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政治乱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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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让读者更了解西洋的政治文化，虽然这些文化多属负面的，但希望读者能以中性的态度看待已经存在的事物。所谓知己知彼，当我们对西洋政治文化有更深了解之后，就更能适应西方国家的各种动作，并在冲突的政治文化之中寻找可行的策略和途径。）

这是一篇我对世界近代历史的认识而写的文章。我从十七世纪西方各国的演变，得出自己的一些观点，但这并不是一篇学术文章（我未曾写过学术文章），我的结论还有待读者与专家进一步去评论。

标题“西洋政治”除了指欧洲各国及美国之外，也包括日本在内，因为日本很早就接受西方的那一套政治体制，在政治活动方面，也很早就和西方各国融成一体，关于这方面的说明，稍候还会提及。

（一）“狗群行为”与西方国家的“狗群行动”

要了解西方国家的政治行为和认识西洋政治怎样地危害中国及其他国家，就非先要认识“狗群行为”不可。

当你走在乡村的路上时，假如有一只狗对着你吠，附近、甚至是较远的狗只也会跟着吠。假如有一只狗追在你的后面，就会引起其它的狗只也不约而同地追向你。假如很不幸地，有一只狗向你攻击，其它的狗只也会不约而同地向你进行攻击。这种狗只的“你做我 跟”的攻击行为，就是“狗群行为”。

我发现几乎世界上的所有动物，都具有“狗群行为”，小从蚂蚁、蜜蜂、青蛙、老鹰，直到非洲的土狼、狮子……等等，都有“狗群行为”，而且，它们的攻击对象，也包括自己的同类。比如：当一只外来蚂蚁在另一群蚂蚁的地盘出现事，这群蚂蚁往往会一拥而上地向这只外来蚂蚁进行攻击；又如：当一头狮子在另一群狮子的地盘出现时，这群狮子也会一拥而上地攻击那头狮子。

我发觉人类也有“狗群行为”。比如：由宗教或种族所引发的冲突暴动，往往是由于宗教信仰者或同一族人盲目地向异已攻击而造成。当球迷所支持的球队输了时，只要其中输的球迷向赢队球迷攻击，其他输队球迷也会跟着做。当记者现场采访暴乱新闻时，假如不幸地挨了一个警察的警棍，其他的警察也会不分青红皂白地趋向他挥以警棍。以上都是我们能在媒体上见到的“狗群行为”例子。

西方国家从十七世纪到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打仗是它们的一部分政治活动。在这个时期里，几乎年年有战事，不是西方国家自己打自己，就是向外开战。至今，美国还保留打仗的传统，每位上任的总统，最少会向国外开一次战。

西方国家打仗，也蕴藏着“狗群行为”。虽然在西洋近代史上，西方国家的战事频繁，但却有着共同的开战策略，当西方国家向另一国家发动战争时，往往先由几个或更多的国家联合起来，再向另一国家或区域开战，情形好似几只狗一齐攻击同个目标一样。西方国家的这种联合起来向另一国家或区域开战的行动，我称之为“狗群行动”。在近代史上的战争，很多都属于“狗群行动”，以下是我从书上信手拈来的例子：

十八世纪的波兰虽然是一个弱国，但却前后三次被三个强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联合瓜分，把波兰土地划分并占为己有。

1793年3月，以英国为首的七国反法联盟，从四方八面攻打法国。

拿破仑在位时，多国（英、俄、普、西、葡、奥等）先后七次组成反法联盟，攻打法国。拿破仑最终战败，但在七次战役中，赢多过败，拿破仑也因此至到今天还被法国人当成英雄。拿破仑在起家时，也和别国结过盟，再攻打并瓜分临近的国家。

在1778年美国的独立战争，法国、西班牙、荷兰也先后站在美国那方，一起对英国开战；俄国、丹麦、普鲁士、奥地利、葡萄牙等国也加入对抗英国，致使英国对美国之战，以失败告终，不得已而让美国独立。

