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书降神”新议——北宋与契丹的文化竞争（一）

小引

“澶渊之盟”是北宋武力收复五代以来北方失地的最後一次认真努力。这次战役虽然以小胜结束，但最终订立的盟约，却是宋廷每年向辽输纳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名副其实地“化干戈为玉帛”。[i]古云：“天子之事，唯祀与戎。”既然戎事不行，精力自然转向“祀”来。据说和议成立後，“上（宋真宗）既罢兵，垂意典礼”，[ii]也是“偃武修文”的意思。这种反复倒也和太祖太宗的政策相距不远。但对于宋真宗赵恒而言，“澶渊之盟”的输款结好，无论如何唤不起踵武汉唐的感觉来。既欲彰显盛世，则无论远述秦皇汉武，近譬唐代玄宗，致力祀事都是标明盛世，点缀太平之一大景观。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无平等结盟的先例可循，宋与契丹的澶渊之约是用赌咒发誓的方式订盟的。据载宋人的盟书写明：

“质于天地神祗，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监，共当殛之！”

契丹文书亦有“孤虽不才，敢尊誓约。有渝此盟，神明殛之”等语。[iii]可知盟誓双方都具有共同的，至少是相当的天地神祗信仰系统。后来宋徽宗约金灭辽，违背了这个誓言，不久金兵入汴，徽钦二宗“北狩”，“斧声烛影”以后当政的赵光义一系宗室亲贵，几乎都被掳往漠北，受尽凌辱，异乡为鬼。赵构只身南渡，却终因无後，传位给赵匡胤之後裔。南宋与金亦曾有类似的诅神盟誓，只是辈份矮了一节，屈身为“侄”，但後来约蒙伐金，如出一辙，结局也差似。故宋遗民曾感慨系之，曰：

“国家与辽结欢。两国之誓，败盟者祸及九族。宣和伐燕之谋，用其降人马植之言，由登、莱航海，以使于女真，约尽取辽地而分之。子女玉帛归女真，土地归本朝。时主其事者王黼也。时论多以为不可。宇文虚中在西掖，昌言开边之非策，论事亶亶数千言。设喻以为犹富人有万金之产，与寒士为邻，欲肆吞并以广其居，乃引暴客而与谋曰：“彼之所处，汝居其半；彼之所畜。汝得其全。”暴客从之，寒士既亡。虽有万金之富，日为切邻强暴所窥。欲一日高枕安卧，其可得乎？种师道亦言今日之举，如寇入邻家不能救，又乘之分其室也。两喻最为切当。当事者既失之于女真，复用之于蒙古，而社稷随之矣。”[iv]

这种“渎神背盟，该遭报应”的宿命，就像一个压在中华民族心底的梦魇，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不脱某种荒诞的巫术味道。如果我们明白“恢复情结”和“神道设教”这两个主题词，实际上与有宋一代，特别是崇道的真宗、徽宗两帝共相始终的话，那么会更容易理解这节文字论述的重心所在。

有关宋代国君崇道传统，以及“天书封禅”、“蚩尤作乱”与关羽崇拜的关系，笔者已有论述。[v]此节所论，是“天书降神”究竟只是一场短暂的闹剧，还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政治文化设计之开始。这对于我们理解关公崇拜所以大兴于元、明、清三代，是很有必要的。

天书降神

《续资治通鉴长编》景德四年（1007年）十一月条记载说，殿中侍御史赵湘曾上言请封禅，真宗不答。王旦等奏：“封禅之礼，旷废已久，若非圣朝承平，岂能振举？”真宗也表示“朕之不德，安敢轻议？”[vi]但他的内心里，恐怕总是有一点不甘。既不能收复燕云失地，建立祖宗梦寐以求的功业，又想当盛世的明君圣主，赵恒的这种两难情意结，被聪明透顶的王钦若敏锐地捕捉到了：

“契丹既受盟，寇准以为功，有自得之色，真宗亦自得也。王钦若忌准，欲倾之，从容言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诸侯犹耻之，而陛下以为功，臣窃不取。’帝愀然曰：‘为之奈何？’钦若度帝厌兵，即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涤耻。’帝曰：‘河朔生灵始免兵革，朕安能为此？可思其次。’钦若曰：‘唯有封禅泰山，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然自古封禅，当得天瑞希世绝伦之事，然後可尔。’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帝思久之，乃可，而心惮旦，曰：‘王旦得无不可乎？’钦若曰：‘臣得以圣意喻之，宜无不可。’乘间为旦言，旦黾勉而从。帝犹尤豫，莫与筹之者。会幸秘阁，骤问杜镐曰：‘古所谓河出图、洛出书，果何事耶？’镐老儒，不测其旨，漫应之曰：‘此圣人以神道设教尔。’帝由此意决，遂召旦饮，欢甚，赐以尊酒，曰：‘此酒极佳，归与妻孥共之。”既归发之，皆珠也。由是凡天书、封禅等事，旦不复异议。’”[vii]

这是一般引述的看法。但司马光《涑水纪闻》记述王钦若的回答，侧重却略有不同：

“今国家欲以力服契丹，所未能也。戎狄之性，畏天而敬鬼神，今不若盛为符瑞，引天命以自重，戎狄闻之，庶几不敢轻中国。”[viii]

