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稳定与持续繁荣的宏观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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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稳定与持续繁荣的宏观分析报告

一、经济进入适度增长区间同时须警惕

经济从偏快走向过热

1.经济走势前高后低，还是偏快？

有专家从经济周期的角度分析中国的经济走势，认为2011年和"十二五"时期，虽然进入了一个新的周期适度增长区间，但宏观调控的侧重点依旧是使经济走稳，防止经济从偏快转向过热。在"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各地发展经济热情较高，前期出台的振兴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保障住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加快城镇化建设，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等政策措施和各项区域发展战略正在发挥作用，再加上地方政府换届，这是一个快速上升的趋势，因此，要防止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

2.投资消费失衡带来产能过剩

有专家指出，投资和消费严重的失衡，实际上意味着这一轮的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和重化工业带动，前几年出口也是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当出口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受阻，又通过提高投资率来弥补这个缺口，这就使得投资和消费进一步失衡。严重的产能过剩不仅会导致市场恶性竞争、企业效益下滑，发展到一定程度，会造成许多企业巨额亏损甚至倒闭，导致上下游产业链瘫痪，银行信贷风险加大等一系列问题。

有专家进一步指出，根据各地公布的"十二五"规划的预期目标，全国经济增长率是7％，而各省、市、自治区"十二五"时期的预期增长目标统计，24个省市经济增长率在10％以上，其中有13个省市要求五年翻一番或者是力争五年翻一番。有学者对各省市的加权平均，经济增长率大概是在10.5％，超过"十二五"规划7％的50％，这个高增长又主要是投资带动，这一轮的投资势头还在继续。这种情况就意味着"十二五"后期，产能过剩导致经济下滑，并使贷款问题暴露。

不良贷款在经济繁荣时期不会暴露，一旦经济下滑、水落石出就看出来了。由于我国居民贷款比例非常小，不太可能发生美国的次贷危机。但我们

要看到另外的问题，贷给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有深刻的体制原因。重化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规模大，对GDP和税收规模贡献大，成为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投资项目的首选。由于这种贷款项目长，短时间不良贷款只要能够付息，从银行的五级不良贷款中反映不出来，但从中长期来看这个问题很严重。国家有关部门对1958年以后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投资项目做了分析，其中1/3从建成之日起一直亏损。所以对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主导这么多的投资项目，效益如何，目前很难评估，这就隐藏了很大的风险。

3.合理把握适度的增长期间，适时进行宏观调控

二、物价水平整体可控但通货膨胀会持续一段时间

但与会专家普遍认为，稳定物价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抓住了问题的核心，稳物价和稳增长是相辅相成的。

1.输入型通胀，还是流动性过剩

有专家把本轮通货膨胀与前几轮通货膨胀进行了比较进行分析，提出以下几点看法：一是2004年、2008年的通货膨胀是由食品价格拉动的，结构性上涨。这一轮食品价格还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非食品类价格也在上涨，逐渐走向全面通货膨胀；二是蔬菜、水果季节性比较强的农副产品价格，过去进入旺季之后有回调，但这次季节性回调的幅度弱化；三是过去食品价格涨幅比较高，但整个物价涨幅不高，非食品价格，或者是工业品出售价格涨幅回调幅度比较大予以抵消。从2008年8月份以后出现一个新的特点，上游产品价格涨幅不大的时候，中下游产品价格在上调，这说明中下游消化吸收上游产品的作用在弱化。

对于突然到来的通货膨胀，很多专家学者把脉导致这轮通货膨胀的主因是输入性通货膨胀，还是流动性过剩？有专家认为，我国这轮通货膨胀的成因主要是输入性通货膨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主要经济体通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导致国际市场上粮食、原油、铁矿石、有色金属等资源性产品价格大幅上涨。由于我国资源性产品的对外依存度日益提高，受其影响，国内包括石油、有色金属等主要生产资料价格几乎全部上涨。按照国家统计局的预测，全球油价、粮价、资源价格的上升对中国消费物价的影响预计在30％—40％之间。

有专家把物价上涨归结为五个方面因素：交易性货币供给、实际需求、工资上涨、劳动生产率提高、输入型成本推动。通过测算分析这些因素对这一轮物价上涨所起的作用，认为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主要是输入型因素，交易性货币供给提高，以及工资上涨，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这些年物价没有出现大幅度上涨的一个重要因素。总的来看，输入型因素对上游产品像原材料、燃料、动力核心价格指数、采掘业指数、原材料价格指数，然后加工工业、生活资料，最后到CPI，影响逐步递减，在递减的过程中，输入型的因素被大幅度消化了。工资是推动物价上涨的很重要的因素，但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比，整个劳动力成本还是下降的。

