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寅初时代的人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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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马寅初所处的短缺经济时代主要面对的是福利性资源供给短缺型、供给约束型的人口问题;那么进入21世纪,在低生育水平相对稳定之后,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将主要是权利约束型、结构失衡型的新人口问题。

今天,我们追思和学习马寅初先生,归根结底,是要学习他的精神和气节、立场和观点、思想和方法。

从人口问题本身以及我们的认识相互结合的演变来划分,我们可以区分出马寅初时代(建国到1970年初)、过渡时代(70～80年代)和后马寅初时代(90年代以后)。

后马寅初时代与马寅初先生所处时代的经济背景、人口状况、社会转型等诸多方面截然不同。就人口而言,后马寅初时代的核心问题是“人口结构性失衡问题”,包括快速的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出生性别比失调、人口发展风险的增加等。

面对当今复杂的人口形势,马寅初先生如果还健在的话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事实证明,马寅初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面对后马寅初时代复杂的人口形势,马老如果还健在的话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首先,主张生两个孩子。

在1957年5月9日发表于《大公报》的“我国人口问题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一文中,马寅初就“每对夫妇生几个最合适”这一问题明确指出:“我认为两个就够了,男孩代替父亲,女孩代替母亲。我还主张两个有奖,三个有税,以税作奖,不会加重国家负担。”当我国在以一胎化为主导的人口政策引领下持续多年地实现了低生育水平之后,我们蓦然发现:到了家庭生命周期的中后期,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高风险家庭,以成年独生子女为主体的社会本质上是高风险社会,随着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和人口转变的深化,人口发展的风险在悄悄积累。

人无近虑,必有远忧。我们要在未来确保人口发展的安全性,就应该回头看看“新人口论”提出的卓越主张,不仅继承马老的精神,而且实践他的主张,认真考虑他“生育两孩”观点的合理性。

其次,胎儿也有生命权。

我们要建立起对生命的信仰和对权利的尊重,这将有利于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恢复自然平衡。以人为本的计划生育就是要降低和控制非意愿的怀孕、生育和非意愿的不孕不育,以及非理性的怀孕和生育,从公民满意的地方做起,从公民不满意的地方改起。

马寅初为什么不赞成人工流产?一则因为这是杀生,孩子在母体里已经形成,有生命权。二则会伤害妇女的健康,使之一生多病。三则会冲淡避孕的意义,如果允许人工流产,年轻夫妇就会将希望寄托在人工流产上,不去避孕。尤其是男子,对避孕不负责,对妇女不公平。四则会增加医生的负担,造成很大浪费。因此他主张避孕、推迟婚龄和超生征税。

事实表明,中国人口问题已经发生了重大演变。随着低生育水平的实现和稳定,人口爆炸的风险已经大大缓解,但伴随生育水平下降而来的新人口问题却接踵而至。在以“一胎化”为主导的生育政策引领下,在急剧的社会转型的推动下,我们要看到人口转变的同时,我国的人口问题也在转型,简单说就是从增长型人口问题转向结构型人口问题,从自然型人口问题转向政策性人口问题。到了后马寅初时代,我们需要面对人口发展的代价和风险问题,很多是直接或者间接与政策有关的。

显然,一方面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寅初的科学态度和人文关怀;另一方面又不能固守他半个世纪前的观点,毕竟时代不同了,计划生育的理由已经不再是计划经济。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马老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因为福利供给型的短缺经济对人口增长所带来的需求压力非常敏感,人口增长的分母效应、消费效应非常强烈。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人口问题不是简单的“增长型人口陷阱”,而是“制度型人口陷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一系列制度创新和变迁逐渐使中国走出了“低水平均衡的制度型人口陷阱”,有目共睹。因此,我们需要坚持“两点论”,达成这样的价值取向:就是要以马寅初的精神和方法来研究后马寅初时代的新人口问题。

如果说马寅初所处的短缺经济时代主要面对的是福利性资源供给短缺型、供给约束型的人口问题;那么进入21世纪,在低生育水平相对稳定之后,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将主要是权利约束型、结构失衡型的新人口问题。

马寅初先生在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人民、对育龄妇女的关怀,也就是说,“尊重权利”是《新人口论》非常重要的元素。譬如,他明确主张“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办法,最重要的是普遍宣传避孕,切忌人工流产。”虽然对妇女健康落墨不多,但态度明确和坚决。