清朝期间，西方八国联军攻打中国。

甲午战争，日本得到多个西方国家的协助，向中国开战。

两次的世界大战，都是

二、三十个国家与三几个国家开战，是非常典型的“狗群行为”。世界大战之所以会牵连到如此多的国家，其中一个主因是，各国之间互相签约，如：A、B、C国签约之后，假如有X国打A，就等于X国打B和C，B和C国因此也要出兵相助；或A国打某国X，B和C国也要一起攻打X国。目前最有可能引发世界大战的组织是北约，这个组织有如此规定，假如有某国向一签约国开战，就等于和其它的签约国开战。

在波斯湾战事里，美国联合多个西方国家一起攻打伊拉克。

在九一一事件过后，美国联合多个西方国家攻打阿富汗。

西方国家的“狗群行动”战略，有着以下好处：

一、军力远超对手，赢仗的机会高过打败仗。

二、把攻击他国的战争合理化，因为既然有众多的国家一齐攻打另一个国家，世人很容易认为他们是对的，所做的决定也被认为是对的。

三、可取得人多势众的心理优势，敌人有时会未战就先乱或先败。

四、因为“国多势众”，敌人的友国也因此不敢贸然相助，怕万一失败，自己也成了下一个被攻击的目标。

五、万一打败仗，责任大家分担，国家不会被战胜国瓜分，因为战胜国也很难有能力来瓜分这么多的国家，因此可以降低个别国家战败的损失或因战败亡国的机率。

“狗群行动”是西洋政治的战争文化，早在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就能发现这种文化。西方国家的“狗群行动”有着像狗一样的“吠-追-咬”的程序。

“吠”：在对敌国开战之前，必先制造舆论，让世人觉得他的敌人可恶而该打，因此也能引诱出更多的“狗只”参与行动。

“追”：把军队与军火开往能攻击到敌人的地区。

“咬”：即对敌人进行攻击。

以美国最近向阿富汗发动“狗群行动”的战争为例，其开始到攻击阿富汗，就完全符合了“吠-追-咬”的程序。

美国会不会攻打伊拉克？美国到目前为止，还无法完成“狗群行动” 的“吠”的程序，所以目前不会攻打伊拉克。假如美国能完成“吠”的程序，他一定会攻打伊拉克。

假如海峡两岸有战事，美国是否会向中国开战？不会，因为美国完全没有针对中国的“狗群行动” 迹象，更谈不上有“吠-追-咬”的程序（“吠-追-咬”的程序须好长的时间去进行）。那么，假如中国向台湾动武，美国是否会抗卫台湾？也不太可能，因为美国缺了“狗群行动”所需的其它狗只，抗卫台湾的结果是输大过赢，更何况抗卫台湾并不符合美国利益。假如海峡两岸有战事，美国不抗卫台湾，反而能符合他的利益，因为台湾一定会向美国大量购买军火，这比美国用自己的军队军火来对抗中国更加划算。另外，也能借中国台湾的自相残杀而拖垮中国。

了解了美国及西方国家的“狗群行为”，相信中国今后对海峡两岸的谈判与外交，也许会出现不同的动作。

美国恨伊拉克入骨，因为伊拉克使他受到极大的伤害，但美国却惨过哑仔吃黄莲，不能说出来，这可说是两极哲理（www.lee-philosophy.org）的后极吧！（有机会我再向读者说明来龙去脉）假如美国无法对伊拉克采取“狗群行动”，他还会运用另一种传统又古老的西洋政治手段，以达到目标，就是：

（二）“狗群行动”的产品：西洋情报活动

从十七世纪到二十世纪初，西方国家所制造出来的战争，频繁到难于数清，这些国家的战争，不是内战就是外战，而且内战和外战的数量也同样的多。战争最常涉及的国家有：英国、法国、奥地利、普鲁士（德国前身）、俄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美国、意大利，当然也要包括日本在内，及许多当时才存在的皇朝、君主国、大郡小邦等。