有专家持相反的观点，认为我国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主要不是输入型的，而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快、信贷投放过度造成的，集中表现为货币太多、流动性过分充裕。

热钱的流入和贸易顺差的持续高位运行使外汇占款比重增大，部分抵消掉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效应，也是造成目前通胀的一个原因。我国现行的外汇结售汇体制，使得央行外汇储备的继续增加，被动投放基础货币。尽管央行通过发行央票等很多措施回收流动性，但实际上很难完全吸收。另外，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也将倒逼中央银行增大货币发行。

2.翘尾因素的影响较大，增加了调控难度

二是适度加快人民币升值进程，2011年升值幅度可达到3.5％。人民币升值用以对冲国际价格上涨；强化对国际游资的管理，特别是针对特殊行业国际游资存在的新方式进行有效的管理。通过人民币升值的办法，对抑制输入型的物价上涨也是有效的，但不同的方式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效应以及对物价上涨的抑制作用是不一样的，一次性升值只是短期有效，只有渐进式的升值才会对抑制长期物价上涨有作用。

四是加大供给管理的力度。稳定物价水平最直接、最重要的是要保农业、保粮食，加大支农力度，增强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确保粮食安全；二是健全关键物资的储备制度；三是控制部分价格敏感性产品的出口。

三、城市生活质量指数显示高速发展背

后"两大反差" 在论坛上，首次发布"中国30省会城市生活质量指数"，目的是评判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后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状况。这一指数是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研究中心依据国际惯例和中国国情，组织数十名专家、学者历经近6个月时间，首次设计完成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标体系（CCLQI）。编制城市生活质量指数是世界发达国家的通行作法，已被广泛应用于国际、国内对比，而且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相结合，已成为普遍趋势。

由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加权的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反映出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满意度并不像中国的经济增长一样乐观，总平均指数为54.49，处于一般和满意之间，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提高空间较大；反映出经济高速增长背后存在"两大反差"：一是高速的经济增长与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之间存在反差，二是居民实际生活质量与居民主观感受之间存在反差。

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由客观指数和主观指数两部分构成，分别给主观指数和客观指数赋予40％和60％的权重，加权得出每个城市在每个指标的得分情况。其中主观指数包括收入现状满意度、收入预期、生活成本、医疗保障满意度、生活环境满意度、生活节奏以及生活便利程度七项分指数；客观指数在设计上基本与主观指标一致，总体上由25个二级指标构成，包含人均财富、人均消费、恩格尔系数、通货膨胀率、绿地面积等。指标体系的设计既考虑到居民的主观感受，又有客观经济社会数据作支撑，保证了指标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分区域看，东部城市生活质量客观指数高于西部，但主观满意度低于西部。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舒缓的生活节奏能够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以银川

和南京为例，两个城市的生活节奏指数排名分别为第1和第3，其生活质量总指数也排名相对靠前。而一些生活节奏快的大城市，生活质量总指数排名则相对靠后，例如北京，生活节奏最快（排名第30），其生活质量总指数仅排名第8。另外，西部大开发后，居民生活质量改善指数较高，提高了居民的满意度。

城市居民实际生活质量与期望值存在反差，居民生活质量有待提高。客观的经济社会数据所反映出的居民生活质量（客观指数平均值57.67）高于居民主观感受（主观指数平均值49.71）。这说明居民对生活质量改善的愿望非常强烈，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应该最终体现在生活质量的提高上。

有专家据此认为，我国30多年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但居民对生活质量的满意度并不很高，这说明高速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生活质量满意度的提高，反差的存在表明中国经济应在继续保持快速稳定增长的同时，努力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经济运行质量与经济增长质量。政府应着力降低生活成本，提高居民收入，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重视生态环境建设，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着力改善民生，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升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

四、工资上涨趋势倒逼经济结构调整

对于工资成本上升，尤其是农民工工资上涨削弱了中国的竞争力这一似是而非的说法，与会专家并不认同。工资上涨是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发生的，因此，工资一上涨，就归结为竞争力下降是一种简单的、不科学的判断。工资的上涨会对我国的宏观经济产生长远的影响。中国低端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必将成为引领市场导向型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支点，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带来了新的契机，开启中国市场驱动型经济结构调整的新阶段。