我们学习马寅初不能固步自封,而要体现与时俱进的精神。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历史的产物,其诞生有历史条件,也有一定的历史适用性。我们学习马寅初不能固步自封,而要体现与时俱进的精神。以数为本的人口观过渡到以人为本的人口观,最关键的就是要确立以权利为中心的新人口政策体系。具体来说,一方面需要适当“还权于民”,另一方面需要适当“赋权于民”,权利的保障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基本前提,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家庭的幸福发展、人口的优化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发展的目标。同时,还要投资于民、造福于民、发展于民。

时至今日,我们面临的已经是“后马寅初时代”的人口问题,需要解决的不再是简单地论证人口控制的必要

性,而是要为适度、有效的人口控制和均衡、持续的人口发展提供最新的科学支持,与此同时,也是进行必要的历史反省、对生育率急剧下降所付出的代价进行补偿的时候,该认真考虑和对待计划生育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规避人口发展的风险,补偿人口控制的代价。

首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需要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积极探索“人口调控”的理论和方法。

未来十几年,我国人口总量仍将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的基本国情没有根本改变,特别是育龄人群中还存在着非意愿的怀孕和计划外的生育现象。符合民意、尊重民权、保障民生的“计划生育”依然必要。但到了低生育率相对稳定的时候,我们需要实现适度的低生育水平,生育计划要回归权利、回归家庭、回归人文,适时提出“城乡通开二胎”的人口新政,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以及人口和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口已经成为开放的人口,影响人口发展的人口学变量并不局限于人口的出生和死亡,也包括了人口的流动和迁移。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人口流动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地区的流动大量增加。目前,全国流动人口超过2个亿,其中80%以上是农民工,而农民工的主体是处于生育旺盛期的育龄人群。人口的自由流动和迁移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转化人口压力为人口推力、激发人口活力的重要社会机制,如何防止人口城市化的“拉美陷阱”和“大城市病”,如何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如何促进人口的合理分布和有序流动,如何解读“属地化管理、市民化服务”的经验和“科学化管理、均等化服务”模式已经成为新时期的重要议题。

其次,我们不仅需要“生育计划”,而且需要“生育关怀”。

虽然我们在降低生育率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事实是计划生育群体和家庭还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如独生子女父母的现实困难和后顾之忧问题;独生子女夭折伤残家庭的救助和关怀;“计划生育老人”的养老安全问题,计划生育手术后遗症人群的经济补偿问题等。目前人口计生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能完全满足公民避孕节育、性和生殖健康以及家庭发展的需求。

近年来,国家相继实施了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西部地区“少生快富”工程、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的扶助制度等,受到大众的欢迎。各地的人口计生协会主要针对独生子女死亡伤残家庭积极开展“生育关怀行动”,也取得可喜成绩。

生育计划体现的是理性,生育关怀体现的是保障。归根结底,要以关怀来引领计划,让社会计划和家庭计划完美结合。其中,社会计划的重点是给予家庭、夫妇和个人以关怀、服务、救助和保障,而家庭计划则要在自由中负责地决策。

再次,我们不仅需要“调控人口数量”,而且需要“优化人口发展”。

2006年12月17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进入了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阶段。要统筹解决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问题,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保障人口安全,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科学的人口观是兼顾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投资和开发的大人口观,是人口问题关系到社会总体可持续发展命脉的人口关键观,顾此失彼和只顾眼前的两种做法都是要不得的。但核心的指导思想是以人为本、以民为贵,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中心,这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精髓所在。

目前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严重、普遍的升高和偏高现象在挑战中国的人口安全,快速的生育率下降和少子高龄化问题在挑战我们应对新人口问题的能力,计划生育弱势群体的后顾之忧问题也在考验人口计生工作的文明程度和民生关怀。

优化人口发展的重点有三,一是倡导适度生育,生育率不是越低越好,少生不等于独生,一胎化是非常时期的非常选择,是次优选择,逾越了人口安全发展的伦理底线,成为“政策性人口问题”的重要诱因,二是平衡人口结构,人口的结构决定人口的功能和影响,人口的性别失衡和过快老化、过度集聚都会导致人口的生态危机,进而诱发全局性的社会危机;三是投资人口发展,我们需要在全生命历程中促进人口和家庭的健康发展,大力提升人口的生殖健康、生育健康、人格健康、关系健康和结构健康,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的转变,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们还需追问的是:面对马寅初,面对《新人口论》,我们究竟是多了一份骄傲还是多了一份惭愧?2l世纪中国的人口科学要有自己的未来,要赢得社会的尊重和历史的地位,就要坚持马寅初式的话语权——说真话的权利。基于对事实的尊重、对社会的关怀和对历史的责任,继续发出自己的光热和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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