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李约瑟难题与科技政策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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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约瑟难题的现实意义

中华文明在人类历史上的辉煌延续了数千年，一度还还引领历史潮流，雄踞时代巅峰。但20世纪以后，社会的动荡和历次运动的洗礼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生了变化，现在的青年人已经似乎很少主动读《论语》，《孟子》，很少把儒家的理论挂在嘴边，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传统的儒家文化渐息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每天所接触的文化和知志大部分来源于西方，饮食起居触目可及都是来自欧美的“舶来品”，美国的可口可乐和麦当劳对青年人的诱惑远大于凉茶和中式快餐，欧美流行歌手的知名度高于民乐歌手……这些都从侧面印证了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困境。尤其在科学技术方面，正如李约瑟难题所分析的一般，近代以来我们在自然科学的造诣方面落后于西方有着深刻的原因：可能是社会的，也可能是经济的，更可能是文化的。笔者认为，在诸多原因中，文化差异和产权制度的因素最有解释力。有学者将李约瑟难题归咎为传统社会的氛围及国家政治体制的束缚。实际上，这些因素都可追根朔源到东西方传统文化特质和知志产权制度差异的问题上。以下笔者将尝试从这个角度分析李约瑟难题的成因。

二、李约瑟难题的破解

如果说把人类现行的知志体系大致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三类，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可归为最后一种。科学是人们探索未知世界的活动，社会文化系统与构成对科学的孕育和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观点认为适合科技发展的社会文化主应包含合理性价值、功利性价值、普遍性价值和反对权威义等方面。这些因素恰恰是西方社会所具备的并为其科技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反观中国传统文化，从一开始就走上了道德伦常，修齐治平的道路。知志分子关心的不是自然界的知志与奥秘，相反是现实生活中为人处世的道德规范和治国安邦的经世致用之学。这种文化的形成归因于长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同时也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从一开始就是具备强烈的封闭性和排外性。小农社会不大讲究效率和效益，甚至对这两者还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排斥。自给自足，靠天吃饭也使得大家对科学技术的创新不感兴趣，以致清末的重臣们看到西洋先进的科技还斥之为“奇技淫巧，以为不足学”。所有这些都使我们的传统文化基本与科学、尤其与自然科学绝缘，呈现出一副具有浓重诗情画意的浪漫情怀和经世致用的功利色彩的人文学科知志体系。

历史上，传统中国也没有建立起完善和有效的私有产权，尤其是知志产权。这也使得科技生长的产权制度环境比较欠缺。统治者的意图只是为了思想控制和方便统治的需要，并非为民众提供技术专利的保护和鼓励社会进行技术创新，或许这正是传统中国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知志产权制度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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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新的概念和内涵

“创新”一词起源于西方文化，韦伯斯特词典对创新的定义有“引入新东西或新概念(to introduce something as or as if new)和革新(to make changes)”两种意义。创新最早出现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论著中，他认为创新就是“新的或重新组合的或再次发现的知识被引人经济系统的过程”。创新的本质是实践，是对客观世界生生不息的状态的深刻揭示。《哲学大辞典》中对创新的解释是“人类的创造性活动”;“人类自觉能动性的集中体现”及“人类固有的本性”。因此，创新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根本属性。

创新的内涵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创造性。“创，始造之也”(颜师古语)，“修旧曰新”(郑玄语)。顾名思义，创新具有“始创”、“修旧”之意。二是突破性。凡是创新，必然对原有思想、理论、技术、方法等有重大的突破，并提出新的思想、理论、技术、方法等等。“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预料未来，而只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三是创新理由的充分性。任何创新都是建立在充分的根据之上的，具备充足的理由，决不是凭空想象，更不是胡思乱想。

二、创新认识过程中存在的误区

1.片面强调创新的现代性，否认创新的永恒性

很多人认为，创新是当代才出现的，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才被人们高度重视的问题。这一观点确有其合理性。然而事实证明，在人类社会的任何一个时期都存在创新问题。马克思指出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人的需要水平的不断提高是创新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力。也就是说，只要有人类社会的存在，只要人们有需求，就有创新的永恒存在。由此可见，创新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话题。

三、李约瑟难题对我国科技政策革新的启示

(一)完善以培养科学精神为核心的科学教育体系

在科学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对文化的理解应该比古人更全面客观。尽管现在人们都知道科学知志的重要性，但谈起文化的含义，人们或多或少还是首先将其与人文学科知志体系挂钩，对于科学知志，则更多的归到知志技术范畴。为此，我们应改变狭义的文化观，将代表人类知志发展最高水平的现代科学知志体系纳入文化的视野。尤其对大学生文化素质的培养更是不能缺少科学精神的培育。“科技文化所体现的理性，公平，宽容，批判，创新，效率，协作等科学精神，是推动近代以来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变革的基本因素”。大学科学教育应重视科学史知志的讲授，强化科学教育理念的传授，关注科学教育的人文价值，大力促进大学生对科学技术内涵和价值的把握与理解，培养学生对社会和对科学负责的历史责任感。

科学精神的缺失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一大不足。中国人的务实精神将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发挥到极致。科学和技术被认为是一种仅仅为政治、生产和生活服务的工具，没有发掘出隐藏在技术层面背后的科学精神内涵。当然，科学精神的培育也应该理性看待传统文化。尽管中国传统文化缺少科学精神，但不代表热”既是传统文化回归的一个重要信号，也表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在21世纪强劲的竞争力。如传统文化中强调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被现代科学话语解读为讲究和谐统一，注重绿色环保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后工业化时代，饱受工业和城市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之后，人们深深的体会到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这些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可提供源远流长的理论支持。

此外，吸收西方科学文化中有益养分的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的。我国著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竺可桢先生说过，近代科学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有二：“一是不晓得利用科学工具，二是缺乏科学精神”。我们科学教育的首要目标当在大力培养国民、尤其是青少年的科学精神。恰到好处地调节科学中的“工匠传统”与“学者传统”，改变将科技看成一种纯粹工艺技术的偏颇观点，发掘科技背后的精神内涵。简而言之，为了更好地振兴我国科技，构建创新型国家科学精神的培育应成为未来科学教育的核心内容。

(二)关于中国科技政策革新的若干建议

李约瑟难题的提出揭示了我国近代科技的普遍衰落与缺乏知志产权制度有关，使得即便有调整科技生产活动的法律法规也未能催生现代意义的科学技术。适度的经济利益对科学知志的传播与应用具有导向作用，当然市场机制的导向作用离不开相关政策制度的鼓励。当代中国科技政策的革新要通过完善知志产权制度来促进科技进步，保护私有产权写入宪法必将赋予民众更多的自由与权利，必将保障科技创新权利主体的产权利益。另外，科学研究需要有相关法律政策保障科学研究与言论自由。古代宋明理学使科学赖以生存的自由宽容丧失，最终令科学技术倒退。西欧的文艺复兴洗礼倡导自由理性精神，相反中国民众却被儒家思想禁锢了理性科学精神的生长。“中国把儒学作为官方哲学，主张尊古读经，限制了思想自由;重文轻理，鄙视技艺，视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致使科学家们不得不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青灯面壁，发愤求知”。

近代中国虽从形式上自清朝末年到民国时期都进行了知志产权立法，但其实际效果却极其有限。这个例子说明了除重视知志产权立法和严格司法等正式制度之外，还要重视文化因素的综合影响。科技政策法规固然可进行移植，但科技法律法规功能的实现必然有赖一个有利科技创新的文化氛围。有学者就形象地指出，“科技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有什么样的文化土壤就会培育出什么样的科技文化”。很多时候，光有制度并不足够，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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