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社会学视野下的电视访谈节目生产

媒介社会学视野下的电视访谈节目生产

在《杨澜访谈录》节目组内部，各种社会控制因素与媒介生产之间始终保持着互动。笔者从媒介社会学的角度，借助场域理论，简要分析《杨澜访谈录》的媒介生产过程中各种社会控制及其特点。《杨澜访谈录》不是访谈节目中收视率最高的，但是它对“人文理想”的坚持、在娱乐化大潮下坚定的姿态具有可借鉴性及参考价值。

依据中国特定的媒介制度与宣传规定，目前国内媒体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受到主要的控制因素来自政治与市场两个方面，其中来自于宣传管理部门和行政部门的政治控制与权力干预所产生的影响与制约力要强于来自市场的控制。学者陆晔在研究中指出，这种给新闻生产构筑了“有形控制空间”的权利，主要形式包括 “除了对具体时间的宣传通知、相关审稿制度和宣传管理部门直接下达宣传任务外，还包括了各种潜在的机构内部尽人皆知的边界。[1]”《杨澜访谈录》栏目组也是在这样的边界之内的各种控制下来进行节目生产。

一、政治控制：宣传管理与约束

借用“场域”理论来进行分析，会更容易透过复杂的机构关联看清其背后的错综关系。根据布尔迪厄所界定的“场域”的概念，场是由附着于某种权利形式的各种位置之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的[2]。联系到新闻生产所处的场域中，作为具有特殊“意志”的政治控制因素，也同样会与其它因素之间产生复杂的互动关系。

根据笔者在《杨澜访谈录》栏目组总监及导演的深度访谈，《杨澜访谈录》所受到的政治控制主要有下属特点：

1.相对电视台直属的栏目组来说，《杨澜访谈录》受到的来自党政部门、行政机构的宣传任务的影响较小。因此在媒介生产的过程中，基本上不存在为了政治宣传任务而做的应景性的选题。从对节目制片人的访谈中也可以看出《杨澜访谈录》在政治宣传上的相对自由度与主动性：因为我们本身是一个民营制作机构，不属于电视台，不需要完成一些政治任务，没有部门和机构规定《杨澜访谈录》必须要做这方面的选题。我们主动去做一些选题一方面是从节目本身出发，另一方面也符合当时社会情况和整个传媒的趋势[3]。

2.对于来自党政部门和行政机构的宣传口径，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对涉及到了敏感话题的人物，会在后期编辑中进行处理和删减，尽量满足审核的标准和条件。《杨澜访谈录》很少做国内政治人物访谈，一方面因为国内官员在访谈中顾虑多，很难表现出真实的自己；另一方面，国内政治人物的约访限制较多，操作相对麻烦，而且容易在审核中受到更多的限制[4]。因此，纵观《杨澜访谈录》十年来的访谈嘉宾名单，访问过的国家元首都是来自国外，国内的政治人物屈指可数。

我们也有审查不通过的节目，比如前段时间去台湾做的系列访谈中，两个敏感人物就无法播出，一个是蒋友柏，一个是星云大师。领导认为播出这样的人物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所以电视台宁愿不播，也不去冒险[3]。

此外，这种来之政治控制的影响在栏目组中对处于不同岗位的从业者，有不同的作用力。这种政治因素的作用对媒介生产实践的影响更多的停留在了组织的高层中，管理者希望给从业者们更多的操作的自由。但在节目组内部长期的实践中，从业者们也基本达成了共识。

3.作为体制外制作机构生产的媒介产品，《杨澜访谈录》的节目在接受审核时，会受到更严格的把关与限制。非但没有得到更多的自由，相对于卫视自产的节目，反而会受到更多的来自政治敏感事件、敏感话题、敏感人物的审核与限制。因为是台外面的节目，体制外的，所以我们的自由度仅仅限于操作层面（即片子的生产流程），政治上的自由度其实更窄。台里为了安全考虑，经常会更加审慎的审查，所以往往我们的空间更小，很多好的节目不能播出[3]。

《杨澜访谈录》节目组的可贵之处是，在不可避免的限制之下，并不是完全被动遵守，而是采取特定策略，通过积极争取与巧妙应变来提高节目的安全性，促使敏感人物的访谈播出能够顺利实现。

二、经济控制：商务指标与收视率

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一书中写到，新闻界是一个场，但却是一个被经济场通过收视率加以控制的场。这一自身难以自主的、牢牢受制于商业化的场，同时又以其结构，对所有其他场施加控制力[5]。新闻场受到的来自商业逻辑的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力在不断增强，这种逐渐增强的控制力也对新闻场的自主性构成了威胁。在这样的威胁下，越来越多的媒体开始选择了妥协与退让。