那时的战争起源，假如不是因强国想并吞弱国，就是人民不满而造反。强国进攻弱国假如能得逞，就能从战败国那里得到土地赔偿、金钱赔偿、财物赔偿，甚至是人的赔偿（即战败国把拥有的大量奴隶赔给战胜国，奴隶都属黑人），因此这种的战争，成了那时的国王或执政者的政治任务。至于人民造反，往往有外国的势力在背后煽风点火，这些外国之所以要如此做法" 的原因，是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合得来或较弱、较听话的邻国。

那时候发动战争的国家，在发难之前，也流行先与他国公开或秘密结盟，目的不外是推行“狗群行动”，或希望别的国家不要干预他与敌国的战争。

有鉴于以上的几个原因，那些战争经验丰富的国家，也就很自然地发展出一套侦查战争可能来临的方法，就是对外国进行情报活动。1873年，被日本派往欧洲考察归来的警察总长（那时称为逻卒总长）就在他的报告书里有如此之说：“今普鲁士所以征服西方，威震世界，亦由警察治理内外，经常刺探外国情况，故能终于战胜强国法兰西。…………”日本也是在这段时期开始模仿西洋，逐渐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体系挂钩。

有理由相信，西洋的情报活动，除了侦查外国的动向之外，还有协助外国人民叛乱之嫌，因为当时许多国家的人民叛乱，都涉及外国和得到外国的援助。二十世纪的美国和苏联就有着庞大的情报机构，这些机构在明里暗里就协助了不少当地人民起来推翻美国或苏联不喜欢的政府；如：当时发生在南越、阿富汗等国的许多政变，媒体上的专家都说是由美国或苏联的情报机构分别策划的。

派间谍潜伏在敌国，以获取情报及分化敌国，是西洋的主要情报活动，美国和苏联到了二十世纪的

七、八十年代，还在双方的国家里陆续地发现间谍，不过都是小角色的间谍，对国家的分化起不了什么作用。

日本到了今天，还是把中国当成假想敌人，这种思维，是承继西方国家的政治哲学；在西洋近代史上，临近的国家，往往会成为敌人；两国的战争，也往往发生在临近国家的身上。有理由推断日本的情报机构（从史书里可得出当时的情报机构是设在警察部队里头），曾经经常对中国进行情报活动，中国尤其在民国时代，就发现了不少的日本间谍，即所谓的汉奸，汉奸有的甚至是大学教授或政府领导。这些都要归功于日本有着悠久及很有经验的情报机构。

中华民国移阵台湾之后，反而很少在台湾发现日本间谍，但那并不意味着台湾里头没有日本间谍，而是因为早期台湾受到日本统治，因此有深厚日本情节的台湾人多到数不清，至今还是如此。换句话说，要在这么多的哈日台湾人当中辨认出日本间谍，实非易事，因此在台湾很难抓到汉奸。然而，只要多留心多观察，还是能辨认出谁是日本间谍的。一般上，这些间谍都很老，多数年龄会在六十岁以上，在家里或在外头，一有机会就会说日语，也喜欢读日本报及用日本一切的产品；生病时，也喜欢看日本医生，尤其是怀疑自己身患重病时，更非看日本医生不可；这些都是日本人的特点，几乎在新加坡居住的日本人都有这种特点。关于日本间谍在台湾的问题，我的一篇题目是《日本间谍在台湾》的文章里有详细的分析，读者有兴趣，不妨上：www.lee-philosophy.org 网站的文章分类：“政治与文明”查阅。

近代史上的西洋情报人员，除了刺探情报之外，也进行破坏与分化敌国的任务。台独除了能分化台湾社会之外，也能分化中国，避免中国统一后而成为一个威胁日本的超级大国。有理由相信，假如台独不是日本间谍所搞出的阴谋，也一定得到了日本间谍在暗里落力地煽风点火，情形就如