1.工资上涨是一个长期趋势

近年来，政府一直非常重视经济结构整，但是收入结构、需求结构失衡问题却在持续加深。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居高不下，产能过剩问题越来越严重，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仍然相对缓慢。其根本原因在于行政调控并不能从根本上把握需求的动向，无法根据国际分工发展的规律来确定未来产业的定位，从而产生产业调整进程中存在大规模的政府失灵问题。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将使市场化的结构性调整全面展开。

工资形成机制的革命将带来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从而启动中国市场化的收入倍增变化，并加速中国"收入;消费升级"的台阶效应的到来。这种变革必将改变中国工资占GDP比重过低和消费启动大大落后于同类国家的局面，从而加速推进中国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从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看，工资上涨趋势十分明显，但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却呈下降趋势。

工资形成机制变革将加速推行中国产业在区域上的"梯度转移"，并使中国产业在"加速性梯度转移"中实现产业升级，克服以往行政化产业转移带来的各种

问题。中国幅员辽阔，地区经济发展存在着较大的区域差异，这一点在地区间劳动力工资的差异上反映得也较为明显。工资形成机制变革将大大压缩东部区域产业生存的空间，从而导致产业自动向中西部转移。中西部地区在逐年大幅提高劳动报酬的背景下，实现了单位劳动成本的快速下降，并且在大部分行业具有单位劳动成本优势，也从侧面反映出东部地区需要产业转移的迫切性和可行性。这样一种由工资上升引发的产业转移，有助于消除长期以来的区域经济差异。

劳动力工资低会使得相对劳动力而言资本的价格更加昂贵，企业对廉价劳动力这一资源进行过度使用，而不愿意投资新设备和新技术。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初调整战略，走高工资、高生产率的道路。高工资逼着日本企业增加技术含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由于我国多数产业和企业长期以来依赖低劳动成本进行赢利，致使我国国家研发支出和企业研发支出均与发达国家存在不小差距。基于低劳动力成本的"世界工厂"使我国多数行业处于国际分工低端。低劳动力成本致使产业提高效率的动力不足。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不能仅仅看绝对的劳动力成本，应该是劳动力成本和劳动生产率二者的综合体现。目前我国制造业绝对劳动力成本处于较低位置，考虑劳动生产率后的相对劳动力成本却并不低。我国的低劳动力成本，允许劳动生产率低的经济活动也能赢利，使很多低劳动生产率的经济环节缺乏提升效率的动机。工资形成机制变革有利于增加居民收入，增加了农民工进城的机会，将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水平与城市人均消费水平正相关。而目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仍然大幅低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更多的农民工进城成为城市人口，将大幅提高整体居民消费水平。

3.工资上涨的空间依然很大

有专家对制造业劳动报酬水平与产业竞争力变动趋势进行分析，发现与和我们竞争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按照单位产品的劳动工资水平非常之低。我们主要的竞争对手的平均工资水平是我们的1.5倍。中国现在如果把制造业的劳动工资水准提高50％，并不影响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有专家对劳动力成本进行了测算，这里的劳动力成本是广义的，不仅包括工资，而且包括劳工培训费用、劳保费用等。劳动生产率是制造业增加值与从业人员平均数的比值计算的。

结果是我们国家这十年来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远远快于劳动报酬增长。大概2009年我们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只相当于1999年的89％。也就是说，如果按单位成本的劳动力成本来算，中国的劳动工资水平没有上升，而是下降了10％。通过比较投资来源地、产品出口地的发达国家和与我们竞争的发展中国家，会发现我国制造业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具有绝对优势。

提高劳动力报酬不仅没有削弱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其国际贸易竞争力。主要原因不在于工资，而在于劳动生产率。由于这些年我们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大大超过劳动报酬的增长速度，这造成了劳动报酬占产业附加值的比重持续下降的趋势。通过国际比较发现，我国制造业的相对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不仅具有绝对优势，还在强化。我们的竞争对手涨工资比我们的幅度涨得更快。合理地、逐步地提高劳动报酬，不仅不会对企业制造业的利润率和企业的利润总额带来消极影响，反而会促进企业利润总额增长和利润率的提高。

五、经济持续繁荣的动力机制需要再塑造

对于中国的未来经济增长和可持续繁荣，与会专家比较乐观。有专家对后危机时代的中国潜在经济增长与增长路径转换进行了展望，在中国长期增长的动力机制及长期增长率的核算方面进行了理论探索。也有专家从我国的对外经济前景角度分析我国持续繁荣的必然性。