在传媒发展史上，责任与利益始终处于一个从斗争冲突走向和谐的循环往复的过程，尤其是在媒体自身的现实物质利益、经济利益和其所应承担的文化责任、文化使命之间，冲突与和谐的交替，从来没有停息过[6]。但在这样的冲突中，媒体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不同的定位与价值观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走向。

《杨澜访谈录》不可避免的会受到经济控制的影响和压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收视率的压力，其次是来自公司经营部门的商务指标的压力。但是，经济控制在《杨澜访谈录》的作用力又存在一定的特殊性，这与其他以市场为导向的节目有所区分。存在这样的特殊性主要原因是：

1.相对于“收视率”，节目更注重的是品牌与“影响力”，这与节目的定位与价值观相关联。在媒介生产的过程中，收视率的影响虽然一直存在，但却一直没有处于上风，只是一个附属的参考标准。节目制片人马敬军这样看待节目收视率的影响：《杨澜访谈录》本身不是一个收视率很高的节目，卫视也希望我们采到一些高影响力的人物，而不是要求跟快乐大本营一样取得极好的收视效果。作为高端访谈类的节目，在现在看来已经逐渐的被边缘化，小众化了，不是大众消费的产品，它已经度过了自己的黄金期。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跟娱乐化的节目争收视率，我们只需要维持住一定的收视率，来保证影响力。所以收视率只是我们看重的选择之一，并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3]。

对收视率的看法，在节目组内部也基本达成了共识，这样的共识也是在节目组内部长期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在笔者对节目组导演君达的访谈中，也得到了同样的印证：“我们做选题的时候基本不参照收视率，受收视率的影响不大。[7]”

2.《杨澜访谈录》受到的商务指标的要求主要是来自阳光文化集团的经营部门，但是这样的商务指标的限制仅局限于对节目的包装的严格要求上，对节目的内容生产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具体来说，会受到一些来自节目的冠名商、赞助商的限制。

整体上来看，《杨澜访谈录》所受到的经济控制是有限的，而且来及经济因素的影响对节目的质量与生产并未产生本质的影响。依据笔者的访谈与实地观察，这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嘉宾的选择上：节目会适当的调整中外嘉宾的比例。“做中国人的节目，收视率高一些；年后的节目可以适当的增加中文嘉宾的数量，降低外文嘉宾的数量。”在策划会上，针对年后收视率不佳的状况，主持人做出了调整中外嘉宾比例的决定。但是，这样的调整也是在一定的限度内进行的。“我们的节目外文嘉宾的数量基本维持在三分之一左右，保持一定的比例，来体现节目的国际化视野。”

三、专业控制：真实与深度

杨澜在书中这样写到，“记者的职业就是探究和报道真相。在《杨澜访谈录》的舞台上，我比较关注的是一种心灵的真实。[8]”《杨澜访谈录》从一定的层面上讲，也是一种从人物角度进行的深度报道。主持人的这种对“心灵真实”的追求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节目组的其他从业者，成为一种内化了的专业控制，规范着每个从业者的实践操作。

除了对真实性的追求外，《杨澜访谈录》对话题深度的要求也是其专业控制的重要方面。这样的深度体现在了对嘉宾的选择以及对话题的设置上。

我们做蔡铭超的那期访谈，是因为他背后所透出的是整个中国在迅速的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在价值观上面与西方世界的冲突。而且那个时候一直热炒的话题就是所谓的民族情结以及民粹主义。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选择了这样一个人物[3]。

此外，在专业控制上，主持人的影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节目的制作理念、价值观、风格都很大程度上由杨澜主导，杨澜会参与到节目从策划到录制的多个环节，并在讨论中将自己的理念和价值观传递给节目组的从业者，大家逐渐向着杨澜的要求和标准靠拢，在这样的潜移默化中，节目内部的职业理念、操作规范等都逐渐内化成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和标准。

综上所述，从《杨澜访谈录》研究个案来看，对其媒介生产所产生的影响力与作用力最大的是专业控制。栏目组内部在长期的发展与实践过程中，以主持人的风格与定位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一种强大的专业控制的作用力。在这个作用力的影响下，虽然受到政治控制与经济控制的约束与限制，《杨澜访谈录》也一直朝着预期的方向发展。前进的过程与职业坚守的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长期传承下来的价值观与理念也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左右。但正是这样在这样的外界压力之下，一个节目才会不断的创新与发展，去适应环境的变化，并进一步的对它所存在的环境产生影响。