十

七、八世纪的英法关系一样。事实也似乎如此，许多台独的死硬份子，都具有极为强烈的日本情结，像极日本人。

美国对伊拉克所进行的情报活动，看来似乎没有什么效用，因为许多美国乐于见到的大小政变或人民叛乱，都能被胡申总统压制下来。看样子美国需要耐心地等到胡申归西之后，才对伊拉克另做打算。

（三）西洋政治的外交，就是怎样使他国不如自己

西洋近代史上的国家战争，不是属于大国欺小国，就是多国欺少国的战争，最典型的例子是拿破仑在位时的法国。当时强大的法国，就曾经以战争的方式向周边的国家如英国、俄国等继续地扩张领土。然而，害怕法国日益强大的国家如：英、俄、普、西、葡、奥等国就先后七次组成反法联盟攻打拿破仑，借以削弱或消灭法国，要不，七国可能会被法国逐一消灭。

由于当时的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往往会和敌国联合起来攻打别国，而这个被攻打的国家有时还是他的友国，因此，就发展出两个典型的西洋外交哲学，第一个就是：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敌人或朋友；第二个是：治国与外交的目的，就是怎样使他国不如自己。

新加坡政治承袭英国，开国至今，也是循着上述的西洋外交哲学建国，并希望能做到样样第一；读者也可从《李光耀回忆录》上集得到许多例证。新加坡的外交与西洋外交的不同之处，是新加坡从来没有使用肮脏手段（即情报活动）来破坏邻国，借以达到治国目的。

早期的西方国家，主要是以战争这种“武战”方法来完成前述的外交哲学，因为战争胜利就能掠夺战败国的财富土地等等，而使自己的国家更加富强，并会使战败国沦为弱国或小国，不如自己。然而，战争的代价太高，更不适合小国用此法来达到富国强民的目标。有鉴于此，许多西方国家也逐渐采用以情报活动的“文战”方法，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

在情报活动的深化之下，西方国家经常发生的内战也从以前的拥护君主或推翻君主、建立皇朝或推翻皇朝之类的传统战争，发展到因思想不一或思想分裂的革命、政变之类的内战。如：法国的几次革命战争，就难使人相信和英国的情报活动无关；美国独立后的内战，就和英国的情报活动洗脱不了关系。

原属英国殖民地的美国打败英国而独立之后，英国还是耿耿于怀，希望美国有一天能重投他的怀抱。当具有同情黑奴倾向的林肯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南方获得英国的支持，即刻向北方的林肯开战。战事一面倒，拥有2200万人口的北方却打不过只拥有870万人口（其中有350万是黑人）的南方。林肯打败战的主因是，官军士兵不足，许多北方的官兵都投靠南方去了。

早在美国南北战争的三几十年之前，美欧两洲的多个国家的黑奴已经陆续获得解放。许多获得自由的黑奴，都会积极的负起保家卫国的责任，勇敢地拿起枪杆投军杀敌。林肯有鉴于他国的历史经验，就在战事告急之届，也宣布解放黑奴，之后，就总共增加了50万的黑人新兵；同时，南方的350万黑奴也因北方族人获得自由而受到鼓舞，纷纷起来反抗南方政府，争取自由。最终，林肯也因获得南北方黑人的支持，而打赢这场内战。

历史说林肯的伟大是他解放了黑奴，但事实而论，林肯是因为频频打输内战而不得已才为之，并非真心解放黑奴，更何况别国已先他而为之。

当初，美国为了反抗英国而提出“民主与自由”的政治哲学（下节会进一步解说美国的“民主与自由”的来龙去脉），这种哲学获得国内外的大力支持和提倡。在“民主与自由”的号召和凝集之下，美国最终击败英国，解放了美国人。这种“民主与自由”的思想也从那时候开始继续地发酵与蔓延，最终也影响了欧洲，那时的世界强国如法国等的人民，也相续受到“民主与自由”思想的冲击与影响，而使他们的国家经过一番动乱之后，都逐渐的接受了这种新的思想。不过，这些强国接受了新思想之后都“改朝换代”，许多的版图也缩小，而且，至今都无法成为世界的强国。

