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差别与个性制约

" ［内容提要］代际差别是微观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个性与心理特点而言，代沟代表着政治上的共生代。历史经历对于人的个性和心理的形成至关重要。代内群体特点首先就是指这些人阅历上的共性，指他们政治上或业务上的成功与受挫的类同，以及世界观、价值观和政策观上的相似。代沟也是社会精英制度演进中的重要里程碑，是整个政治制度与国际背景变化中的重要里程碑。考察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解读异同出现的方式及其根源，不仅对分析精英的思想十分必要，而且对了解它们赖以存在的制度和文化背景很有助益。 ［主题词］代沟，制度和文化背景，外交转型。

让我们以外交官为例。尽管现在的外交官与过去有本质的相同点，也有许多重要的区别。看出上去，过去和现在各国所派大使都是国家元首的正式代表，他们体现着对外交往时本国的重大利益。然而，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现在的人与过去是有许多差别的。他们的差别首先取决于大背景的差别。中世纪欧洲的大使（也叫“圣使”）基本上是一个传话人，他只是背诵君主要求他说的话，完整准确却又不能使用母语，“这种背诵所使用的语言当然是拉丁语，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7世纪”。外交生活的全部构成，似乎就是典礼仪式、宫廷盛会、庆祝剪彩和各种招待会等豪奢活动。称号、座次、位次、特权及排场等等，几乎是大使生活的全部内容。大使更多的是代表一种礼仪，一种象征。使节享受他主人所应享受的尊荣，象教皇格雷戈里七世所要求的那样，“见教皇使节之面如见教皇之面，闻教皇使节之声如闻教皇之声”。但是从法律上讲，大使没有自己的人格：他不能控诉别人，也不能被控诉；他随身带有主人的豁免权证书，任何人对他施行伤害，即等于直接伤害了他的君主。在允许他自行决定的少数事项中，包括传达元首间的问候，以及选择对东道国哪些人行贿及行贿多少。“大使”的尊衔不是轻易封赠的。据说这个名词在恺撒关于高卢战争的记载中曾使用过，之后就消失了。14世纪时意大利和一些欧洲王国开始出现“大使”和大使馆。至1860年止，英国一共只派出三位大使，即驻巴黎、圣彼得堡和君士坦丁堡的三位；法国派出的大使稍多一些；而美国则直至1893年还未曾派出一位大使，而是使用“公使”头衔给那些为数不多的驻外代表。[3]可以说，最早的外交家从事的，是一种奢华的、小规模的、没有个性的事务。不过，在上述大环境下面，仍有摩根索、基辛格等人所喜爱的时期和人物，那是18－19世纪列强争锋的欧洲和“势力均衡”的创造者们，他们多半不是上面所说的“大使”和职业外交家，而是真正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众所周知，面对神圣罗马帝国的崩溃和教皇权势的式微，欧洲的少数大国和杰出政治家开展了争夺势力范围和实现权力均衡的多年多轮角逐。例如，法国的路易十四，德国的威廉一世，俄罗斯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奥地国首相梅特涅，尤其是后来的拿破仑三世和“铁血宰相”俾斯麦等一批人物，设计和推行了现代权力政治外交，不仅缔造了强势的欧洲，也创造了各具特色的外交理念。在“基辛格的故事”里面，最关键的有两点：第一，外交成为少数强权者和所谓智慧人物的“小圈子内交易”，国家间事务决不是什么可以公开谈论和探讨的东西，而是真正那种属于在密室策划、“穿梭访问”的结果；第二，类似俾斯麦这样的外交大师有了发挥个性的机会，“外交是一门艺术”的格言只有在这些杰出人物那里才能得到最好的体现。

讲到代际差别，不能不回到本文开始时提到的事例，即

一、两代人之间由于外部因素和自身条件所形成的不同，他们可能分别体现着不同的时代外交内涵。它与历史上的“大代沟”有联系也有差异。

我们都知道，新中国建立之初，出于各方面的考虑，毛泽东提出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7]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据此提出了创建新中国自己的外交人员队伍的具体要求与做法，即新中国的外交官应当同人民解放军一样，立场坚定，纪律严明，忠实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它应当是一支“文装的解放军”，“不打武仗打文仗”。[8]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调令，50年代初一批高级将领和地方政府的高级党政官员汇集京城。除前政治局委员王稼祥任首任驻苏大使外，从1950年5月到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先后任命了14位大使作为新中国首批驻外使节。由于他们多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所以被称为“将军大使”。为了使这批“将军大使”尽快了解掌握外交的一些基本知识，外交部为他们举办了速成培训班，请专家讲国际法、外交文书和礼节，请某些友好国家的驻华大使介绍各国情况，请出国人员讲留学见闻，还组织他们参观苏联大使馆，学习跳舞、穿西装打领带，甚至到北京饭店学吃西餐和摆台常识。虽然不懂外文，也缺少国际活动的基本知识，这批“将军大使”以特有的姿态，坚定地执行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反对帝国主义、联合弱小国家、保护新中国的国际空间和主权的基本方针，他们风格与身份反映出建立之初的中国在对外交往方面的特殊定位。意识到专业人才的缺乏，新中国开始依照国际惯例，建立自己外交官培养基地：1950年9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建立了外交系，55年9月在此基础上创建了外交学院；1959年原北京外语学校和北京俄语学院合并成为北京外国语学院。这两所学院加上国际关系学院和其他一些分布在上海西安等地的外国语大学，成为后来的中国外交官的主要培养基地；现在的外交部的多数部级领导、多数大使和高官都有正式的高校毕业文凭，属于真正的“职业外交家”。他们精通外语，熟悉国际惯例，了解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历史，并且构成当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主力。[9]撇开外语方面的差异不谈，单从工作内容和风格上看，新中国的这两代外交家的特点很不一样：“将军大使”总数上有限，他们工作的年代处于“推进世界范围的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大环境，其中多数人被配备到为数不多的西方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因此阶级斗争观念明确，胸中时刻有“敌、我、友”的不同界限，在对“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时易于取强硬立场，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则倾向于讲“同志间”友谊而不太算经济账，他们适合了50年代新中国的外交定位、特别是60－70年代的毛泽东外交路线。职业外交官们从学校起就被告之外交工作要与“国际接轨”的道理，他们“生逢其时”，恰好是在改革开放年代接受高等教育或从事外交工作，国家的政治大背景是强调中国要向世界，尤其是先进国家学习，外交工作要服从于国家的经济建设，促进有利于有利于中国发展的良好环境的建立；邓小平的“三个面向”即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面向现代化，是他们工作的基本指南。所以，这批职业外交官们更重视欧美日而不是苏联“老大哥”的惯例和经验，懂得在所在国交朋友的各种办法；他们在外交场合几乎从来不使用国内政治中有时不得不使用和遵循的政治术语，他们个人也很少用传统的意识形态束缚自己，对他们来说，国家利益而不是政党界限才是第一位的，因而既要讲政治原则，也要算经济账，两者没有简单的高下之分。单从性质和风格上讲，现在的中国职业外交官与外国并无大的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个性属于典型的“外交官性格”，他们的个人间差异很可能远远小于类型学意义上的差别。

