投资实现了短暂的增长，随后却是经济停滞和持续的危机。实际上，结构主义发展思路从一开始就饱受诟病，如J·瓦伊纳（1952）反驳了贸易条件长期恶化和进口替代的主张，指出不应忽略贸易的有利效应，包括降低产品成本和技术引进等；G·哈伯勒也强调了国际分工和贸易对参与国的动态间接效应。

2. 新古典主义发展理论。由于忽视市场体制建设、歧视农业和闭关自守的保守倾向，结构主义思潮下的欠发达国家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反而遭遇了各种各样的发展困境，事实证明政府主导的、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与此同时，以东南亚许多国家为代表的、建立了以市场体制为主导的发展方式却取得非凡的成就。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发展理论开始掀起新古典主义的全面复兴，其标志便是华盛顿共识的形成，其内容主要包括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的主导和帮助下，一些欠发达国家开始向“三化”转型，但结果同样糟糕，这些国家的现状甚至不如改革之前。新古典主义发展理论致力于通过自由市场修正结构主义思潮下扭曲的价格体系，结果却矫枉过正，并没能复制西方发达国家自由市场经济的神话。

3. 小结。至此人们认识到在欠发达国家并不存在一个区别于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经济发展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逐渐合流、融合，发展经济学也就此衰落，一些发展经济学家甚至宣称发展经济学已经灭亡。同时，主流的西方经济理论也迫切需要修正和深化，以对不同发展状况的经济体进行合理解释。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已不是政府要不要在经济发展当中发挥作用，而是发挥何种作用和如何发挥作用。回顾前文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在政府是否应该发挥作用以及如何消除政府干预这一外生变量上几经反复。因此，未来的增长或发展理论有必要正视现实，从一个新的思路，即政府究竟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何种作用和如何发挥作用出发，从而将政府变量内生化。可见，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理论无疑是沿着这一方向的一次大胆而有益的尝试。

三、新结构经济学为经济发展开出的药方

（一）新结构经济学的总体诊断思路

新结构经济学是在反思发展经济学的前两次思潮以及总结不同经济体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依据新古典主义的分析范式来研究经济的动态过程和结构变迁的，同时积极借鉴和吸收经济增长理论的有益成分，从产业结构变迁的微观视角提供了经济动态发展过程的一个综合分析框架。总体而言，新结构经济学仍然属于新古典主义的分析范式。

具体的，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经济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经济发展由要素禀赋的变化和持续的技术创新推动。在特定时刻，一国的要素禀赋是固定的，进而决定该国最优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升级要求要素禀赋的升级，要素禀赋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而且，要素禀赋还应该包括一国的基础设施情况（硬件和软件设施），这构成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总体预算约束，又决定一国的比较优势。要素禀赋升级的方法在于根据比较优势选择相应的产业，并引导企业进入这些领域。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企业进入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最有效地利用资源优势以提高竞争力，同时优化一国总体的资源配置，最大化经济剩余[22]。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市场必须发挥基础性配置作用，以通过竞争性价格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在这个过程中，要素禀赋不断发生变化，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从而产生长期的良性循环。但是在该动态过程中，由于基础设施投资、进入新的产业领域和引进新技术时的外部性，政府必须出面协调和引导以内化外部性。

（二）经济发展的主体：政府还是企业

尽管新结构经济学一再声称市场的基础性配置作用，政府只是发挥辅助功能，但在实践中却难以操作。正如克鲁格评论中所说，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答，新结构经济学恐怕会被作为政府支持特定产业甚至特定企业的许可证[22]。

（三）经济发展的过程和策略选择

新结构经济学将经济发展描述为一个持续性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各类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不断改善的过程[22]。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自然资源或劳动力充裕，而资本相对稀缺，那么就应该以资源或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发展产业，逐渐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久而久之就可以积累足够的经济剩余，培育更多的物质和人力资本。一旦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转而发展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这种动态的良性循环将促使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的内生循环，也将提高该国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综合国力水平。但现实中许多发展中国家却在发展的尝试中遭遇失败，林毅夫教授将之归为这些国家没有一个好的行业选取标准，错误的产业政策导致要素禀赋的无效或低效配置。 另外，新结构经济学建议发展中国家选择领先其人均收入不多的先进国家的成熟产业，同时却又认为发达国家的今天并不必然是发展中国家的明天。与先前将经济发展阶段简单划分为“穷”和“富”相比，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不同国家是一条沿着低收入农业经济向高收入的后工业化经济逐渐转变的连续谱。因此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改善的目标并不必然是发达国家现有的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情况，这种认识显然是一次明显的进步，但却没有本质的改变。新结构经济学致力于政策选择本身，而真正的问题却在于政策实施，即使是正确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发展主体并非先验的偏好整体的经济增长，将政府视做原子式参与个体的做法是不恰当的，政府同样由类型多样和不同偏好的个人组成。

四、结论与展望

从历史的角度看，每一个经济体的发展都存在于具体的历史阶段，不同经济体具有不同的发展过程，在全球化的开放时代，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无法脱离其他经济体而存在，一个产业也无法脱离产业链而独立存在。在一个更为本原的意义上讲，经济发展并不是由国家或政府这一主体主导的，尽管经济发展在国家整体的层面上显示出来。在根本上经济发展由千千万万的个体和企业在追逐自身利益的基础上发生，这些个体同时又是异质的。因此经济发展必须将重点放在正确的主体基础上，而不是发展的客体：产业，或者发展的要素：政策。那么进一步的研究方向就可能在于将政府作为一个像厂商和消费者那样极具自利性倾向的市场参与者进行分析，同时关注不同类型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对政府的经济学分析自公共选择理论以来已取得巨大的进展，如施莱法和维什尼在分析政府作用时归纳了“扶持之手的政府模型”、“看不见的手”模型以及“掠夺之手”的政府模型，阿赛莫格鲁关于民主和经济发展的分析等，这些进展开启了经济发展理论的新一轮思潮。而无论如何，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都意味着政策变量内生化纳入经济发展分析框架的大胆尝试，对该理论的正确理解也必须放在经济发展脉络中进行，其引发的争鸣意义显然远远大于这一理论本身。

注释： 通过引入Ramsey动态最优技术，加上跨期贴现因子，Cass和Koopmans就将消费者决策和企业决策并列分析，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从而达到竞争均衡，储蓄率因而得以内生化。

②这一尝试源自Soloer通过知识溢出模型将知识变量内生于经济增长过程。具体的，一方面单个厂商的产出由该厂商的知识水平、其他有形投入以及社会总的知识存量决定，由于总的知识存量对于单个厂商是既定的，因此该厂商的生产函数仍然满足不变的规模收益。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知识溢出带来的外部性却使得整体产出具有了规模收益递增的特点，经济增长从而得以内生化并且取决于对基础研究和公共知识的投资。

④严格意义上讲，新经济增长理论仍然属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与之不同的是，内生增长模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正的规模效应，即经济增长与经济规模或人口规模正相关，而这一点并不完全符合现实。致力于消除正的规模效应，新熊彼特主义者不断深入到增长的微观主体及其行为，强调企业不单具有创新和知识生产的倾向，也具有模仿、抄袭和复制的动机，从而弱化了创新激励，使得创新活动同时具有了负的规模效应，也为政府鼓励创新的政策提出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