从历史的演变过程得知，“民主与自由”这种思想能有效地达成西洋政治目的“文战”方法，是情报活动不可或缺的武器。“文战”的结果，当然是被打击的国家发生内乱、分裂，甚至瓦解。前苏联因接受民主而迅速地瓦解，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印尼因接受民主而版图变小及国家出现分裂，也是另一个典型例子。这些例子也和发生在一两百年前的欧洲国家及其他地方没有两样，这大概就是我所说的两极哲理的自然连锁反应吧！

西方国家比中国早了一两百年就知道并懂得运用“文战”，更懂得发展更多的“文战”武器，例如：除了" 民主之外，还有男女平等、防止虐待动物、人权、环保等等，这些本来是好的东西，却往往被西洋情报活动家用来攻击和分化他国的“文战”武器，借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台独也是一种文战武器，它已让西洋情报活动的幕后主持者看到了成果，即：分化了的中国，只差还没内战。

“文战”本身是一种思想，当某种思想（如民主、人权）在被攻击国的人民身上发酵之后，就像面粉成了面团、再烘成面包、出炉、出售、上桌一样，一步一步地发展下去。然而，处于其中的国家和人民，或不知其所以然，或也许知其所以然，但都只得像“面粉发酵”一样的发展下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还是一个不太开放的国家，因此，除了毛泽东及共产思想之外，难容国人另有新思想。我认识的一位中国朋友，约在那时末期写了一个新的思想，颇有知名度，结果被西洋情报活动家看上，先给他戴上高帽子，说他写了个伟大的思想，已被西方的某个组织列入世界名人榜，并邀请他去美国发表演讲等等。幸好这位朋友的英文完全不灵，因此不想去发表演讲，要不然，当他在国内国外有了更高的知名度及足够的支持者之后，他的新思想就可能变成了外国的文战武器，也许他会因此而下不了台，更严重的话，也许会像从前的法国德国一样，闹出一场革命，让中国人民有得忙。

不少被西方冠上“民主斗士”、“人权捍卫者”等等名堂的中国人，我相信有的遭遇就像我上述的朋友一样，先被戴上高帽子，之后，假如不幸的话，他们就会堕入西洋情报活动家的圈套。

诺贝尔和平奖本来是颁发给那些对和平有贡献的人，不知读者有没有注意到，近三四十年来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或被提名者，许多却是国家的异议及动乱的来源者，如：波兰的前公会领袖瓦恩沙、缅甸的翁山淑枝、达赖喇嘛，还有那在位时苏联被瓦解的总统。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我的结论是：诺贝尔和平奖已被西洋情报活动家所利用，来从事“文战”工作，借以引发他国的社会动荡，达到分化他国的效果。

被中国宣判为邪教的***功，却被西方国家大力地支捧，美国就经常为***功说话；奇怪的是，美国对付国内的邪教从不软手，但对中国的邪教却情有独钟，问题在哪里？***功在中国及国外有大量的信徒，又敢时常制造新闻，假如他们有一天在国内示威游行失控或能经常扰乱中国的社会秩序，就极能引发中国的社会动荡，是西洋情报活动家乐于看到的结果。***功亦是西洋情报活动家的文战好武器。

学者说，六四是一起自发性的事件，我也同意此说。然而依我看，六四的过程泛存西洋情报活动的可疑痕迹；我希望如此的说法，不会伤害到那些受害者的心。说到六四的十周年前后，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香港、台湾等地，都举办规模不小的各种追悼或纪念活动，这种异常情况在我看来，似乎是外国势力的一次很有组织的活动，用意不说也明。我很同情六四事件的受害者，但我又不能不说出我的疑点，就是：背后似乎有西洋情报活动家在策划六四的十周年活动。