1.要素弹性逆转是长期繁荣的基础

有专家在"中国潜在增长基准评价模型"及投资、劳动、技术进步等要素变动趋势分析的基础上，认为中国未来10年潜在增长率仍具有8％—9％的潜力。并通过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投资趋势的观察，提出"投资依趋势增长和拐点命题"，即从长期趋势看，投资（或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出现城市化加速时期的对数线性增长与城市化成熟时期的下降趋势。"投资依趋势增长和拐点命题"的提出，是因为城市化加速时期，资本深化及由此导致的生产率提高的内在要求，这为判断中国未来资本积累动态变动情景，提供了理论基础。

2.压缩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将产生巨大的集聚效应

中国经济增长现阶段正处于城市化率50％向更高水平迈进的关键期。与发达国家比较起来，中国经济增长经历着"压缩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即发达国家200年工业化、城市化历程，在中国被压缩在几十年里演化，进而决定了中国长期增长的行为特征（经济主体行为与发达国家的差异）和增长函数与发达国家不同。"压缩的"城市化过程必然给中国带来显著的集聚效应，由于中国的城市化是被压缩在几十年内实现的，所以它的集聚效应非常大，报酬递增明显；另外，由工业化阶段的"干中学"技术进步转向"自主创新"的驱动，蕴含与增长目标转换所引致的增长环境，产生可持续增长的动力。 3.培养新竞争优势的战略选择

有专家提出，当前美国短期复苏的手段是扩大出口和量化宽松，长期的手段就是回归实体经济的结构调整，美国的结构调整估计至少需要十年。谁来为美国中长期结构调整买单？这涉及全球失衡。失衡的责任，中国人和美国人各自应当承担一半的责任，美国无论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还是扩大出口，只会对外转嫁危机而不能解决问题。如何走出当前全球宏观经济的困境？无论是理论还是政策，我们现在的选择很少。我国外向型发展的目的是促进体制转型和诱导发展，三十年的业绩证明很成功。在内外经济失衡与国际压力显著增大条件下，需要实现外向型模式转变，解决中国走向大国经济的战略问题。

一是定价权。经济意义上的开放大国是世界主要价格的决定者，而不是价格的追随者；是国际重要规则制定和修改的决定者，而不是规则的接受者；是国际重大责任的承担者或逆周期调节者，而不是责任推卸者或顺周期参与者。中国在价格、游戏规则、责任担当等方面，依然是一个追随者。例如我国已成为世界铁矿石市场上最重要买家，而铁矿石的定价机制却从长期合同价格变成季度定价、月度定价以及现货定价。我国要提高全球范围内铁矿石投资比重，在国内厉行资源节约和替代战略，与全球铁矿石供需企业开展广泛的合作，形成规则的影响力和逆周期的调节力，这必然是时间和经验积累的结果，而不是拔苗助长。

三是从模仿走向创新。全球研发和创新活动主要分布在美日欧大三角区域。无论是国际前沿的基础性研究、应用性研究还是开发性研究，其创新的主体都主要是国际大跨国公司以及由世界最优秀的研究型大学、科研院所组成的国家创新体系。我国也有三个创新层次，即宏观层面的重大技术创新体系，如"两弹一星"；大企业层面的重点技术创新体系，如大飞机、高铁技术创新体系；小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体系。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很弱，创新环境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支撑很弱，引资的直接技术外溢效果很弱，是我国与美国在知识和技术进步上的最重要差距。

四是承担世界责任。提高全球公共产品提供及软实力的持续影响力。积极推动国际贸易、金融和货币改革。努力纠正全球化过度强调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忽视了"经济发展"，从而造成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贫富差距扩大和穷国消费力严重萎缩等社会问题。在国际上积极促进包容性增长和发展，建立一个机会平等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既要开放发展机会（如坚持贸易投资自由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又要实现全球的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并保证人人能公平地参与全球发展过程并从中受惠。增强促进共享发展的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中的影响力。

五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经济国际化的战略。在"十二五"时期，我国将会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和城镇化战略。扩大内需和城镇化战略都将是以中国市场需求为基础的一个内向取向的战略，如何解决扩大内需战略和城镇化战略与国际经济化战略之间的对接，对我们下一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未来的30年，是中国在人才的国际化、资本的国际化、产业的国际化和市场的国际化的关键时期，一步步地打造在周边和全球的生产组装基地，打造我们对外营销的渠道和网络，积极推动人民币走出去、银行走出去和资本走出去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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