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安全哲学

" 在以往形而上的学科中，少有对国家安全问题，尤其少有对中国国家安全问题的学理性研究。这是由于现实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此问题提出特别的需要。国家安全问题与其他一切学科一样，都有自身认识发生和发展的思想体系。认识发生和发展的问题，属哲学的范畴。由此本文提出“中国国家安全哲学”的概念并以此作为研究的内容。

一、认识发生原点：国家、国家主权与国家安全

研究“国家安全”，最不能会回避的基本概念首先是“国家”和“国家主权”。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是商品经济条件下产生的认识。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国家”不同，在这里“国”（state）并不是“家”（family）的放大形式，而是“生活在地球表面特定部分、在法律上组织起来并具有自己政府的人的联合”[1]在这里，人是国家组织的基础单元。

在中世纪，神及君权神授的观念占支配地位。“国”是“家”的集合体，君主是家长的集合和放大，因而，现代国家观念在中世纪难以形成。真正并具有人本意识的国家观念，出现在中世纪欧洲王权衰落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这一时期，欧洲出现了如英国的洛克、霍布斯，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美国的潘恩等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这样的看法，即：国家是社会个人和社会团体为共存而相互契约的结果；契约是社会每个个人自然权利相互让渡后的结合，这种结合的最高的表现是人民主权；国家主权是人民主权的外观形式，是一国人民的自然权利的最集中的表现。从自然法的原则中派生出人的许多自然权利，人权是人的自然权利的总和，它包括人的生存权和不妨害他人的发展权。国家主权是社会个人自然权利的集合体，也是全体国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集合体。换言之，全体国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相互依存并作为不可分割的两部分统一于国家主权的概念之中。尽管他们在对国家起源和对主权的认识上有所差异，但他们的上述理论对后来国家观念及作为国际法基础理论的关于“国家基本权利”理论原则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根据国际法，国家所享有的必需的最为重要的权利是国家基本权利，由于国家享有这些权利才被承认为国家。“哲学上的理论是，国家参加国际社会是基于它们的基本权利得到承认和接受。国家主权的观念的发展增强了这种理论。”[2]

在国际法中，国家主权是国家的最基本的属性，也是国家自然权利。由此便引申出国家其他四方面的基本权利：

一、独立权；

二、平等权；

三、自保权；

四、对内最高管辖权。这四大权利实际上分为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独立权和平等权是国家主权的国际存在并发挥相应作用的必要前提，是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中的最基本的体现；自保权是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中的安全保证。对内最高管辖权是国家主权的国内体现。这几方面权利缺一不可地支撑着国家主权的完整存在[3].

综上可见，“国家”、“国家主权”是“国家安全”概念发生的认识原点。主权中的“自保权”与由此引申出的“国家安全”概念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国家安全的最高目标是保卫国家主权，而保卫国家主权的最高表现则是保卫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由此推理，“国家安全”──不同于“公共安全”──就不应当是一个涉及社会个体安全的概念，而应当是一个只涉及国家及国家主权安危的概念：“国家安全”也不仅仅是国家主权中自保权存在的一种状态，它更是国民集体要求保卫自身生存和发展安全权利即自保权的合理延伸。

二、认识发展动力：生产力发展“国家安全”概念变化

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经历了各种发展阶段，但就其经济形态而言，却只经历过两种形态，即自然经济和市场经济。不管历史怎样发展，社会如何更迭，其经济运动并未超越这两种经济形态。

自然经济是一种以自给自足为动力和核心目标的经济形态。它的主要特征是其生产产品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为了满足生产者或经济单位本身的需要。在原始公社时期，生产力极低下，劳动者通过“损有余而补不足”式的平均分配使人类自身再生产得以延续。自然经济的最显著的优点是其经济活动并不需要过于复杂的劳动和劳动工具。简单的劳动和粗陋的劳动工具与自然对象进行最简单的物质变换，就会产生出人类所需要的生活用品。其次，自然经济所具有的自给自足的性质，使得这种经济结构在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中具有极强的稳定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极强的生存力，这种能力使世界各民族，尤其是落后民族得以渡过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也许正因此，处于自然经济形态下的弱小国家利用其地理优势，一次又一次在持久战中拖垮了强国的入侵。

但同时也应看到，自然经济又是一种只具备生存功能而不具备发展功能的经济形态。由于自然经济的生产目的是为了自给自足而不是用于交换，是为了获取产品的使用值价而不是价值，因此这种经济很难形成价值积累，其生产的扩大也只是对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占有规模的外延扩张，而不是价值积累和扩大。与此相应，整个经济只有在消费与生产保持大体平衡的条件下才能进行，一旦这种平衡因生产的扩大和财富增加及随之而来的两极分化而打破，这个社会也就随之解体并发生混乱。人类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再到私有制社会的历史演变，其内在规律就是这样。《荷马史诗》所描写的及世界各民族都经历过的“英雄时代”就是这种历史规律的早期反映。