西方国家如美国等的一些学术机构，也喜欢颁发助学金（GRANT）给他国（如中国、新加坡）的异议份子，这些助学金有的数目不小，有时可供一个家庭好几年的生活费用；但条件是，异议份子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写出关于本国内部矛盾的文章或报告或书籍。如此做法，一来可以在经济上帮助异议份子，让他可以继续的奋斗（做乱？），二来也可用异议者的文章或报告来抨击他国，或干预他国的内政。这种做法似乎和“把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异议及动乱的来源者”的做法同出一辙，使人怀疑背后亦有西洋情报活动的存在。异议份子也成了“文战”武器。

当一个人憎恨一个民族的文化，他也许会憎恨属于那个民族的国家，憎恨的结果，有时也会使自己人不满自己人。亚洲的许多文化，尤其是食的文化，常被西方撰文非议，如：吃鱼翅、吃狗肉等，说是动物就快绝种、有虐待动物之嫌，等等。然而，洋人爱吃的龙虾就快绝种、为了得到更大的鹅肝和更多鸭身上的脂肪（法国名菜）而极具虐待性的饲养、处死不争气的马、吊死成绩差的猎犬、烘烤带鼠尾等，这些不利西方的文化，西方人却很少大做文章。西方过分渲染中国负面的文化，令人觉得背后另有不良企图，手法和西洋情报活动的“文战”极其相似。

西洋情报活动中心在哪里？

目前的许多西洋情报活动信息是来自美国，即：美国国内经常有人或机关利用上述的民主、人权、自由等文战武器，向中国及其他国家进行攻击。故此，很有理由相信西洋情报活动中心是在美国，而且就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换句话说，中国发生的许多自发性事件如：六

四、***功等，过后都被美国情报局加以利用。

美国中央情报局是一个怎样的机关？

从来没有一个美国总统及国会议员知道得很详细，中央情报局过去和现在还进行些什么活动；因为，总统和议员不断地在换人，而且，情报活动是一种机密，有时连总统都不能知道。上述也是《民治政府》（《Government by The People，by J. M. Burns and others》）一书里头对美国情报局的简要评论。

日本早在一百二十八年前就成立情报机构，所以依我的推算，美国的情报局历史会更为久远，但从前也许不是这个名字及在现有的单位里。在这种背景之下，它应该还和欧洲的许多国家的情报组织有着某些联系，或它的情报人员已渗透在这些国家的学术单位和国际组织里头，或在这些国家里头还有自己的情报细胞。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诺贝尔奖的委员会会颁发和平奖给引发动乱的人物、为什么西方的学术机构会颁发助学金给他国的异议份子，及为什么美国对中国的文战攻击，往往会得到不同西方组织的响应。

在冷战、越战、阿富汗对抗苏联时期，中央情报局花美国政府及人民的税钱，就像似血液从切开的动脉流出去一样，多且快又难止；但没有人知道钱去了哪里，连局长也一样不清楚；因为许多开销都是秘密的。我的一位法国商业伙伴告诉我，奥萨马拉宾之所以憎恨美国，是因为当拉宾把苏联大军赶出阿富汗之后，美国情报局却没有履行它的承诺，而是把他抛弃在山洞里。拉宾与美国情报局有染？姑且听之。不过，拉宾曾经利用美国手提式地对空飞弹及发射器来对抗苏军却是事实。这些武器从何而来？可想而知。

从两极哲理（www.lee-philosophy.org ）的观点来看，西洋情报活动是从西洋的政治哲学诞生出来的实际产物，但搞的都是坏的活动，只可认识，不可模仿。然而，事情一旦被西洋情报活动所发酵或污染，它的实质也会发生变化，就像面粉变成面包一样，然而，所牵涉到的人物，并没有好坏之分。台独和***功就是例子，我觉得它们都不好，但这并不能说，凡台独份子或***功学员就是坏人，因为他们现在好似处于面粉被发酵后而成了面包的阶段，是新的产品，未来还是要继续地走下去。