无论成书年代还是史官地位，司马光的这条记载都更应该成为本文论述的基础。下文再谈。

“以神道设教尔！”可谓一语道破了天机。紧接着宋真宗期待的奇迹就相继出现了，而降神、天书、封禅、祥瑞等事也次第展开。关于“天书降神”的整个过程，《宋史·礼七（吉礼七）》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述，可以参看。大致而言，这一次精心设计，而且持续了十数年之久的“国家造神活动”，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谓之“造势”。赵恒说“朕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将半，方就寝，忽室中光曜，见神人星冠绛衣[ix]，告曰：‘来月三日，宜于正殿建黄箓道场一月，将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接着就是连降“天书”，总计三次，第一次是“左承天门屋南角有黄帛曳鸱尾上，帛长二丈许，缄物如书卷，缠以青缕三道，封处有字隐隐，盖神人所谓天降之书也。”内容则是“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x]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其书黄字三幅，词类《书·洪范》、老子《道德经》，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绍世，次谕以清净简俭，终述世祚延永之意。”然後“天书”又不厌其烦，在四月、六月分别再降于宫禁及皇帝即将“封禅”的泰山。其间自然伴随着异香纷呈，祥云缭绕，先把道具的功夫做足了。

第二阶段则是“发挥”。这就是以“东封泰山”、“西祀汾阴”和“朝谒老子”为主要标志的大规模全国性“巡游表演”，以及朝野上下经久不息的朝奉祭拜的“广场表演”。此外的典礼仪制诸如上尊号，修仪注，建宫观，祀岳渎，也都不惜花费，务求崇大。各地官员亦不惮劳烦，争相报符瑞，呈禨祥。赵恒也典从理顺，亦步亦趋，不惜以皇帝之至尊，敬祷备至。可以说主要演职员和参与的群众，都把自己的戏份演到了十足十。

第三阶段照例是“曲终人散”。随着赵恒驾崩，他的儿子宋仁宗赵祯为尊者讳，“一抔黄土掩风流”，将“天书”随葬永定陵。这出戏的其它主要演职人员，也相继以不太光彩的方式谢了幕。曾任会灵观使、景灵宫使的王钦若虽经道士谯文易案牵连，但都得到优容，黜而复相，只是史家定评，可谓“诛心”之论。玉清昭应副使的丁谓最终被贬崖州。景灵宫副使林特落职知许州。亳州太清宫经度制置副使、天书同刻玉副使陈彭年早逝。他们和真宗权阉刘承珪一起，荣幸地入选“五鬼”之列。而赵恒本人晚年也频频发作“心疾”之症，形同疯癫。不提。[xi]

这桩“天书降神”的奇事，其实在北宋就颇有诟病争议，主要理由是“侈靡费财”，其次是“危乱之迹”。更深层的原因还有儒家的理性反抗，这就是孙奭著名的驳论“天何言哉？岂有书也！”《明史·海瑞传》称为“两语括尽欺诈”。批判诸贤已经列举了足够理由，故不赘。

但是从道教立场又生发出另一层意思。他们设问，如果是仅仅为了雪澶渊纳币之耻而降神、封禅，为什么会相隔三年之久？他们以为，宋真宗需要提携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借以镇慑契丹贵族，崇奉道教乃是其中关链的一环。据宋僧志磬的《佛祖统纪》一书所载，景德四年(1007年)臣僚言：“愚民无知，佞佛过度，谓舍财可以邀福，修供可以灭罪，蠹害国政，宜加禁止。”真宗对宰臣说：“佛教使人迁善，诚有其益，安可禁之？且佛法所至甚广，虽荒服诸国皆知信奉。唯道教中原有之，然不甚盛。”王旦答对说：“顷岁虏使登开宝塔，瞻礼甚虔，当戒杀，及至上清宫，不复屈膝。是知四夷唯重佛而不敬道也。”[xii]这是发生在与“降神”同年的对话。同年三月，真宗游幸龙门，睹岩崖石佛甚多，经会昌法难毁废，皆已摧坏。左右进言：“非官为葺治，不能成此胜迹。”真宗答道：“军国用度，不欲以奉外教，恐劳费滋甚。”[xiii]十一月，真宗又对王钦若说：“君臣事迹，崇释教门，有布发于地令僧践之，及自剃头以徼福门。此乃失道惑溺之甚，可并刊之。”[xiv]关键在视佛教为“外教”，足见真宗崇道，乃是被宋辽和战刺激起来的民族主义意识的表现。[xv]问题涉及到了宗教，寓有“文化抗衡”的意味，或者更接近事实。但是否真宗只是单纯以“崇道”对抗辽主“佞佛”，似仍不足以服人。

倒是元朝修撰《宋史》时，理学编撰者对赵恒表示了相当的理解，并在《真宗本纪》後附评赞曰：

“赞曰：真宗英晤之主。其初践位，相臣李沆屡言其聪明，必多作为，数奏灾异以杜其侈心，盖有所见也。及澶渊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杂，天书屡降，导引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修《辽史》，见契丹故俗，而後推求《宋史》之微言焉。宋自太宗幽州之败，恶言兵矣。契丹其主称天，其後称地，应岁祭天，不知凡几。猎而手接飞鴈，鸨自投地，皆称为天赐，祭告而夸耀之。意者宋之诸臣，因知契丹之习，又见其君有厌兵之意，遂进‘神道设教’之言，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庶几足以潜消其窥觎之志欤？然不思修本以制敌，又效尤焉，计亦末矣。仁宗以天书殉葬山陵，呜呼贤哉。”

按元丞相脱脱当初率人分别撰修宋、辽、金三史，各自独立，因而後人未能在《辽史》中见到相关或相应的记述，赵翼《廿二史札记》反而批评元修《辽史》“太简略。盖契丹之俗，记载太少。”且辽国历代修史早有旧稿。[xvi]亦可推断上述议论也是有据而发的。这道出元儒这样一个认识：宋辽之对抗，除了战场中的武力争胜之外，尚有文化上的“分庭抗礼”。由于处境相似，所述或者更近于历史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