只要有人类的经济活动，不管其形态如何，就必然有财富及敛财欲的增长。同是聚积起来的财富，但在不同的经济形态中，却会对社会稳定造成不同的后果。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的天性使其不具备将聚积起来的财富转化为资本的功能，这使得剩余劳动在商业流通中形成大量货币资本无法为生产领域吸收，当这些货币资本不能有新的投资和增值领域时，它便会通过购买生产资料（在古代农业国，这种生产资料就主要是耕地）的方式迅速转向生产资料领域，使原来已形成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稳定结合，遭到破坏性解体。不管什么社会形态，当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稳定性遭到破坏，社会的解体也就随之发生。一部中国古代史大体上就是这样的历史：经济繁荣来得愈快，社会动乱来得也就愈快。动乱造成生产和消费两方面的破坏，破坏使生产和消费再次回到其最原始的即一无所有的起点。

无疑，正是自然经济才使人类存在得以保障；同时也正因如此人类发展受到束缚。自给自足，特别是自给自足的小农业经济天然具有的排斥发展的特性，使经济的发展异化为破坏小农业自身的手段[4].在这种经济形态中，国家力量表现为国家对产品使用价值而不是对价值的占有量，其经济量的扩张──在农业国度中──也主要表现为土地和人口（劳力）的外延扩张。不断扩张陆权（而不是扩张海权）和不断扩张土地以使失去土地的农民再次获得土地，这是自然经济条件下避免整个社会内乱的主要方式，由此产生的人们对国家安全的认识必然是以重生存轻发展的认识；由此引发的对国家──特别是农业国家──主权及自保权的认识也多局限在防止属于自己的使用价值即土地、人口等而不是价值及其商贸运输线不受侵犯的方面。

取代自然经济的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最早起源于一般意义上的物物交换“市场”。不管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也不管什么样的经济形态，也不管什么地域发生的生产力，它们都不可能生产出劳动者所需的一切，这样便产生了人类最初的交换和由此产生的最原始的“市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产品有了剩余，市场交换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由此便发展出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有了货币，便有了通过交换致富的可能，于是便发展出专门经营商品的商业活动。但这时的商业行为，还不属于商品经" 济的范畴，这时的市场也不属于市场经济的范畴，它们只是自然经济并附属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目的的经济行为。然而，随着交换及由此获取的财富进一步扩大，商人的力量也随之扩大。手握巨大财富的商人便开始根据市场需求，将手中单纯为了生息的货币反转过来投资新的产业，将原来自给自足的经济活动改变为以满足市场需求为目的的活动。随着这样的活动获利增多，社会经济便由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自给自足的生产便转为商品生产，投入生产过程中的货币便转为资本。

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的特定阶段。与自然经济相比，资本主义经济将发展纳入其经济活动的目标，原来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与消费的稳定结合被资本分裂开来；市场竞争使生产的目标从原先只为生产者自身需求转移到为国内，继而为国际市场的需求。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市场和投资的多样性。在市场竞争中，谁先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谁也就获取更丰厚的利润；谁能赢得更多的利润，谁也就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市场经济的规则，与自然经济相比正好相反。自然经济中生产的扩大表现为对使用价值的占有量的扩大，市场经济中生产发展则表现为对价值的占有量的扩大；在自然经济中生存是发展的绝对前提；而在市场经济中生存则是发展的相对前提。在前者，国家生存系数高低是衡量国家安全的主要尺度；在后者，国家发展和可持续性发展能力更是考量国家安全的主要尺度。

当国家经济进入市场经济的快车道后，利润成了企业追求的绝对目标。为此，较早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在最初往往是通过最大限度压低国内消费来使企业利润最大化，结果导致国内阶级矛盾激化。为了实现在不降低利润率的前提下缓和国内矛盾的目的，这些国家便开始向外扩张。“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了。…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内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5]世界性的消费需求，给市场经济国家的生产带来巨大的发展。民族经济的发展将因此日益依赖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于是，世界市场──而不仅仅是国内市场──也就成了市场经济国家发展的必要前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安全”的概念，也就成了一个与发展相联系的世界性的概念；人们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也就从传统的“保家卫国”即从保卫国家本土生存的概念，转变为保卫国家世界性发展的概念。