（四）从美国提出“民主、自由、平等”来对抗英国到英美的“狼狈为奸”

北美洲的原住民是印第安人，但当新大陆被发现之后，欧洲移民就相继蜂拥而至，霸占土地，划分势力范围。西班牙、荷兰、法国和英国都先后在北美建立殖民地。从1607年开始，欧洲移民集团在北美不断地以战争互相角逐，之后，英国在1664年打败了荷兰而夺得纽约，开始统治北美，到了1733年，英国终于完全统治北美，并在北美建立了十三个殖民地。

当时，英国统治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总督，都握有军政和财政大权，并拥有征税和发行货币等权力，但所有的总督，都须经由英王委任及批准。

当时的英国，为了争夺海外的殖民地而经常和他国打仗，尤其是在1756年至1763年和法国争夺殖民霸权的七年战争里，大大地消耗了英国的财库。战争过后，英国开始对富裕的北美殖民地征收各种各样的新奇税收、颁发不合理的新法令（" 如：英军可任意占用民房民宅），及对北美移民作出各种各样的限制，如：不可直接出口、禁止人民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西迁等等，目的是为了保护英国的既得利益，及从中获得更大的财富利益。

在生活越来越艰苦及越来越没有自由的情况之下，北美人民也开始组织起来，反抗英国，并要求独立。就在1776年6月7日，北美人民发表了《独立宣言》，开始向英国提出，要求民主、自由和平等，并争取独立。

美国为了对抗英国而提出的“民主、自由、平等”，除了能帮助美国争取独立之外，这种新思想，也逐渐影响了欧洲及整半个世界，至今，这股起于两百二十多年前的思想，现在还在燃烧着。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英国对美国的关系先是统治者，美国独立战争时英国变成了敌对者，美国内战时期英国却又成了煽动者；过后，英国再摇身一变，变成了合伙者而和美国一起侵略海外殖民地。这也印证了西洋外交哲学的：“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敌人或朋友”这句老话。

英美现在还是维持着亲密的合伙者关系，不同以往之处是，他们如今是战争合伙者。不知读者有没有注意到，美国近来对外国开战时，若不是英国先打头阵，就是英美同时一起行动，而且，美国一提出要向某国开战，英国是第一个附和者。这里举几个例子：波斯湾战争时英国首先同意并最先出动战机跟美国一起攻打伊拉克；英国也是首先附和美国并最先出动战机跟美国一起攻打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就在写这段文章的前一天（2002年7月20日），英美战机又再联合出动攻打伊拉克。我却很少听到法国、德国等国家和美国联合攻击伊拉克或其他国家这种事。

英美目前的战争合伙行为，像似狼与狈猎食动物的攻击行为（这也是“狼狈为奸”的出处），这种行为，值得推敲利用。

为什么英美会有这种“狼狈为奸”的战争行为呢？可能是：

一、英美之间有着秘密的战争协议。

二、美国利用英国的自大心理。从历史上来说，英国原本是美国及许多前殖民国家的“老板”或“大哥”，但自从她没落之后，除了美国之外，就很少国家再把英国当成“老板”或“大哥”了。英国能得到世界唯一超级强国的美国的尊敬，自然要给予回报，对美国也因此有求必应，所以每当美国要求她联合出战时，就义不容辞了。无论出自哪种原因，英美的“狼狈为奸”的战争行为，常能使美国避开国内和世界舆论的压力；因为美国可辩称：“又不只是我（美国）打Y国，还有英国（及别的国家）也打Y国，为什么偏偏只责怪我？”

分析家认为，美国担心中国会威胁她的地位和生存，因此把中国当成假想敌人，不很信任中国。从英美的“狼狈为奸”的战争行为，可知美国是非常信任英国的，而没落的英国，却需要及喜欢别国的尊重，也较容易信任别国。我想中国可利用这种关系与心理，通过英国来间接地取得美国的信任。同样的，美国也极信任日本，中国若要美国相信她对台湾的政策，日本是好的桥梁。这种新的思维，也许会成为中国外交的未来策略。