这里涉及到“一代人”的问题。有时这种概念看上去比较模糊和难于界定，但确有这么一种特征存在。就它的解释性价值，其重要性和应用范围而言，这个概念引起了一系列难以解答的课题；然而，如果我们撇开枝梢末节，直接进入关键性内涵，就不难发现有意义的成分。首先，可以肯定，这类概念主要是政治上的，但同时也有重要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基础。如各种研究已经揭示的那样[13]，所谓“一代人”在个性与心理特点上，至少有这样一些共性：首先，他们代表着一种政治上的共生代，这种共生代虽然直接与年龄有关，但与年龄学意义上的“同代人”并不完全等同，很可能政治上的共生代在范围上远远大于狭义的“同代人”或“同龄人”。列宁与斯大林的交接属于同代人的更替，而斯大林与赫鲁晓夫之间的更迭则是两代人之间的更替；叶利钦属于与他年龄相仿的那一代苏联政治领袖中的“叛逆”，同时可以算作普京、列别德和卢日科夫等新一代俄罗斯政治家行列中的“老兵”。其次，他们的历史经历，包括幼年、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阅历，也包括政治上业务上成功或失败的经历，对于这些人的个性、心理（或者说“代共性”）的形成至关重要；代内群体特点首先就是指这些人阅历上的共性，指他们政治上或业务上的成功与受挫的类同，以及（相应地）指他们世界观、价值观和政策观上的相似。再次，“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的分歧，具体地说是该社会骨干之间的差异，是社会精英制度演进中的重要里程碑，是整个政治制度与国际背景变化中的重要里程碑。因此，考察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解读异同出现的方式及其根源，不仅对于了解作为精英的这些人的思想与政策十分必要，而且对于了解精英赖以存在的制度背景和文化背景是很有助益的。比如，亨廷顿在讨论新独立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时认为，发展中国家政治上的进展主要是以制度化程度来衡量的，而制度化程度的具体衡量标准之一，是政治组织的领导层换代速度。“只要创建组织的第一代领袖还在掌权，只要最初遵循程序的那些人还在循规蹈矩，该组织的适应性就值得怀疑。一个组织越是能够不时地克服和平接班的问题，领导层越是能够不断更新，其制度化的程度就越高。”他指出，一个组织的领导层当然可能换人不换代。一代人和另一代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各自早期的成长经历。同一代领导人内部相互取代（例如为了克服接班危机时就这么做），能在制度的适应性上有所作为，但这比起前后两代领导人的更替，即一班人被另一班具有明显不同的组织经验的人所取代，意义就不怎么明显。[14]有趣的是，组织制度与领导者个人在适应变革的累积能力上有其显著的区别。一般地讲，组织制度常常是为了履行某些具体职能而创建的。当组织面临变化的环境时，它若想生存和发展，继续充当导航的角色，就必须减弱它对最初职责的承诺。当组织趋于成熟时，它会不拘泥现有的一切。个人情况刚好相反。一般地讲，个人在从童年到青年的成长过程中，通常对特定的职责不作肯定的承诺，承诺的过程始于壮年，即他成名成家之后。当一个人越来越感到自己负有履行某些特定职责的义务时，他会发现，要改变这些职责和忘却自己业已掌握的对付环境变化的手段，放弃某些他已习惯和喜欢的既得利益，也越来越困难。他已形成自己的个性，习惯现有的一切（包括自身采取的全套策略）。[15]了解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各种制度化指标中，政治学家们会给“组织人事的换代速度”以更大的权重。

“代沟”的意义在于，它可能预示着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历史性转型。人们无法忽略这种变化。21世纪的国际政治更要求研究者注重这种变化。

[2] 《外交官》，第４－５页。

[3] 《外交官》，第33－39页。

[4] 《外交官》，出处同前，第261页。

[7] 见鲁毅等著：《外交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310页。

[9] 《外交学概论》，第327－329页。

[11] 同上书，第47－58页。

[12] 伯特森：《戈尔巴乔夫传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1版，尤其是第1章“一个新型的苏联领导人”和最后一章“把各种力量联合起来”，分别见第1－14页和第119－137页。

[13] 比如，可见《苏联的稳定和变迁》中有关“一代骨干”的若干重要结论，出处同前，第46－49页。

[14]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第1版，第13－14页。

[15]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