三、认识的异化：资本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霸权与国家安全

自从资本登上历史舞台，世界就发生了迅速的变化。资本先把本来在自然经济中统为一体的国内生产和消费，分裂为对立的两部分并通过压低国内消费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当国内消费被压低到劳动力不能维持自身再生产的正常水平，从而由此产生的国内矛盾已不可调和的时候，资本就开始追求海外市场，并用从海外获得的大量利润回流，缓解国内矛盾。与此同时，世界也就开始了资本的全球化进程。率先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为避免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便要不断地创造可获高额利润的海外市场。这样世界便分为资本中心地区和资本外围地区。外围地区在遭到外来资本冲击并为资本中心地区提供利润回流的进程中不可避免要给这一地区带来市场经济的新因素；新因素会造成新的革命即市场经济需要的民族民主革命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市场化改革运动。

在资本主义历史上，英国是资本主义最初的中心。但最先品尝资本全球化冲击的是今天已进入七国集团的法国。

多极化的不断兴起与霸权的不断更替，是资本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现象。所谓霸权实质上就是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大国对世界经济及他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和垄断权；而所谓多极化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是自然经济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以重生存轻发展的自给自足经济向以发展求生存的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是封闭的地域性的自然经济通过市场改革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7].必须说明的是，与自由支配自身劳动力的工人存在是资本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一样，现代霸权并不排斥南方国家的生存权，相反还以南方国家的生存权为自己发展的前提，因此现代南方国家的反霸斗争的焦点并不主要表现在生存权方面，它实质上是已进入市场经济的南方国家争取其固有的发展权与已在国际市场中占主导地位的北方国家限制和遏制乃至剥夺南方国家发展权的斗争。邓小平同志对此讲得明白，他说：“人们在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我曾多次对一些外国朋友讲，这个问题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8]“现在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着全世界的经济，市场被他们占了，要奋斗出来很不容易。”[9]独立权包含着不可侵犯的平等" 发展权。平等发展权意味着平等地利用有限的国际资源和市场的权利，恰恰就在这一关键点上，北方国家才露出其早年海盗（霸道！）的本性。南方国家的持久存在（而不是发展），已成为北方国家缓和内部矛盾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但由南方国家生存权必然产生的发展权则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北方霸权国家的对立物。市场经济已把发展作为现代国家存在的基石，那么，刚进入市场经济的南方国家必然会把争取发展权作为其国际斗争的主要目标。资本打破了自然经济下生产与消费的天然平衡，使生产发展的无限性与市场和资源的有限性对立，这种对立最初导致国内经济危机；为缓和危机，资本就必须在更大的范围不断开发市场和资源。当这种开发覆盖至全球范围的时候，资本中心国就会对有限的市场与资源实行联合直接或间接地垄断；当这种垄断受到在多极化进程中新崛起的国家的强力挑战时，资本中心国就会不顾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公认的国际公理，利用它们掌握的巨大政治军事力量对这些国家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实行所谓“遏制”（这种遏制的底线并不是一国的生存权而是这个国家全体国民共享的发展权）。一旦这种遏制被新崛起的国家强力打破，其结果，要么是霸权国家向新崛起的国家妥协，认可一种适应于多极化发展而不是少数国家垄断性发展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要么就是在原有的游戏规则中出现霸权更替──就像英国代替西班牙、美国代替英国一样。这是一个进入市场经济轨道的国家不能回避并且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无法改变的历史过程。

在全面推进市场经济的经验方面，美国人是我们的先生。在反霸中保卫和捍卫自身发展权方面，早期美国人也是我们的先生。

国内市场、国内资源的有限性和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也是所有形态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之一；是市场经济，特别是刚进入市场经济轨道国家的内部社会矛盾产生的重要根源。正是基于这种深层矛盾，1874年、1877年、1886年，美国爆发了规模巨大的工人罢工。国内市场不足和由此激化的社会矛盾，要求当时的美国经济必须向海外发展。在当时寻找海外市场，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其一，美国必须获得更多的海上基地作为贸易和海军的中转站，以保护和扩大美国的海外利益；其二，美国必须解除当时横行于东太平洋的霸权国家即英国、德国及西班牙的海权压力。这两大现实问题使越来越多的战略家对当时美国传统的沿海战略提出质疑，他们认识到现代海军的舰只不应是单独航行或停留在美国沿岸港口，而应集中成舰队在海上采取进攻性行动。正如1887年美国一位国会议员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支海军，“它能使我们在远离海岸的地方迎击来犯之敌”[14].