中国除了在外交上可通过英国和日本等国的关系，而间接取得美国的信任之外，也可通过战争协议，达到同样的结果。比如：和日本或英国签约，在三或五或十年内，假如台湾不搞独立，中国向台湾发动任何战争之前，必须得到日本或英国的同意（英国或日本就成了担保人，如此可增加美国及其它国家相信中国有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假如台湾搞独立，中国就有权向台湾开战，届时，日本或英国不得在任何方面间接或直接协助台湾。中国方面，在协议里也可同意日本或英国的某些相似的要求。

（五）在西洋政治文化的冲突里建立君子中国的典范

本文试图让读者更了解西洋的政治文化，虽然这些文化多属负面的，但希望读者能以中性的态度看待已经存在的事物。所谓知己知彼，当我们对西洋政治文化有更深了解之后，就更能适应西方国家的各种动作，并在冲突的政治文化之中寻找可行的策略和途径。

每个国家都想不断地发展和强盛，中国也不能另外。中国在发展和强盛的道路上，目前除了遇到国内的经济和政治等课题之外，还加上西洋政治的文化差异，不被西方国家所认同。

思想是引导国家不断地发展和强盛的必要因素。美国的强盛，背后的指引思想是：“民主与自由”，这个思想，也让美国影响了整个世界。然而，假如中国要强盛，她的指引思想是什么呢？

在“民主与自由”的指引之下，如今的美国，已变得反复无常，爱以武服人；我想，中国应该树立典范，以君子的风度，带领世界。假如此语说的对，中国又应该何弃何从呢？

我认为我之存在的任务是：创造新文明。也许是天赋予我天时地利人和，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转型的这一时刻，生我在新加坡，因此才能以“两极哲理”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等课题，毫无顾忌地畅所欲言，提出许多创新中国文明的我见。

从一个文明启发者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无论未来治国的政体是“民主”、“为民”、“宗教”，还是其它的体制，它们都要具有“政府管理人民、人民管理政府”的机制，这才能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取得平衡，并和谐相处。然而，要怎样判断政府管理人民得当，或人民管理政府得当呢？这就需要一个共同的人类行为准则，让人民和政府去遵守，及作为对与错的评判标准。我推荐的行为准则是：《和平工程》（请参阅：www.lee-philosophy.org 的相关文章）。依我看来，《和平工程》比起过去的任何人类行为准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最大特点是：科学化。

我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能让更多的中国朋友知道西洋政治是怎样地干扰着中国（及许多的国家），并从中得到免疫，即所谓的心理防卫；然而，请不要看了本文就以仇恨的态度去处理国家大事，因为这是无济于事的。

中国需要在西洋政治文化的冲突之中不断地脱变成长，找出富强自己的道路，并树立典范，引导世界走向和平。在我的文章：《续：文明之战与中国未来之文明》及《为民政体》就提到中国需要“自律与平等”来引导国家和人民，做到“适者生存、优者成功”的有利国家生存环境。而要做到“自律与平等”，就只需政府与人民改变旧的观念，来适应这新的观念；改变过程的对或错，还是需要有一个评判标准，就是：《和平工程》里头的行为准则（详情可阅读《续：文明之战与中国未来之文明》和《为民政体》）。在这里做点补充，就是“政府管理人民、人民管理政府”的机制主要是通过人民和政府的各种各样的对话而达成；中国目前已有政府与人民对话的机制，相信在继续的扩大与发展下去之后，这种机制会变得更加的成熟，并对国家社会的稳定与未来，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写了不少关于中国未来经政的文章，要写，能写的也写得七七八八了。我想今后我会多一点商业人生，少一点政治；多说做生意的道理，少说搞政治的方法。瑞贤祝福中国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