与此同时，美国也极果断地开启与英国、德国和西班牙在东太平洋上争夺霸权的战争。1867～1889年间，美国买下了阿拉斯加，占领了中途岛，迫使英国和德国承认美在夏威夷的珍珠港和萨摩亚群岛的帕果－帕果建立的海军基地的事实。1895年英国试图扩大英属圭亚那的领土，和委内瑞拉发生边界冲突。美国在“门罗主义”的旗号下强行干涉并迫使英国接受美国的仲裁。1898年美国向西班牙宣战，利用其海上优势迅速击败西班牙舰队。后又将西班牙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的殖民遗产──波多黎各、关岛、菲律宾和古巴攫为己有。美国在打败西班牙、迫使英国和德国在萨摩亚群岛、英国在拉丁美洲地区向美国作出让步的同时，也就真正步入新崛起的世界大国的行列。此后美国在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的利益才得以不受阻碍地实现。

回顾历史，是为了中国的未来。美国本世纪初的崛起及其与英国等霸权国家的斗争，并不是美国的过错：任何新崛起的国家，尤其是市场经济国家，都有平等和自由地与其他国家分享国际贸易及其贸易运输线路的权利。问题在于，美国在它摆脱殖民地地位并崛起之后，便开始以保护“国家安全”的名义，侵犯他国主权，与霸权国家瓜分世界并与这些霸权国家联合垄断和排斥南方国家发展权。这使美国对“国家安全”的认识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发生了异化：由正当的维护国家发展权的行为，异化为阻碍生产力全球化和社会化的霸权行为。

四、从一般到特殊：中国国家安全新观念

当今中国国家安全，已不是生存意义而是发展意义上的概念；当今中国的发展已不仅仅是国家内部的历史运动，而是一种与世界紧密联系一体的历史运动。发展利益之所在，便是今日中国国家核心利益之所在，对国家核心利益的威胁便是对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从这个意义上看，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安全观念不同，中国新世纪的国家安全应当主要是一个以维护中国发展权为核心的世界性的概念；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关注，应当从传统的维护本土安全，转变为维护已走向世界的中国政治和经济利益安全；对中国国家安全系数评估基点，不应再主要建立在本土安全而应建立由本土辐射于世界的国家利益安全之上；最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也应当从封闭的和独守家门的模式，转变为积极进取和开放的模式；从制陆权为主的作战方式转变为集制空权、制海权和制电磁权为一体的现代作战方式。总之，利益决定观念及其实现手段。中国的发展利益走到哪里，中国的安全观及其实现手段就应辐射到哪里。

那么，这是不是说，中国要改变传统的反对霸权主义外交政策，转而要与其他国家争霸世界呢？

不，绝不能这样理解。

如前所述，所谓世界霸权，是当代处于资本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对处于资本外围地区的国家发展的垄断权。自从市场经济的政治神话在中国打破后，我们便意识到市场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采用的一种经济体制。既如此，只要采用市场经济体制，不管其国体如何，它们必然要从世界的角度考虑其固有的发展权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权，从经济的角度看，主要是一国在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不受侵害的权利。而赢得这种权利的关键是自由利用世界贸易必需的交通线，特别是海上交通线的权利。中国既然选择了市场经济，那它就必然要拥有自由贸易及对自由贸易保护，特别是军事保护的权利。在经济日益走向全球化的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全方位地跨国发展，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而是任何采取市场经济的国家天然具有的权利。因此运用这种权利并不是霸权主义的表现，霸权主义的本质在于它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对南方国家的发展权的那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式的垄断。中国“不称霸”的外交政策不应被理解为放弃中国主权中固有的必然要走向世界的发展权，而应被理解为中国在争取和捍卫自己所拥有的必将融入世界的发展权──发展权只能是世界范围的发展权──的同时，不仅不排斥而且还要与其他国家平等地享有各自的发展权。反对霸权主义与保卫平等的发展权，是一对不可分割的概念。对中国──乃至对所有南方国家而言，不反霸则不能求发展，求发展必然要反霸。但是，“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22]，反霸，至少要有与霸权不至过于悬殊的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在这一点上，今天的许多人过于相信“国际法”的作用。然而“在当今世界上，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与否不取决于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后者赋予。”[24]用强力保卫自己应有的海外平等自由发展的权利，而不是动辄以“制裁”的方式剥夺他国的这种权利，这正是中国既要崛起又要坚" 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界线所在。

注释：

[3]王铁崖主编：《国际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93～94页。

[4]“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除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切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的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0页。

[5][7][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4～255页、第50页、第9页。

[6]拿破仑曾经锋芒毕露地说，任何国家要想单纯地照搬和轻信英国的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就法国商业政策来说，他在这句话里所表现的政治智慧，超过了他同时代一切经济学家在他们著作中所表现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9页。 [10][11][12][20][21][23]马汉：《海权论》，北京：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60页、第375页、第379页、第297～298页、第412页、第419页。

[11]马汉：《海权论》，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375页。 [14][15]《美国军事史》，中译本，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4页、第255页。

[16]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下册）》，人民出版社，第87页。

[18]据新华社北京1999年9月1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